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钱乘旦教授是我国现代化研究领域的开创者之一，他从历史学的视角出发，对英国及世界现代化进程进行了分析和考察。在钱教授看来，和平渐进的改革是英国政治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色；政治现代化和工业化都存在着3种基本模式，这些模式对现代化后来者都产生过程度不等的影响力；世界近现代史的主题是现代化，应该以现代化为主线，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现代化失误与“反现代化”是现代化进程中常见的现象，对它们的深入研究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有益的经验。

　　关键词：钱乘旦 英国史 现代化 学科体系 反现代化

　　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现代化潮流方兴未艾，在中国乃至整个第三世界，现代化依然是人们孜孜以求的最为迫切的目标。对现代化后来者而言，如何认识与把握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并从现代化先行者的经历中吸取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实课题。为此，记者专门采访了现代化领域的研究专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钱乘旦先生。

制度创新与英国现代化道路

　　记者：作为现代化的开创者，英国在近代历史上曾建立起长达一个世纪的世界霸权。英国霸权的兴衰是学术界探讨的一个热门话题，您曾从制度创新角度对英国霸权的兴衰进行了解释，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在此您能否对这一点予以展开阐释呢？

　　钱乘旦：英国的霸权与现代化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现代化也就没有它的世界霸权。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化也是一种制度创新；在近代世界，英国就是通过制度创新引领时代潮流，并迅速崛起成为欧洲强国、乃至世界强国的。一个时代潮流，往往表现为一种新制度的出现，谁能够做到制度创新，谁就走到潮流的最前面。制度创新包含两层涵义：一是创造前所未有的新制度，为未来指引方向；二是使原有制度不断更新，不断保持活力，能够与时俱进，这二者在英国都得到了体现。在近代历史上，英国开创了许多世界第一，创新成为英国崛起的关键性因素：首先是政治制度的创新，表现在英国人率先建立起现代政治体制——君主立宪制以及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从而实现了政治现代化，并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创造了一个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其次是经济领域内的制度创新，表现为英国首创了一种全新的工业生产力，通过工业革命而率先进入工业化社会，并引领世界各国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另外还有思想文化方面的创新，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的“自由放任”思想、边沁等人的“功利主义”思想、托马斯·莫尔与罗伯特·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乃至从英国工人运动中诞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等，都表明英国在思想文化的发展上走在时代前列，制度创新的最终结果是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霸主。不过，到19世纪末期，当英国不再能进行制度创新时，其走向衰落也就在所难免了。英国霸权的兴衰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国家的振兴和强大必须依靠其制度创新，特别是像英国这种规模的国家要想争当世界第一，就必须始终掌握领先的法宝，必须在一些关键性领域引领世界潮流，制度创新能力由此决定着国家的兴衰。对于20世纪英国的衰落，我的看法是：英国并没有没落，也不是在走下坡路，英国还有活力，仍然在前进，只不过她已经失去制度创新能力，从而不能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从而沦为一个二流国家，这也是英国本该所处的地位。

　　记者：英国在现代化方面远远地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您对现代化的研究也正是从英国开始的，那么，您是如何认识与总结英国现代化道路的呢？

　　钱乘旦：我对英国现代化道路的探讨是从研究改革问题开始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存在一种僵化的思维模式，即崇尚革命，批判改革。其实在我看来，改革与革命只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两种不同方式，它们都可以推进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其中一种方式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对另一种方式的否定，二者之间不一定相互对立、相互排斥。从世界历史来看，通过改革完成社会转型的个案也较为多见，更何况改革是一种代价相对较小的更为普遍的社会转型模式，在不少情况下，只有当改革道路走不通时，革命才会走上历史前台。我们知道，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完成了经济起飞，而在政治现代化方面，英国则通过和平、渐进的改革，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这一点成为英国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特色。克服专制王权，实现权力向下转移，是其政治现代化的第一个目标。英国人首先尝试革命手段，但失败了。通过1688年光荣革命的妥协，英国完成了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制的转变，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政体框架开始形成。随后，在打破贵族寡头统治、向民主政治迈进过程中，英国人彻底摈弃革命手段，一而再、再而三地采取改革方式，这就有了始于1832年的多次渐进的议会改革，它们引领英国最终实现政治民主化。值得注意的是，改革之所以能成为英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关键在于统治阶级在迫不得已时所做出的适时让步。英国统治阶级虽然保守，但并不顽固，当民众的改革意愿表达得十分充分并且面临暴力革命威胁时，统治者就会适时退让，满足人民的部分要求，逐步扩大政权的基础。正是通过一点一滴的妥协和退让，英国古老而传统的政体框架内，被装进了许多全新的政治内容，英国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顺利完成了向现代民主社会的转变。

各国现代化模式的比较

　　记者：在对英国现代化进行充分把握的基础上，您后来由点及面地对各国现代化模式进行了探讨。下面，请您谈谈一些比较典型的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走过的不同道路。

　　钱乘旦：英国在现代化方面远远走在其他国家前面，我将英国现代化的特色总结为改革道路，由此出发，我又考虑到其他国家为什么不是这样，于是就把同属欧洲的法国、德国拉进来加以比较，去探讨发达国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问题。在与陈意新合著的《走向现代国家之路》一书中，我探讨了英、法、德现代化的3种模式。民族国家的形成对于现代化的启动至关重要。英国在1485年建立专制王权，完成民族国家统一，重商主义作为国家政策广为推行，英国很快成为欧洲强国。此后，英国又通过“光荣革命”克服了专制王权，议会成为最高权威。在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框架内，英国又用和平、渐进方式实现政治权力的转移，从而完成了政治民主化历程。在宽松、自由、和平的政治环境中，个人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由此开始了工业革命。英国步步走在其他国家前面，始终领导着现代化潮流，因此成为世界强国。法国专制王权的建立要比英国晚一个世纪，其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也艰难得多，贵族势力的强大及其顽固性促使法国建立起欧洲最强大的王权；后来为克服专制，法国人又必须花费更大气力。法国之所以要用暴力革命来克服专制王权，原因就在于法国专制主义过于强大，王权与贵族坚决捍卫旧制度，不愿做出任何妥协，对立双方只好兵戎相见。然而，大革命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此后近百年中，法国一直处于革命与复辟的轮回中，社会持续动荡，经济发展速度受到影响，工业化进程缓慢。直到1870年后，法国模式突然发生转折，由对抗转为妥协，此后法国就确立起议会制度，不再发生革命了，法国人开始用协商手段逐步建立起民主制度。德国的经历则正好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这一问题。长期的分裂局面使得德意志民族无法作为整体来追求国家现代化，因此远远落在英、法等国后面。1870年后，旧的容克地主贵族通过对外战争实现国家统一，并掌握了现代化领导权，在随后短短30年间，德国完成了经济起飞，在工业生产方面甚至超过英、法。不过，现代化领导力量的“错位”给德意志民族带来无穷灾难。为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旧势力就一再煽动民族情绪，挑起对外战争，结果德国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之一。直到二战后，德国才被迫进行改造，彻底抛弃旧势力的影响，新的政治力量终于登上历史舞台。总体而言，英、法、德3国现代化道路各不相同：英国道路以和平变革为特色，它能长期维持社会稳定，同时又保证社会进步；法国道路是革命式和跳跃式的，它保证法国彻底摆脱旧社会的束缚，但可能影响经济的发展，国家和人民付出的代价也太大；德国道路中有很多高明之处，但也隐藏着许多危险因素，应该加以注意。

　　记者：以上您谈到的主要是欧洲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但从经济方面看，现代化主要是一个工业化过程，那么您对各国的工业化模式是否也进行过探讨呢？

　　钱乘旦：是的。在《第一个工业化社会》一书中，我首先对英国工业化模式进行了研究，随后在与杨豫、陈晓律合著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一书中，我则总结出了世界各国工业化存在的3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是以英、法、美等国为代表的“自由放任”模式，其特点是经济在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中运行，国家在经济活动中仅仅充当监护人的角色；第二种是以俾斯麦当政时德意志帝国为代表的“统制主义”模式，其特点是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指导、甚至是推动作用，但经济规律仍旧发挥作用，市场调节明显；第三种是以原苏联，尤其是以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模式，其特点是国家直接而全面地干预经济生活，是经济活动的实际操作者而非监护人，市场机制几乎不发挥作用。3种模式都能使一个国家走向工业化，完成经济转型，不过3种模式均有利弊，因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工业化道路选择上，充分了解各种工业化模式的利弊，吸取工业化先行者的经验教训，显得非常必要。

现代化主线下的世界近现代史

　　记者：在最近一篇论文中，您以现代化视角对世界近现代史进行了重新解读，并提出“世界近现代史的主线是现代化”的论点，请您对此加以进一步说明。

　　钱乘旦：历史是包罗万象的，也是丰富多彩的，人们可以从不同视角对历史加以解读，由此而形成以不同主线写作的历史，如阶级斗争、经济发展、政治变革等，我们可以用这些主线来观察世界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在我看来，近代以来所有的历史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这就是现代化。过去几百年中发生的重大变故，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无一不是在现代化的主题下进行的。公元1500年左右，欧洲发生了一系列社会变动，表现在农奴制解体、城市与商业的发展、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重商主义的发展、国家统一战争、民族独立战争以及国家间争霸战争等，这些变化为欧洲社会转型，即现代化的启动准备了条件。当转型准备工作完成后，现代化首先在政治领域内迈出，英国克服了专制王权，建立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并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完成经济起飞。法国、荷兰、美国等紧随其后，完成了政治变革，并开始工业化进程。到20世纪，欧美国家已基本完成现代化，成为现代化先行者。英国原先的移民殖民地在英国的带动下也搭车先行，成为发达地区。现代化具有一种扩张的本能，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现代化携带着先进的工业生产力，通过强制方式向非西方世界推进。由于欧美以外地区属于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现代化进程由此而变得特别艰难。从19世纪中叶起，现代化跃出欧洲，向亚非大陆推进，自西向东横扫土耳其、埃及、伊朗、印度、中国、日本等。二战结束后，现代化浪潮推向全世界，时至今日，世界上已没有一个角落不曾受到现代化的波及了。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它在各地区既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也表现出丰富的多样性，但现代化方向始终是一致的，即它必须对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进行改造，最终确立工业文明。由此看来，近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几乎都与现代化有关，现代化的主线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是非常清楚的。

　　记者：您在对世界近现代史进行重新解读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的构想。请您具体谈谈这一新的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

　　钱乘旦：如果以现代化为主题，那么世界近现代史可以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这就构成了世界近现代史新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第一个阶段是现代化准备或酝酿阶段（14—15世纪），这个阶段起源于中世纪晚期，离现在约600年—700年，其基本特征是，在西欧，农业文明逐渐瓦解，民族国家开始形成，这为现代化的启动准备了条件。第二个阶段是现代化启动阶段（16—18世纪），即现代化在西方的兴起。现代化首先从西欧开始，随后波及整个欧美世界，而且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现代化把欧洲以外地区卷入到一个“世界体系”中去。第三个阶段是现代化在西方国家的成熟与发展阶段（18世纪晚期以后），此时现代化造就的问题或冲突开始出现，通过近200年的冲突与整合、调整与变革，“成熟的”现代社会在西方国家出现了。第四个阶段是现代化的全球扩张阶段（19世纪），现代化潮流与殖民主义齐头并进，携着先进生产力在全球范围内迅猛推进，现代化成为几乎所有国家的必然选择。第五个阶段是现代社会出现新的转型迹象（20世纪中叶以后）。在这个阶段上，非西方国家仍在为追求现代化而大伤脑筋，而西方发达国家则出现了超越现代化的新动向，新的社会转型正在发生，这是否意味着“现代化”作为一个时代即将成为过去？人们正拭目以待。总体而言，纵观世界500年－600年来的整体发展，我认为现代化的主线是十分明显的，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从现代化失误到反现代化

　　记者：在现代化研究中，人们大多关注的是先行者的成功经验，而对失败者的失误则缺少研究。在《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一书中，您却反其道而行之，专门探讨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误问题，请问您的出发点与主要思想是什么？

　　钱乘旦：提及现代化，人们很容易联想到种种美好的东西，似乎现代化是灵丹妙药，能解决人类社会所有的问题。事实上，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在多年的现代化研究中，我发现，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失败多于成功，挫折也多于顺利，即便西方国家成功的现代化也包含着许多不成功的因素，更不用说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了。因此，现代化的失误或挫折，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甚至比对现代化成功经验的研究更加重要，因为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虽然重要，但警惕别人的失败教训更为难能可贵，这也就是我研究的出发点之所在。由于失误现象的普遍性，所以这本书涉及国家很多，既包括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奥地利等西方发达国家，也包括土耳其、巴西、伊朗、埃及、加纳、泰国等发展中国家，甚至还谈到了原苏联和古巴；所涉及的失误问题也不少，包括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领导力量的错位、宗教与国家的对抗、军人干政、二元社会、贫富差距、单一经济、部族冲突、腐败问题、毒品经济等。这本书反映这样一个思想：作为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现代化不是个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个必须接受的现实；与历史上所有阶段一样，现代化不可能十全十美，现代化道路上充满了陷阱，它会加剧或造成各种问题，这些问题能否妥善解决，直接关系到现代化的成败。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误现象，有些具备历史必然性，有些则与现代化战略与现代化推行者的主观意图有关。不同类型的失误应该予以区别对待：对那些难以避免的问题，现代化后来者应该未雨绸缪，尽可能采取措施，将其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对那些不具备必然性的问题，则应及时吸取前车之鉴，及早避开这一陷阱，尽量减少现代化的失误。

　　记者：最近您发表的两篇论文中，提出了现代化研究中的一个全新概念——“反现代化”，您称其为一种“理论假设”，请您介绍一下这个理论假设的基本内涵？“反现代化”与现代化的失误是不是一回事？

　　钱乘旦：从定义来看，“反现代化”并不是反对现代化，而是用现代化的手段来维护传统价值取向，来扭转现代化的方向，从而达到抵制现代化的实质、回归传统社会的目的。在英文中，“反现代化”应该被表述为“counter-modernization”，而不是“anti-modernization”。“反现代化”出现的背景是，在后进入现代化过程的国家，现代化往往经历一个从“抗拒”到“接受”的过程。一个国家接受现代化可以有两种方向上的选择：一种是向前的，即走进现代世界，无论前途多么变化莫测；一种是向后的，即退回原有社会，但为形势所迫而不得不推行某种程度的“现代化”，即接受现代化的形式，但最终目标是为了抗拒现代化，用现代化的手段来抗拒现代化的实质。这就是“现代化”与“反现代化”的分水岭，即前者目标是向前的，而后者目标是向后的；二者外表、形式相同，但其走向、实质却截然相反。“反现代化”可以被看作是现代化的“镜像”，它在表面上似乎与现代化归一，但它的价值取向和目标恰恰是相反的。“反现代化”是处于对现代化“抗拒”与“接受”二者之间的一个含糊不清的隐秘角色，因此长期不被人们所注意。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世界历史上找到一些个案，如中世纪晚期反宗教改革，18世纪的开明专制，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自我更新以及中国的洋务运动等。从表象来看，它们都推行一系列现代化举措，但其实质却与现代化目标背道而驰，因此可被视为“反现代化”运动。显然，“反现代化”与现代化失误不是一回事。现代化失误只是错误，其最终指向还是实现现代化；“反现代化”的目标则恰恰相反，其最终目标是对抗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反现代化”比现代化的失误还要糟糕，它给一个国家现代化造成的负面后果也可能更为严重。

　　记者：您的这一见解给我们很大启发。最后，请您从世界史学科的视角出发，谈谈现代化研究应该如何继续深入下去。

　　钱乘旦：现代化研究已成为各门学科关注的热点课题，世界史学科已经对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经验教训等进行了宏观探讨和研究，但这种宏观的、粗线条式的考察，就如同从卫星上俯瞰地球一样，看到的情况不一定很清楚、很准确。因此，在我看来，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就是发挥世界史学科的专长，将现代化研究进一步细化，具体来说，就是要更细致、更微观地去研究一个一个国家、一个一个地区的现代化历程。世界上有一、两百个民族国家，这项工作是个庞大的工程，我所主编的《英联邦国家现代化研究丛书》就是以个案形式来探讨各国或地区的现代化经历，但目前这样的工作做得还远远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努力。胡锦涛同志曾强调指出，在当前我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新形势下，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善于从中外历史上的成功失败、经验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认识和把握时代发展大势，以推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世界史学科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对世界现代化进程进行宏观考察和微观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经验教训，这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无疑具有非常现实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