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新时期文学30年”学术研讨会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

发表时间：2007-11-25

11月20日，“陕西新时期文学30年”学术研讨会在我校雁塔校区启夏苑举行。

把脉：共济一堂

为了总结陕西新时期文学30年的成就及历史经验，深入开展陕西文学与陕西文化建设研究，我校文学院与陕西省作家协会联合举办本次会议。在京的陕西籍著名评论家、作家何西来、白描、李建军特意从北京赶来参加讨论。四川省作协《当代文坛》副主编夏述贵、《文艺报》记者任晶晶应邀出席本次大会。新华社陕西分社、陕西日报、西安晚报、华商报等记者到会采访。参加研讨会的著名作家还有冯积歧、红柯、冷梦、莫伸、朱鸿等；著名评论家有李星、畅广元、畅广元、王仲生、邢小利等。西北大学、西安工业大学、宝鸡文理学院、延安大学、陕西理工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均派出多人前来参会。

我校文学院文学院院长李西建、党总支书记傅功振、国际汉学院院长陈学超、研究生处处长李继凯、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震、出版集团总编辑刘明琪，以及文学院教授阎庆生、赵学勇、屈雅君、卢洪涛、王荣、张国俊等六十多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围绕“陕西新时期文学30年”的相关话题展开深入讨论。

《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主持了开幕式。我校副校长萧正洪教授致欢迎辞，他简要介绍了此次研讨会的目的，并希望各位专家、学者、评论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共同为陕西文学把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忠实、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为大会提交了书面致辞，他们分别对此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并回顾了陕西文学近三十年发展的巨大成就，肯定了此次会议举办的巨大意义。

李西建教授主持闭幕并作了大会总结报告。他说：“此次会议多种声音的交流中，陕西师范大学收获颇丰，尤其是延安大学等以团队形式出现的批评姿态值得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借鉴。”他希望类似的研讨会可以延续下去，共同实现陕西文学研究的复归。

总结：成就经验

在新中国的文学史上，陕西文学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著名评论家何西来说：“三十年来，陕西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产生了具有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作品。仅以长篇而论，《白鹿原》就可以代表上世纪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鲁迅文学院副院长白描认为陕西作家成功的因素可归结为五点即：艰难的生活磨砺和深度的情感体验，丰厚的地域文化背景和强大的文化传统，老一辈作家的努力，不断提升的审美追求，强烈的超越意识。他说：“陕西作家大都出生农家，根植于黄土地，生活并工作于最普通的劳动群众之中，他们的任何创作，都带有自己的禀赋个性：对劳动的爱，对劳动着深深的同情和爱，对生存艰难的非同一般的体验。陕西作家在艺术上追求坚密扎实，浑厚凝重，喜欢重拳出击，推崇写实和悲剧的崇高感。”著名评论家李建军认为，陕西作家充满了责任意识、道德激情和较为成熟的写实经验。

《当代文坛》副主编夏述贵通过对新时期四川文学和陕西文学的比较，指出陕西作家直面苦难、深入苦难用文学表现生活的精神是四川作家应该学习的地方。作家陈仓将陕西新时期文学30年的成就概括为四大效应，即：社会效应载入史册；人才示范效应福及三代；经济效应全国第一；思想学术效应潜力巨大。在此基础上，他对后三十年的陕西文学做了积极展望。

思考：地域文化

陕西作家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浓厚的乡土情结。白描认为陕西作家取得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具有丰厚的地域文化背景。他说：“陕西作家都有一块自己坚守的领地，比如三个领军人物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其中路遥代表了高原型气质形态，开阔豁达；陈忠实代表了平原型气质形态，坚实厚密；而贾平凹则代表了山地精神气质形态，灵秀俊逸。”他认为陕西三个地理板块，三个文化板块，造就了陕西作家的写作风格。陕西作家的精神气质有淳朴雄浑的高原型，舒缓沉稳的平原型和轻扬灵脱的山地型。

李震教授认为，陕西的文化传统除了陕北、关中、陕南三种文化外，还有一种不容忽视的胡夷文化。这种文化有其自身特点，值得研究，其代表作家作品包括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奴隶》，叶广芩的家族系列小说以及红柯的作品等。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梁颖谈了地缘关系及环境伦理对文学构成的影响。她认为陕西三大地理版块，对作家其人其文在气质个性、创作理念、叙述主题、人物形象、文本风格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宝鸡文理学院赵德利教授认为除了地域特点以外，陕西的文学作品中还都含有浓厚的乡土情结。他说：“乡土情结是陕西作家创作的素材来源，又是他们创作的动力与价值座标。”西安交通大学副教授杨琳指出，近年来对乡土无法割舍的情结是西部作家创作的母题之一。何西来则认为，陕西作家身上的乡土情结是与生俱来的，即使在城市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乡土情结也不会消失。

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吴进对“陕西文学”的概念做了大致界定，认为在地域因素之外，陕西文学应指在柳青等老一辈作家影响下形成的以“把小说视为历史的文学记录，追求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史诗性，注重对当下社会结构的大规模的严肃的展现，尤其注意当代社会发展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为主流风格的文学。他认为陕西作家主流话语某种程度上与国家话语重合。

探寻：缺陷不足

陕西文学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都存在着缺陷与不足。李建军在肯定陕西文学所取得的成就后，着重批评了陕西文学所存在的问题。他认为，陕西文学缺乏完全独立的人格精神和高度自觉的批判精神，缺乏情感和时间的距离感，“消极写作”甚嚣尘上。同时他还以贾平凹作品为例指出陕西文学缺乏理想主义，启蒙精神和健全的人道主义精神。此外，他还认为陕西的文学批评严重失职。陕西师范大学张国俊教授认为，陕西新时期文学取得的巨大成绩，在于走出了柳青工具论文学思想的阴影，回归到了文学传达生命的消息和再现生存状态的本质。但是，陕西新时期文学对《创业史》的思考还很不够，没有对它的问题进行清理。陕西文学未来的发展，有待于对《创业史》加以重新思考，有待于作家提高自身识见水准，准确真实地把握历史。

白描在谈论陕西作家的乡土情结时指出：“当一个作家用农民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来对历史进程做出估价，来看待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并作出评判的时候，就有点不可靠了。”李继凯教授指出其他省区对地域文学予以了很高的关注，通史和换代史的研究都很到位，但是我省作为文学大省，在研究方面还存在不足。陕西师范大学裴雅莉博士认为在90年代以前，地域文化使陕西文学获得了独特性，但是它今天若不能摆脱保守性，这会影响它的进一步发展。她认为贾平凹的小说《高兴》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在贾平凹的创作理念中，女性和农民形象缺少赋予时代感的变化；二是关于作家的悲悯情怀，指出批判知识及权力实质上是对于悲悯的批判。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李西建教授在大会总结时指出批评家和作家之间还缺乏良好的互动，陕西的文学创作缺乏自省、自我拷问意识和对中国文化的一个自觉的文学批评。

预测：发展走向

面对已有的辉煌成就和存在的缺陷与不足，陕西文学应该怎样更好地发展突破呢？著名评论家李星指出作家应加强自身修养，要处理好自己与现实的关系。陕西文学应该走向人文，走向人性，走向民族化，向民族形式回归。著名评论家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畅广元提出“精神进程”的观念。他从西方“文明是知识分子对统治者的驯化”的论断入手，在详细分析了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等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的基础上，提出作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应该重视精神进程，以现代意识看待文学问题，应保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在现代的时间进程中，呼吁作家努力打破种种“笼子”的束缚，彰显自由意志。《延河》执行主编常智奇指出，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陕西文学当代性的起点，同时也决定了它的两面性，尤其主流意识、价值判断往往影响着陕西文学批评，呼吁批评家的独立人格。他指出，当前陕西文学批评中存在的组织不够、散兵游勇式批评为主的问题。

阎庆生教授强调学术研究中文、史、哲的贯通，要历史地看待陕西文学，认为目前提“陕西文学”，更多的是一个行政概念。提出要打破地域观念，放眼世界，超越某个固定的研究对象。在进行文学研究时要重视个体价值，注意历史的发展，注意用历史来印证现实。李西建教授指出陕西的文学批评应该呈现多元化。朱鸿教授提出作家的天职在于发现人类遭遇的压抑和困境，为人类解放开辟道路。由此，作家必须实现思想的转化，进而提出实现这一转化所必须具备的五种基本品质，即怀疑的精神、独立的人格、批判的态度、开拓人性的疆域、从现实进入存在。

李西建教授强调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批评的立场和态度问题，他认为应强调批评的多元化，呼吁作家与批评的良性互动；二是关于批评家的素养问题，他认为批评家应该具备自审意识、自我拷问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