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力批判》在国内已有两个中译本，一个是196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上卷宗白华译本和下卷韦卓民译本，二是1992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牟宗三全译本。目前这个本子是第三个中译本。书的翻译开始于三年以前，中间时断时续，但始终没有完全放下过。翻译工作的程序是，首先由我在电脑中译出一个初稿，打出样稿，然后由杨祖陶先生用铅笔仔细校订，我再根据校订过的样稿加以订正。由于电脑操作，省去了很多重复抄写的麻烦。但使我和所有见到过杨先生的校订稿的同事们感到吃惊的是，尽管我在初译时尽了最大的努力小心谨慎，力求少出或不出错误，但仍然被杨先生在初稿上用极细小的字体校改得密密麻麻，几乎要把原文都淹没不见了。算起来，杨先生校改所花的时间，比我译出初稿所用的时间还多得多。这种认真的程度，在目前的国内翻译界还是很少见的。所以我的二次订正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甚至比我自己直接翻译还更加令人望而生畏。当我在电脑上敲下最后一个文件的存盘键时，可以说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件长期萦绕于怀的工程终于完成了。
    我们之所以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来重译这样一本已经有两个中译本的书，当然是有我们的考虑的。在已有的中译本中，要么译者对康德哲学缺乏了解，要么不是直接从德文原本翻译过来的，而是从英译本转译的，与原文出入较大，不少意思译得不明确，错漏也比较多，加上译名的不统一和表述上存在的问题，总的来说，都不能令对康德哲学有兴趣的中国读者们满意，更谈不上满足康德哲学和美学的研究者的迫切需要了。现在宗、韦、牟三位先生均已作古，译本的情况却仍然没有改观，这是学术界多年来早已深感遗憾和不便的。众所周知，翻译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尤其是重译，如果不能超出前人的工作（且不说甚至比前人译得更差），其遭人诟病将比初次翻译者更甚；如果超出了前人译本，那功劳也得大打折扣。至于康德著作公认的难读难译，则更是众多译家不敢随便碰它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中国学术界又不能没有一个更好的译本，所以我们不揣冒昧，不惜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做这件很少有人愿意做的基础工作。当然，我们的工作做得如何，是否真的对原来的译本有所改进，这还有待于学术界诸位专家学者来检验和评价。以康德著作译事的繁难，我们深感这几乎是一个“无底洞”，与人们常挂在口头的“说不尽的康德哲学”相类似，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说不尽的康德哲学翻译”这一客观事实。我们只能说，现在这个译本是我们尽力之所能奉献在读者面前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来自各方的一切批评指正都是我们诚心欢迎的。
    本书翻译所依据的主要是《哲学丛书》第39a卷，卡尔·弗兰德尔编，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汉堡1924年第6版，1974年重印本（Kritikder Urteilskraft，Hrsg.von Kral Vorl□nder，Felix Meiner Verlag，sechsten Auflage，Hamburg1924，Nachdruck 1974），本书中所载边码均是这个本子的原版页码，此外还参照了普鲁士科学院版《康德文集》第5卷，柏林1968年版（Kants Werke，Band V.Akademi－Textausgabe，Berlin 1968），个别地方也参考了Werner S.Pluhar的英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西学经典·哲学》第6卷，1999年版：Critique of Judgment，transtated and with introduction by Werner S.Pluhar with aforword by Mary J.Gregor）；校译所依据的主要是上述《哲学丛书》第39a卷的1990年第7版，1993年作为“三大批判”套书的重印本。另外，在翻译时还参考了上述宗白华、韦卓民、牟宗三诸先生的中译本，他们的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是我们不能忘怀的。

（《判断力批判》，（德）康德著，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