当今的现代文学研究似乎有越来越往思想史靠拢的趋向。许多学者做现代文学研究，做着做着，就做到思想史方向去了。在一些大学，最热衷于谈论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化史的，是中文系的师生，反而不是哲学系和历史系的。看看每年的博士论文，许多做文学思潮、社团、流派和作家的，自觉不自觉也都往思想史方面靠，有的已很少谈文学，即使有一点文学也往往做成了思想史的材料。现代文学中也的确有一些思想史的题目做得非常投入，非常有突破性的。事实上有一些学者已经“转战”到相关的领域，甚至领了别一专业的风骚。人家干本业的反而可能“冷眼旁观”，出于专业分工的壁垒，并不认同外来的闯入者，甚至会常常拿起专业训练的标尺，对现代文学出身的思想史写作者挑鼻子挑眼。

　　这已经是近年来学界的一种景观。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不同学科的融合交汇，所谓科际整合，似乎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过去的学科分工过细的做法正在受到抨击。就现代文学而言，本来与政治、社会变革联系就紧密，所以研究文学史有时要介入思想史也顺理成章。而且从实际效果看，思想史的研究的确也拓展了文学史研究的层面、角度与内涵，或者说，在思想史研究的背景中，获得对文学史内涵的新的理解，这都已经而且还将丰富着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阈。

　　但由此引发且值得考虑的问题是，文学史研究中的“思想史热”有没有值得反省的问题或倾向？思想史能否取替文学史？文学的审美诉求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中还有地位吗？

　　我的确有些困惑，在80年代前期，我们讨论现代文学史，一个核心的话题就是“回到文学自身”，那时大家都在指责过去的研究忽视了审美，对于政治的、社会的种种“非文学因素”的干扰，普遍都有一种腻味的情绪。现代文学真正作为一门学科的建构，跟当时这种“回到文学”的呼唤与努力，应当有很大的关系。现在的情形刚好掉了个头，“回到文学自身”呀、“审美诉求”呀，似乎又被看作“过时”了。文学想象和文学语言创造本来是很个人化、个性化的，特别是对那些成功的作家作品，离不开经验性的分析评论，光是大的思想背景的考察或所谓时代精神同一性的阐析，其实进入不了文学。但现在似乎一讲文学个性评论就是经验性的小打小闹的，就是老旧的不成气候的。于是，我们现代文学界的许多同行，无论年长的还是年轻的，重又格外关注以前曾经鄙弃的“外部研究”，热中于从思想史的角度进入评论，并力图介入政治的、社会的批判，指点江山。这也许属于螺旋式的变化，当然可以从时势的变化来解释。问题是，这种学术态势之变，是否正在对现代文学史学科进行事实上的“解构”？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影响？

　　照我的理解，思想史与文学史有交叉，但又还是有分工的。用一句老话，叫“术业有专攻”。思想史主要是叙述各时期思想、知识和信仰的历史，而文学史主要应该是文学创作及相关的文学思潮的历史。一为“思想”，一为“文学”，两者可以互为背景，或互相诠释，但各自的领域大致还是比较清楚的。一般而言，思想史处理的是较能代表时代特色或较有创造力与影响力的思想资源，文学史则要面对那些最能体现时代审美趋向，或最有精神创造特色的作家作品。搞文学史的自然要了解思想史的背景，甚至也难免“越位”，做跨学科的一些题目。就个人的学术选择而言，这无可厚非。但文学史家若要“跨”进思想史研究领域，恐怕就不能只是维持文学史的眼光和方法。因为不同学科各有不尽相同的“游戏规则”。但现在的情形是“越位”中有些混乱，甚至有些本末倒置。例如，要分析冯至的十四行诗，自然少不了要关注其深邃的哲理性，那种智性之美。这主要应当从诗艺的、审美的角度去探讨。如果硬要发掘冯至诗作中的哲学思想，认为其达到什么存在主义的思想深度，甚至干脆把冯至当成哲学家，煞有介事地探讨其对哲学的贡献，那显然就是过度诠释了。因为不管怎么说，冯至也只是出色的诗人，他用诗歌表达的那

　　些哲思，那些独特的体验与感悟，并不构成思想史上的意义。有些论文探讨现代作家的哲学思想怎么深入，如何有特点，也许文学圈内会叫好，可是在治思想史的学者看来，不一定入得了“围”的。又比如，你想表现40年代知识分子（其实主要是作家）的精神和心理历程，挑选了朱光潜、沈从文、萧乾这样一些著名作家来作为分析的现象或典型，也许是方便和适当的。问题是如果硬要“越位”，摆出思想史的架势来处理这样一些其实并不真正具备思想史资源意味的对象，那充其量只是文学史家玩票思想史。

　　有时，在我们学科圈子内习以为常的事，跳出来换个角度思考一下，就可能“陌生化”，产生一些值得探究的新问题。就拿鲁迅来说，一般认为他是伟大的思想家，关于鲁迅哲学思想研究的论著多如牛毛。鲁迅诚然是伟大的，他的确有非常独特的思想。例如，鲁迅早期在《文化偏至论》等著作中所表述的对文化转型的焦虑和探索，就不同凡响，在思想史上值得关注。我在最近一期北大学报上也写有一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鲁迅在文学创作中（如《野草》）所体验与感悟的许多哲学命题也是独特而深邃的，那也可以说是“鲁迅的哲学”。但如果不是从“文学家的思想家”来定位，而真的把鲁迅放到现代思想史哲学史上去考量，那么我们的结论也许就不一定被人接受。我最近翻阅几本比较权威的现代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除了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没有一本是以专章或专节来郑重评述鲁迅的。冯友兰的《中国现代哲学史》甚至根本就不提鲁迅。也许哲学史思想史的写法有问题。但我们搞现代文学的也应该思考一下，为什么关于鲁迅哲学思想研究只是文学圈内热，而在思想史、哲学史领域都少有反响呢？这现象值得研究，似乎其中也涉及到了不同学科的对象、标准和方法差异问题。

　　我们曾经抱怨，以往的文学研究过分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视”，其“负担”太过沉重了。现在的情形如何呢？这些年来思想文化界许多重大命题的讨论，包括哲学的讨论，现代文学方面的学者几乎都是其中的担纲角色。这真是“哲学的贫困”。对于现代文学学科而言，领地拓展了，本属“自己的园地”会不会反而荒废了呢？这真是很难说的。

　　现在都在提倡拓宽知识结构，打通不同的专业，毫无疑义这是时代的趋势。但作为学术研究，还是应当有“本业”作为基点，学科整合应立足于自己的基点去整合。就文学史而言，会与思想史有交叉，但文学史家所做的“本业”，或者其长项，还是和思想史家有不同的。那么到底现代文学的“本业”是什么？

　　王瑶先生曾经这样为现代文学下过定义：所谓“现代文学”，就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文学”。这是一种很概括也很到位的说法，一般不会有什么异议。按照这种理解，现代文学史写作就不应当只是谈论“思想”，也要兼顾到“情感”、“心理”，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艺术审美；即使谈论思想，也主要探讨用文学形式表达的“思想”，这和思想史、哲学史乃至文化史的关注层面与方式都会有区别。否则，还要文学史干什么？

　　记得十多年前，丹麦作家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在我国重新译出时，曾吸引过许多文学史研究者。勃兰兑斯主要是通过对欧洲文学中主要作家集团和运动的探讨，去“勾勒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心理轮廓”。在他看来，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是研究人灵魂的历史。这当然只是一种文学史观，并非文学史写作的唯一格式。但这种文学史观在当年对于我们力图摆脱僵化的思维模式，是起了重要的启迪作用的。可惜多少年过去了。我们的文学史研究，无论是离勃氏还是王瑶先生的理想都越来越远了。文学史是大学中文系的基础课，其功能除了培养“思想”，还应当有“审美”，有文学的感觉与眼光。在这个日益平面化和物质化的时代里，审美感觉与能力的培养更显重要。不能不承认有这种带普遍性的现象：许多学中文的大学生研究生学会了“做”文章，却消泯了自己原有的艺术感觉，中文系也越来越不见“文气”了。对文学研究过分注重操作性，而轻视艺术审美经验性分析的这种倾向，的确应该引起警惕。

　　当然，这里并没有简单否定文学史研究中的“思想史”热，只是对那种一味追求思想史的架势，而完全脱离了文学的“文学史”研究表示疑惑。也许这种质疑能促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当前研究的某些不足，而从更高的一个层次来思考文学史与思想史结合的可能性：无论是把文学放到思想史的场域中考察，还是利用思想史的方法角度理解文学史，都不是脱离文学，而是研究文学与思想的互动，是从更开阔的背景中了解文学所依持的思维方式、想象逻辑及情感特质，以及这些文学想象和情感方式如何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形成带普遍性的社会心理现象。这是跨出文学史，又回到文学史，并不会消泯文学研究的独特性，而又可能为文学研究拓展新的论域，甚至可能发现许多往往为单纯的封闭的文学研究所遮蔽或忽略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