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北研究的兴起

　　近年来，关于近代学术史的研究成为热点，其中19世纪到20世纪转折阶段的思想潮流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兴趣。潮流云云，最早鼓吹者大概是梁启超。另外，陈寅恪先生也说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的潮流，而领先这种潮流的为“入流”，不领先的则为“不入流”。在梁启超、陈寅恪的时代，最重要的潮流是什么呢？西北的研究就是这种潮流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梁、陈在1925年成立的清华学校的“清华研究院”共事，该研究院以国学研究为重点。这里面还有王国维先生，王先生学术生涯的最后时期，研究的主要课题是西北。1925年夏，尚未入校的学生请王先生作了一场报告，即《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未发现之学问》，静安先生提出，凡是大的新学问的出现，必与大发现有关，如甲骨文、西域木简、敦煌文书、明清内阁档案。这四大发现最终成为了四大学问，甚至可以称之为学科。而此四者中，两个都与西北有关。

　　并且这种研究，不仅仅是中国的，而且还是国际的。故而，西学与中学的研究并举。19世纪后期，西方包括俄罗斯对中国西北及其相近地区的研究已经成为了显学了。这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列强的势力以及发展到了中亚地区，并进而窥视中国的边疆。当然，并不是任何外国的活动都与侵略行为有关，但他们确实因这种形势而来。此时出现了一个词：In the most Aisa，而中国西北就是这一地区的组成部分。国内的学者也相当清醒，对此也多有研究，故而，西北研究兴起了。

二．丝绸之路及其观念的扩大

　　“丝绸之路”是德国学者里奇霍芬最早提出的，他是一个有宏观远见的人物。这个词语中蕴含了很深的中国含义，因为丝绸出自中国。故而，这个名词还会使用下去。丝绸之路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东西交通史的意义。里奇霍芬这一名词的提出，所代表的东方文化西传的意义，殊不同与文化的西方中心论。然而，欧洲中心论不能是唯欧洲论。故而，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人开始接触东方了。但他们依旧用欧洲中心论来理解后者，如祈尔契用圣经的记叙来理解中国的文化。

　　近年来，丝绸之路的概念在逐步扩大。80年代时，我去日本参加了一个丝绸之路的博览会，规模非常之大。认为日本往西，一直到欧洲，有三条丝绸之路，即北方的草原丝绸之路，中部的宗教丝绸之路，南部的海上丝绸之路。日本人认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奈良。

　　丝绸之路概念的扩大，覆盖面的广博，对于破除欧洲中心论有一定的意义。

　　今天，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是否还有深入的余地。最新一期《科学》有一则报道：中国西亚占据世界的中心。Middle Asia！报道说一些学者对西亚进行了考古，有一些新发现，认为四大古代文明源于大河流域的看法应该修正，认为该观点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在伊朗、土库曼斯坦、阿富汗等地方，发现了具有高度文明的古代城市遗址，比如有文字。所以他们得出结论，古代文明是一个整个的东西，而在这一片中，Middle Asia具有重要的地位。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地区往东，就到了中国。近三十年之内，在中国的西部，我们也有许许多多的大发现。比如“小河文化”，公元前2000-前2400年左右的文化。这个遗址发现的墓葬等，和我们过去已知的一些文化，非常不同。这些发现与上述发现联系在一起，就会有更重大的进展。

　　可见，丝绸之路的观念和概念，应该扩大。不是哑铃型机构，也不是日本人所认为的三线结构，而是一个面的，具有很多的交往。

三．作为历史整体的欧亚大陆

　　丝绸之路的研究，实际上体现了欧亚大陆的整体性。我们应该从整体上考察之。由于我们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改变了以往那种以某一地方（特别是黄河流域）为中心的看法。丝绸之路从线到面的扩展，带出了一个整体上的欧亚大陆。实际上，在很长一个时期，我们是在西北面对着其他地区。周秦汉唐，都是如此。

　　“穆天子”的说法，就是一个证明。

　　很长时期以来，西部是我们的前沿。这种局势，在二十一世纪，以及更远的时期，都是如此。这样，我们就更有必要把欧亚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了。这不但有益于世界史的研究，也有益于中国史的研究。

四．建设中国模式的欧亚学

　　欧亚学在近四十年来已经成为了一个显学。Eurasia study。但我们的研究还有没有和国际接轨，对话相当困难。而这要求我们在语言等方面进行大的努力，各方面也要给予这种研究以足够的支持。汤因比和池田大佐的对话中谈到：未来世界的统一将在和平中实现，同时，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与地缘和文化的发展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