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走出新旧对立的误区

――第四届中国大运河文化节大运河保护与申遗高峰论坛论文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三四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受到我国政府和广大群众高度关注，我国不仅有四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目前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国家还先后公布了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确定了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即遗产持有者。随着“原生态歌曲”大奖赛等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社会流行的词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诸多展览、表演，也在国内国外如火如荼进行，如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和最近成功举办的北京奥运会等重要活动，也有我国非物质遗产的表演展现，吸引了世界各国民众的关注和喜爱。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潮，几乎是突然降临，但已悄然引发一系列文化价值观的重大变革。如何对待传统，如何评价文化遗产的价值，在全球一体化语境中如何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一系列问题引发了思想的活跃与解放，同时也凸显出过去长期形成的许多认识误区和思想混乱，而这些认识误区和思想混乱，又或多或少干扰、影响着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干扰、影响着文化传统的传承、发扬。

在如何看待文化发展、看待文化遗产保护继承的问题上，新旧对立、新旧截然分离的观点就是一种影响极大的错误认识。例如，由于简单运用“进化论”对待文化艺术，认定文化艺术的“发展”就是不断“进化”、不断“进步”，甚至认为文化艺术的发展“不破不立”，必须“推陈”才能“出新”，因而对待文化遗产和民族传统，主张“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强调“不破不立”，必须“先破后立”，只有“大破”才能“大立”。

这种思想长期指导支配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原应继承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民族传统及文化遗产（包括物质遗产及非物质遗产），全都被视为陈旧的、过时的、没有用处的，甚至是落后的、“反动”的东西，是妨碍文化变革，妨碍“革命”事业发展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因此，对传统、对遗产从批判继承逐渐走向轻视和全面否定，最集中也是最极端的发展，就是所谓推倒一切旧文化的“文化大革命”。

为祸十年之久的“文革”，尽管其核心实际不是“文化”问题，但它确实是以“革”旧有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之“命”为旗号而发动的；而所谓“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更是一时响彻天际的运动口号，其大破坏之“千钧铁拳”，更是横扫了中国大地的东西南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决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其对人类文化（尤其是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的破坏，更是空前惨烈。它是传统文化及文化遗产的一场浩劫，必须完全否定这场所谓破坏民族传统“文化”的“大革命”。

本来，中国历来重视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约三千年前的西周“制礼作乐”，就是对当时的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如黄帝以来的“六乐”，如《诗经》歌曲及舞蹈）一次全面整理继承。历朝历代统治者，只要是雄才大略者，有见识者，只要是国势兴盛者，都非常重视以国家之力制定礼乐。中华文明能成为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绵延不绝没有中断者，并且，中华文学艺术数千年漫长进程中一直精彩纷呈，高潮接踵出现，没有出现其他文明史上常见的中断和停滞，没有出现欧洲“黑暗的中世纪”那样的低谷，中国人民对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的呵护、珍爱，在学习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生了重要作用，其保护传承之功大焉。

当然，中国古代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统治者狭隘利益和儒家礼教教化思想的束缚。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历来有“求新求变”、“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精神追求，加上朝代更迭战乱频仍，对文化遗产和传统保护经常形成冲击破坏。《易经》所讲之“易”，就是变易，重“易（变）”轻“常（经常、平常、常态）”，在文化方面也就是重创造轻积累，重“发展”轻遗产保护。司马迁著名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表述，以一“变”字高度凝练概括古今差异，揭示历史进程本质，固然精辟，但同时也是对文化传承积累的一种忽略。与今天文化保护的先进意识相比，与日本等国长期形成的传统继承观相比，我国古代对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仍属于一种“自在”的、“自然”的状态，并没有达到自觉、自为的境界。

到了近代，西方列强的军舰大炮打破天朝迷梦，古老的中国突然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腐朽的清王朝一败再败，西方文化伴随经济、军事之强势长驱直入。中国社会进入了长达百余年的动荡变革时代。变革成了近现代中国的主要追求。“天演论”即进化论的引入，被广泛运用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激起社会上强烈的反思和变革的要求。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两面旗帜，其功绩应该高度评价，但当时不少人主张“新文化”的同时，将各种传统文化、文化遗产与“旧文化”“孔家店”捆绑，主张统统打倒。不仅犯了“把婴儿和洗澡水一块倒掉”的失误，还种下了新旧对立、水火不相容和“破旧立新”等对待文化遗产的激进倾向。例如胡适曾鼓吹“全盘西化”（尽管后来修正为“尽可能的全盘现代化”），鲁迅也曾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竟不读”中国旧书，也曾狠贬中医和京剧等传统遗产。这一时期对旧文化的否定，其实也是传统文化重“变”因子在特殊时空条件下的畸形发展。

百余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存续文化生态环境和生存空间，发生严重改变。从清朝到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八国联军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从新文化运动到“文革”，再到改革开放，文化发展遭遇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变革，文化传承所受周期性震荡的频率和激烈破坏的程度，为世界其他文化发展史所罕见。

痛定思痛，我们深感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不能简单运用“进化论”看待，也不能简单运用是新是旧或“先进”、“落后”等标准来裁决。本来，文化进化的思想，在欧洲历史上是生物学进化论和西方文化中心论相结合的产物。西方思想家和人文社科学者中的有识之士，在逐渐摆脱欧洲中心的偏见时，也有不少人主张文化价值相对论，以避免文化价值评判的简单化片面化。

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各有其历史、特点，其实并不像科学技术一样可以标准化和不断“进化”的。科学技术等文化成分的发展规律，是“推陈出新”、“后来居上”，文学艺术等文化成分却有自己的发展传承规律。文学艺术的发展历程，不是简单的“唯新论”即“新的就是好的”和“后来者必居其上”。因而，对待文学艺术作品及优秀的非物质遗产，绝不能机械地求新求变，不能简单地“喜新厌旧”。例如，后人雕塑的“维纳斯”，尽管成就斐然，但绝不可能因此否定、替代卢浮宫镇馆之宝古希腊的维纳斯。又如李白、杜甫的诗篇，代表着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而明清以来多少新旧体诗作，在时间上（甚至内容上）新则新矣，也只有极少数或可比肩唐诗，但决不可能取李、杜而代之。同理，清代曹雪芹写出伟大小说《红楼梦》，其后新作车载斗量，恒河沙数，但在文学史上又有几部能与《红楼梦》相提并论？

科学技术不断更新，不断扬弃旧说，不断追求真理，科学强调统一标准，即“真理只有一个”。文学艺术不但可以、也需要“百花齐放”。因为文学艺术不仅表现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特性，也体现了不同作者的鲜明个性，文学艺术作品的欣赏，拥有无限宽广的选择，追求种类、形势、风格“多多益善”，追求丰富多彩，并不会局限于“仅此一种（形式）”或“独此一家（作品）”。例如有了音乐不能就清除美术，有了戏曲也不能脱离开文学，喜爱舞蹈的人，也会喜爱雕塑。即就文学中的小说而言，有了长篇，不能清除短篇；我国有了最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红楼梦》，也不可能就此把原有旧的（原先便有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优秀作品从中国文学宝库中清除，以《红楼梦》取代所有后者。今天的读者也不会因有曹雪芹而不读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或要求把这些外国作家的作品赶出文坛、赶出书店。就连否定一切、大破“四旧”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只剩下“革命样板戏”一花独放，不也是要有“八个”而非仅仅一个吗？“旧”小说《红楼梦》，不也因毛泽东青睐而独获生机，在“文革”中大量加印吗？

文化艺术需要创新，创新需要“推陈出新”。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主张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有一定道理。但机械地执之为文化发展的总方针，教条地作为对待文化传统和遗产的总政策，则显然有误。原文所说之“推”本是“推开”、“推倒”、“排除”的意思，意味着“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之“破”，不是今天“推出新人”、“推进民主”、“推选代表”之“推”。以为必须先“推倒”旧的，必须先“大破”前人已有成果，才能“出新”，是把所有旧文化、旧传统、文化遗产，与创新截然对立。果如此，第二句“推陈出新”就是对第一句“百花齐放”的否定或限制，因为陈花旧花就必须清除推倒，不得再行开放，所谓“百花”，便只剩“新花”，即唯有新花才能生存展示。殊不知今日之新花，明天必成旧花，甚至不待明日，转眼就已变旧，于是“百花齐放”也就无法实现。实践证明，文革式的“推陈出新”，正是对文艺百花园的残酷摧残。唯有一片凋零，哪来春色如许？

其实如前所述，文学艺术发展中的新、旧，并不对立。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所指出，人们创造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必须在前人创造的“思想材料”的前提下进行。列宁也反复说明无产阶级的文艺，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学习继承，与创新是辩证统一关系，不仅不矛盾，反而是文化艺术创新发展的基础，是新人成长的必由之路。正如齐白石所说“似我者死，学我者生”，关键看你如何学习如何继承传统。从辩证的观点看，没有旧，何来新？旧之不存，新何以见？昔日之旧，不也从新中来？今日之新，不就是明日之旧？其实，学习继承传统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创新过程，因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领会，有自己独特的识见。“文革”中大力宣传毛泽东读《红楼梦》，竟然发现了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这个例子生动说明，对传统文学艺术的学习和再认识，也是创新过程，“学”字当头，“创”也就在其中。中外艺术史表明，凡是有大成就的创新的艺术家，无不认真学习、继承前人优秀传统，尤以开宗立派的大师为最。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和郑板桥、齐白石甘当明朝大写意画家徐渭（徐青藤）的“门下走狗”，都足以说明这一点。

今天，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举国奋斗的目标。文化遗产的继承保护与现代化进程有无矛盾？值得思考。这也是“新、旧”问题在新形势下的体现。机械地以“时代进步”以“现代化”为尺度，以科学技术的“先进”“落后”断是非，就会荒唐地得出这种结论：《楚辞》比《诗经》，更“先进”更“现代化”；《唐诗》比汉魏乐府、比《诗经》、《楚辞》更“先进”更“现代化”。于是，“最现代化”也就是“最先进”的，只有发达国家的现代派艺术或后现代派艺术了！只有西方的最新流行文艺了！其实，文学艺术有自己的评判标准，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也有自己的优秀准绳，就是好与坏，美不美等等。我们将依据文学艺术及文化遗产自身的评判标准，来学习继承优秀文学艺术传统，实施优秀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

另一个被忽视的地方，是以为优秀文化艺术传统的继承轻而易举。其实，正如梅兰芳所说，传统是前人给我们的宝贵馈赠，我们这一代人要努力提升自己，才能使自己配得上这份礼馈赠。我们要不断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甚至要经历艰苦奋斗，使自己达到能够俯视人类文明的高度，才能真正认识民族传统之精华，认识文化传统何以为优，何以为劣，才能从中最有效地吸取其养分，也才能更好地传承文化，保护遗产。

走出新、旧对立的认识误区，既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思想前提，也对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彻底清除“文革”左的思维遗毒有重要推动。随着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随着“文化自觉”的实现，我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将迎来新的百花齐放的可喜新局面。

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 秦 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