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宗顺
（浙江师范大学 杭州幼儿师范学院）
摘 要：20世纪90年代，因应国内外社会及高等教育的变革要求，我国本土兴起了声势浩大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运动。追问这场运动的可能性，教育交流无疑是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从世界一流大学知识的获得，到各项具体创建措施的落实，教育交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推动了本土高等教育的变迁。欲使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工作取得预期效果，就必须进一步拓展教育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充分发挥教育交流对本土教育变迁的影响力。
关键词：教育交流 高等教育 一流大学 本土教育
罗素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1]教育交流作为文明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域外各种教育资源的引进和吸收，能够对本土教育产生巨大影响，成为促成本土教育变迁的一支重要力量。20世纪90年代，国内掀起了一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运动。回顾这场运动的缘起，国内社会变革以及本土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无疑是其根本原因，但是，教育交流经由对国外教育资源的多种形式的利用，对本土兴起的这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运动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分析。
一、本土战略的调整：世界一流大学创建运动的兴起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世界科技迅猛发展，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竞争日趋激烈，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越来越成为影响各国竞争力的关键因素。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逐步展开，我国高等教育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规模和质量都有了显著提高。但用世界的眼光来看，我们还缺少类似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这不仅削弱了我国高等教育在世界上的地位，而且会从根本上影响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计。因为拥有世界一流大学，不仅是高质量教育服务的标志，更是培养高水平人才、发展科学技术的需要，关乎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提高，关乎民族的兴旺发达。从这一角度讲，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社会变革和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恢复和发展，质量问题日益成为焦点。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启动了高校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建设工作；90年代又提出并实施
“211工程”，我国当今办学水平最高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率先被确定为全面重点建设高校。上述举措，为启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工程奠定了基础。
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在庆祝北大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2]正式吹响了世界一流大学创建运动的号角。为落实讲话精神，教育部经过论证决定，在1999年至2001年的3年内，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各投入18亿元，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把两校建设成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1998年底，教育部拟定《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决定和地方政府再共建一批重点高校，随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7所大学，成为首批共建的高校，7校分别获得建设经费10-6亿元不等。[3]此后，在教育部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共建高校的名单谱系不断延长。在创建过程中，各校根据实际条件确立的最终目标有所区别，北大、清华确定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其它参与共建的高校目标为“高水平大学”。[4]虽然目标名称不同，但从实际来看，各校发动的仍然是瞄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的跨越式发展运动。
毫无疑问，这场建设运动的兴起，是本土社会和高等教育变迁的必然逻辑。但也必须看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方位对外教育交流的逐步展开，大量国外教育资源被介绍、吸收到国内，深深地影响了国内教育改革的进程。因此，本土兴起的这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运动，深受教育交流的影响。
二、教育交流是本土获取世界一流大学知识的唯一途径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首先要解决什么样的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的认识问题。毫无疑问，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知识，见仁见智，不会完全一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认识、概括、提炼，只能同国际上高等教育的先进水平相比较而言，是全球视野之中的。而全球视野中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知识，只能来自于对世界一流大学的“亲历”体验和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深入研究，否则，只能是井底之见。
隐蔽式教育交流的特色是立足于国内开展国外教育研究，主要是思想层面的交流和互动。对国外著名大学开展研究，是隐蔽式教育交流的组成部分，成为本土获取世界一流大学知识的渠道之一。
我国对国外一流大学的研究介绍，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赵恒力1989年发表的《从亚洲学者的评选结果看世界一流大学的特点和标志》，是国内较早研究世界一流大学的文章。[5]
文章根据1986年亚洲国家和地区评出的世界前10所大学，概括出世界一流大学的特点和标志。其中，特点有四：（1）一般都具有较悠久的历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传统；（2）学科比较齐全，属于研究型大学；（3）拥有较充足的经费和较先进的教学科研设施；（4）实行国际化办学方针。标志有五：（1）能够培养出社会公认的优秀人才；（2）很强的教师阵容，拥有世界公认的学术权威和知名学者；（3）取得划时代意义的科研成果；（4）拥有一部分举世公认的高水平学科；（5）具有良好的社会服务功能。尽管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一流大学创建问题还没有提到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但早期研究为本土获取世界一流大学的知识积累了宝贵的资源。
进入90年代，随着“211工程”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正式展开，对国外一流大学的研究逐步增多。一是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如：李守福《办学指导思想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外国教育资料》1996年第4期），李进才《世界一流大学办学水平的启示》（《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3期），卢晓东《美国联邦政府与研究型大学的发展》（《高等教育研究》1997年第2期），张随刚《一流大学的形成研究：经验与启示》（《江苏高教》2005年第3期）等。二是研究世界一流大学的专著出版，如陶爱珠著：《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等。上述成果，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知识的重要来源。
一些开展“世界一流大学”的高校，组织专门力量对国外一流大学进行研究。清华大学对美国大学联合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所属61所美国大学成员的群体特征进行研究； [6]上海交通大学分析了世界一流大学的特征，认为我国名牌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原创性成果、教师质量、科研经费和国际化等方面，尤其是诺贝尔奖、Nature和Science论文、科研经费、博士教师比例、研究生中留学生比例等方面。[7]
以上研究，为各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提供了参照与镜鉴。
显性教育交流的特征是人员和物质资源跨境互通。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认识，除了立基于本土开展研究一途外，通过出国留学、考察访问等显性教育交流的方式，亲临国外著名大学，现场感受其氛围，是获得世界一流大学知识的又一重要渠道。事实上，不少研究者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认识，往往都有教育交流的背景，他们或者有国外著名大学学习的经历，或者有在国外著名大学访问和工作的体验，这不仅使他们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认识具有浓厚的教育交流背景，更增加了他们认识的可信度。
丁学良2000年6月25日在北京图书馆演讲，他从大学理念、研究型大学的标准、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气质、一流大学与国家的兴衰等角度，提出了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看法。他有关世界一流大学的知识，得益于在国外一流大学丰富的亲历经验。丁学良于20世纪80年代初到美国念博士学位，师从丹尼尔.贝尔，较早关注国外一流大学的经验，他承认：“我所依据的一些资料和信息，也来自于我在好几个国家不同大学里学习、工作的亲身体验。因为一个人在一所大学里做研究生，就能体会到这所大学很重要的一部分，等他毕业后在这所学校工作，就能体会到这所大学另外的一部分。这些部分之间是相关的，但不是一回事。除非有亲身的工作和观察的机会，否则很难体会到那些大学的体制细节部位为什么是那样的，它合理不合理，也很难判断。”
[8]这番自述非常清楚地表明，他关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观念，既来自对国外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也来自在国外不同大学中的亲身体验，而且，只有这种亲身体验才能帮助我们看到观察到国外著名大学体制的细节部位。
清华大学2003年3月举行“一流大学建设”研讨会，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谈到：世界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学科，一流的教师队伍，一流的生源和一流的人才培养，一流的科学研究成果，一流的管理运行机制、强大的财政实力和物质技术基础，还应该有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突出贡献，一流大学还需要一流的办学理念和大学精神、一流的校园文化和软环境。他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知识是如何获得的呢？首先有对国外著名大学研究的基础，闵维方在上述讲话中广泛征引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的资料证明其认识的合理性。其次，也得益于他本人在国外丰富的留学经历，闵维方在讲话中明确表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讨论，这几年在国内非常多。……我在斯坦福大学学习的时候，经常去伯克利、哈佛、MIT、哥伦比亚等著名大学，有机会与他们的校领导及老师们接触，……”。[9]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同一次研讨会上认为，一流大学建设“需要有一套好的机制和校风”、要走“质量和内涵的发展”道路、要“多层次、多种类办学”。他的这些认识，也深深根植于国外一流大学的亲历经验。在谈到“一流大学需要一套好的机制和校风”时，他说：[10]我本人曾在一些国外大学学习工作过，如MIT、哈佛、英国剑桥、牛津和法国巴黎大学等；1998年我当了校长以后，回访了这些学校，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我考察中发现，加州理工大学的运转已经制度化了，有一个好的校风、传统和共同理念，谁当校长都关系不大。因此，建设一流大学最关键的是学校的运行机制，这个机制好了，无论校长是谁，学校都会正常运转。
上述材料表明，学者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看法，都与他们在国外一流大学学习、工作或访问的亲历经验及从事的相关研究有密切联系。这表明：显性教育交流是获得世界一流大学知识的又一重要渠道。显性教育交流和隐性教育交流，共同确保本土获得世界一流大学知识的正当性，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创建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教育交流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力量
教育交流不仅是本土获得世界一流大学知识的唯一途径，而且也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力量。
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之一就是要有杰出的校长，北京大学因为蔡元培长校而声誉鹊起，清华因为有梅贻琦而后来居上。就当代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的素质来说，渊博的知识结构、杰出的学术声望、非凡的组织领导才能等都是必不可少的，除此以外。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具有对外教育交流的背景也十分重要，因为一流大学要求学校的当政者具有世界眼光，能够用宽广的国际视野来处理学校发展中的问题。从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创建的实践来看，被列入一流大学重点建设的高校校长，无一例外都具有对外丰富的教育交流背景。以首批确定建设的9所国内著名大学的校长为例：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1979年至1981年期间，在英国做访问学者。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闵维方，1983年赴斯坦福大学留学，先后获高等教育学硕士、组织社会学硕士，1987年获教育经济与管理博士学位；1987年6月至1988年8月，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及资源配置的博士后研究，同时兼任该校校长助理。
清华大学前校长王大中，1981-1982年在联邦德国于利希核中心从事高温气冷堆研究，1982年在联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获自然科学博士学位。清华大学现任校长顾秉林，1979年赴丹麦Aarhus大学学习，1982年获得博士学位，此后在美国Notre
Dame大学做高访学者，并做过日本东京大学、东北大学客座教授。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曾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和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和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做客座科学家，法国格林罗布尔、第戎和巴黎十一大学做客座教授，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客座教授，并作为英国皇家学会客座研究员在剑桥、牛津和诺丁汉大学工作过。
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1981年3月至1982年8月在美国普度大学土木系、机械工程系进修，1982年8月至1983年2月在美国亚利桑拿大学航空机械系进修，1983年2月至1983年6月在德克萨斯大学天文系合作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谢绳武，多次到欧美、日本、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进行访问考察和学术交流活动。
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1979年9月至1982年1月，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做访问研究员；1986年3月至1987年8月，为英国达勒姆大学访问研究员；1991年5月至1992年1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访问教授；1993年2月到1993年7月，悉尼大学访问教授；1995年9月到12月，意大利科学院MASPEC研究所访问教授。
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1985年1月至4月，在日本作访问学者；1986年至1987年，为美国UCLA建筑与规划研究院访问学者；1987年到1988年，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做访问学者。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1987年至1989年，在法国留学。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1987年在日本庆应大学获博士学位，并在日本做博士后研究。
校长们的教育交流背景，既为他们同国外一流大学之间的交流架起了桥梁，也使他们对“世界一流大学”有切身的感悟，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世界一流大学的特征，有效抓住世界一流大学创建工作的关键，对于领导各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1]梅贻琦的这番话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创建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教师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总的来说，具有国际影响的专家、学者，仍然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稀缺资源。因此，从国外聘请世界一流的专家、学者，参加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工作，是促进建设工作跨越式发展的有效途径。从国内参加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高校来看，在这方面均采取了有力措施。
清华大学通过聘请世界一流学者，采取超常规的发展措施，大大拉近了与世界一流学科的距离，促进了一流大学的创建工作。2001年，清华大学以10万美元的年薪，聘请美国普度大学教授、国际工业工程领域著名学者萨文迪（Salvendy）教授担任该校新成立的工业工程系主任，拉开了清华大学聘请世界一流学者直接参与学科建设的序幕，成为1949年后我国高校第一位外籍系主任。到2002年，清华大学共聘请了11个讲席/特聘教授团组，其中包括美国工程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何毓琦、黄熙涛教授及其团组。此举对清华大学的建设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萨文迪教授的带领下，清华大学工业工程高起点起步，采用双语上课，与美国普度大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合作建立案例教学库，并与亚琛工业大学、普度大学合作办学，共同培养研究生；在萨文迪教授的帮助下，一年之间有20多位国外著名教授给工程系的本科生上课；国外的一些优秀人才也被吸引过来，在工业工程系的20多位教师中，有10多位在国外著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浙江大学是第一批列入重点共建的高校之一，聘请国外著名学者大大推进了该校的创建工作。浙大设立“光彪”讲座教授，每年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10名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学科带头人，2003年，国际数学大师丘成桐、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数学家刘克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孔金瓯、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张富春、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等5位来自美国著名大学的学者成为首批“光彪”讲座教授。这些国际著名学者的加入，为浙江大学一流大学的创建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中，刘克峰同其他专家合作，成功证明了超弦理论中世界著名难题“马里诺-瓦法猜想”，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誉。上述举措，有利于浙江大学在国内外学术声望的提升，对于促进学校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由于出国留学人员在知识结构、学术视野、国际交流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他们在高校的教学、科研尤其是学科建设中，能发挥重要作用，是教学、科研甚至高校管理的中坚力量。研究表明，在我国高校中，从校级领导到学术骨干，出国留学人员的平均比例达28%。[12]毫无疑问，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培育一流的教师队伍是关键，而吸引出国留学人员则是提高教师队伍质量的一个重要手段。参加一流大学建设的各高校非常重视出国留学人员的应用，据统计：[13]截至2000年，北京大学的教师在国外著名大学获得学位者232人，其中，获得博士学位228人；清华大学的教师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为246人。
国际化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指标，没有广泛的国际交流，充其量也只能是自己眼中的“名校”。因此，从接受国外留学生、访问学者，到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同国外高校合作办学等等，开展广泛的对外教育交流，提高国际化程度，成为我国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举措。
北京大学非常重视对外教育交流。2001年底，该校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专门召开“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中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形势与任务”研讨会，探讨对外教育交流的形式与任务。据统计：[14]到2003年底，北大同世界47个国家和地区的174所大学建立了良好的校际关系。北大还注重聘请外国专家、外籍教师工作，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00年，聘请的外国专家和外籍教师累计达6000余人次。
清华大学与26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所高校签订了交流协议，仅2002年，学校派往38个国家和地区进修留学、考察访问、参加学术会议的就达3700人次；来校交流访问、合作研究的外国专家653人次；有68次国际学术会议在清华大学举行。学校还聘请了规模庞大的国外专家、教师队伍，
1978年至2002年，聘请各类外国专家总数达1463人。
接受国外留学生是对外教育交流的重要形式，参加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高校均重视接受外国留学生工作。根据国家留学基金委统计：[15]到2002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校接受外国留学生均超过了1000人，分别达到：4189人、3324人、1999人、1848人、1640人、1106人。
上述考察表明：在我国高校的世界一流大学创建工作中，从校长的经历、国外著名学者的聘请，到归国留学生的吸收、广泛的对外教育交流与合作工作的开展，教育交流成为我国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力量。从长远看，要使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工作取得预期效果，必须进一步拓展教育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充分借鉴和吸收国外高等教育思想、经验乃至人力物力资源，发挥教育交流对本土高等教育变迁的影响力。
注 释：
[1] 罗素.一个自由人的崇拜[M].胡品清译.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8.
[2] 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何东昌主.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98-2002）[G]，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
89.
[3]《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2000）[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82.
[4]《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2002）[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183.
[5] 赵恒力.从亚洲学者的评选结果看世纪一流大学的特点和标志[J].外国教育,1989（2）.
[6]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专题研究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AUU提供的参考与借鉴[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3）.
[7] 刘念才,程莹,刘莉,赵文华.我国名牌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J].高等教育研究,2002（2）.
[8] 丁学良.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J].高等教育研究,2001（3）.
[9] 闵维方.对一流大学建设的思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3）.
[10] 朱清时.建设一流大学值得重视的几个问题[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3）.
[11] 刘述礼，黄延复.梅贻琦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0.
[12] 陈学飞.留学教育的成本与收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公派留学效益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41.
[13] 田玲.中国高等教育对外交流现象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92，163.
[14] 白燕.从“洋教习”到“外国专家”——北京大学聘请外籍教师百年回顾[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5）.
[15] 国家留学基金委.2002年全国来华留学生统计摘要.http://www.csc.edu.cn/gb /read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