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育的和谐发展及其思考*

李文英

（河北大学教育学院）

摘要：古代日本的和魂汉才、近代日本的和魂洋才、现代日本的民主重建21世纪生存能力的培养目标预示着日本教育和谐发展的走向。和谐发展是日本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唯一归宿，为此，日本教育必须正视和解决日本教育发展中与东亚和世界教育的冲突与不和谐问题。

关键词：和谐教育，日本教育，思考

不断克服外来文化教育与本土文化教育以及本国文化教育内部因素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于和谐中发展本国教育，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发展是日本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日本借助于和谐教育的优势和巨大威力，成功化解了教育发展史上的三次大规模的冲突与困境，从而使日本由亚洲一个鲜为人关注的一个小岛国家一跃而为东亚一个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由即将沦为西方殖民地的落后东方国家再跃而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展望未来，和谐发展将依然是日本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最终归宿。

一、传统日本教育的和谐发展

（一）古代日本教育的和魂汉才

古代日本的教育深受中国的儒教教育和印度的佛教教育的影响，直到近代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教育的总特征是和魂汉才。公元5世纪初中国儒学开始传入日本，日本的宫廷教育就起源于日本皇太子菟道稚郎子拜阿直岐和王仁为师学习中国经典。在儒学传入日本之后，起源于印度的佛教也通过朝鲜传入日本。随后，中国的儒教文化和印度的佛教文化逐渐融合在一起，极大地推动了日本文化教育的发展。公元7世纪初圣德太子的改革以及大化改新将日本对中国儒教教育和印度佛教教育的引进推向了高潮。仿照唐朝建立起的贵族学校的教育制度为统治阶级培养了大量的人才。[1]平安时代，日本逐渐向国风文化教育转化。净土信仰和本地垂迹说（神佛融合）都是有别于传来佛教于日本本土而产生的；奈良时代末期大学里增设的文章博士也是唐制中所没有的官职和课程。12世纪以后武家政权统治时期的教育更鲜明地表现出了日本本土文化教育的特色。武士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灌输“武士道精神”和传授武艺弓马之术。武士道精神来源于日本固有的神道教和外来的佛教、儒教。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五伦之道和忠、诚、礼、义、勇、仁等儒教伦理道德被融进了武士道的内容中去，而佛教则赋予武士以平静地听凭命运的意识、沉着、鄙生而轻死的心情。

从古代日本文化教育的发展可以看出，日本的本土文化教育与外来的儒教教育、佛教教育经历了一个冲突与对立的过程，但由于中国文化教育与日本文化教育的巨大落差，使得这一冲突并不十分激烈，在经历了短暂的冲突之后，神道教、儒教、佛教趋于融合、稳定、和谐。外来文化教育的传入，不仅没有泯灭日本固有的传统文化教育，而是极大地激发了本民族文化教育的活力和创造力，形成了本民族文化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日本于中世和近世而形成的一个有异于中国的文职政权的武家政权及其教育即是日本民族文化教育独特性的一个反映。

（二）近代日本教育的和魂洋才

在中国文化教育和佛教文化教育的熏陶之下，具有明显东方文化特质的日本文化教育步入了19世纪。此时，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大航海时代的发现极大地拓展了东方人眼中的世界，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惊醒了中国文化襁褓中的日本人。在日本人的眼中中国不再是世界的全部，儒家文化也不再是金科玉律。于是，近代日本教育再次经历了一个重要的由冲突走向和谐的过程。

明治维新之后围绕着文明开化教育方针的确立儒学、国学和洋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国学”和“神道”一度成为教化国民的指导思想，教育政策也明显表现出复古的倾向。[2]其后，洋学派取得胜利，确立了“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的文明开化的方针。明治中期，国学和儒学卷土重来，极力恢复国学和儒学的指导地位，最终妥协、调和而促成了“教育敕语”的颁发。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传统文化教育既有与外来文化教育相冲突的一面，也有调和、妥协的一面。被继承和转生的日本传统文化教育，既有日本传统文化的精华又有其糟粕，皇权主义、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与外来的国家主义相结合，使日本最终走上了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道路。[3]从日本近代国民教育制度的成立过程来看，更能洞察日本传统教育与外来教育的冲突与融合。日本近代的第一个教育法令《学制令》是汇集了洋学者、汉学者和国学者的意见，参照了法、英、美、荷、德等十几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而制成的。但由于新学制过于理想，脱离日本实际，而没能产生预期的效果。随后参照美国教育制度修改而成的《教育令》精简了相关的规定，变得更为自由。但过分自由化的、降低教育水准的《教育令》也没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而再次修改的《教育令》转而加强了国家对教育的干涉。直到《学校令》的颁布，适应日本发展实际和国情的教育制度才得以确立。此后，大正、昭和时期的日本教育获得飞速发展，国家综合实力也很快跃居世界前列。不过，由于国势增长后日益膨胀的军国主义野心和狂妄，日本迅速走上与近邻国家为敌的道路，日本与东亚各国及世界民主势力的对立，使得它的文化教育出现了与近邻和世界各国的不和谐，最终葬送了日本教育的改革成果。

（三）战后日本教育的民主重建

由于与东亚和西方民主势力的不和谐而导致战争失败的日本，战后在美国占领军当局的指导下，再次以西方为样板，进行了战后民主化改革，实现了日本近代史上未曾彻底进行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后民主重建的过程又是一个外来文化教育与本土文化教育冲突与融合的过程。

战后不久的日本文部省公布的“新日本建设的教育方针”仍然试图保持天皇制国家。与之相对，美国占领军当局则推行了积极的教育非军事化、教育民主化的政策和措施，向日本政府连续发出四项指令，要求必须禁止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的教育，解除军国主义者和极端国家主义者的教师职务，取消政府对国家神道、神社的保证、支持、保护及宣扬，停止开设修身、日本历史、地理课。确立了清除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思想的教育政策。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依据美国教育使节团提出的报告日本展开了全面的改革。《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批判了日本教育中的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指明了再建日本教育应遵循的基本教育原理，即在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下，承认个人的价值和尊严，最大限度地发展个人的能力，根据个人的能力和个性给予受教育的机会。日本各界人士对教育改革也各抒己见，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1947年《教育基本法》得以制定。此后，又相继出台了《学校教育法》、《教育委员会法》、《文部省设置法》、《教育职员免许法》、《社会教育法》等一系列改革法案。民主重建后的日本教育重新又步入了正常的发展轨道，为战后教育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又很好地利用了国际国内环境，适时地提出了“科学技术立国”的发展战略，大力培养经济发展亟需的科学技术人才和职业技术人才。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已经跃居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二、21世纪日本教育的和谐构想

日本教育秉承和谐教育发展的传统，数次克服了本土教育与东方异质教育及西方异质教育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吸收了东西方文化教育的精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体系。这种东西方折衷的教育体系以其特有的开放性和兼容性为其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不可忽视的是，在战后日本教育走向和谐发展的大趋势中，总是不断地有非和谐的暗流存在。20世纪末的日本教育也面临着新的冲突和矛盾。[4]

从教育内容来看，当今日本的教育有回归战前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国旗国歌事件和历史教科书问题上。由于颂扬天皇统治万世一系的“君之代”国歌和飘扬在二战战场的“日之丸”国旗的特殊历史背景，战后制定的日本宪法并没有对日本的国旗和国歌进行规定。随着日本经济地位的提高，日本政府便不断地逆潮流而动试图恢复“日之丸”和“君之代”的国旗和国歌地位。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倒行逆施，1999年8月9日，日本通过了国旗、国歌法。这种倒行逆施也表现在各中小学的教科书中。1982年，日本将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历史事实改用“进入”一词来掩盖，在遭到国外谴责后不得不收回。1988年的高中日本史教科书更是受到国内外的广泛批判和谴责。在这种歪曲历史和无视史实的教科书教育下，绝大多数的日本青少年根本就不了解本国的真实历史。日本虽属亚洲国家，但日本青少年对亚洲国家的情况却不甚了了，自视国力强大、蔑视亚洲各国的青少年并非少见。这种现象的存在必然会延缓日本与亚洲和世界人民交流的步伐，阻碍日本教育国家化的进程。

从教育体制来看，日本教育体制中的非和谐因素也日益引起关注。日本教育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强调应试教育，忽视素质教育。学制上的整齐划一和授课方式的呆板单一也是日本学校教育的一个严重问题。应试教育和单调划一的学校制度和授课方式缺乏灵活性，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和能力的发展，制约着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学校等级差别明显直接导致了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和学校教育病理现象的产生。

从教育对象来看，由于日本教育体制中存在着考试地狱、夜塾等种种弊端，最直接的受害者便是作为教育对象的青少年。不合理的竞争和过分激烈的竞争给青少年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导致了青少年身心疲备现象的产生。出现了困扰日本教育界的“少年不良行为”、“儿童自杀”、“恃强凌弱”、“校内暴力”、“拒绝上学”和“高中退学”等问题。

日本教育中存在的诸种危机和弊端充分反映了日本教育体制的非和谐、相冲突的一面，如何解决这种痼疾，理顺教育制度中的各种关系，成为21世纪日本教育改革的主要课题。20世纪80年代日本成立了临时教育审议会，对21世纪日本教育进行了全面规划。

首先，日本确立了培养“生存能力”的面向21世纪教育改革的总目标，以培养青少年能够在瞬息万变、不可预知的未来社会中生存下去的素质和能力。“生存能力”就是作为社会人所必需具有的无论在何种场合都能够与他人协调相处、善于自律的实践能力。“生存能力”不仅指理性的判断能力和合理的精神，还指对美好的事物和自然富有感情的柔性的感悟内容。[5]

其次，日本大力改革现行教育制度，以建立和谐、灵活的教育制度。改革升学考试制度，变偏重学力的考试制度为多样选拔和多元评价的考试制度，以便对考生的能力、特性、意识和爱好进行全方位的评价。改革中等教育制度，实行中高一贯制教育。以期使中等教育多样化、复线化，加强教育制度的多样性和灵活性，缓解中考带来的压力。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实行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鼓励各大学办出特色，从而促使高等教育由以前金字塔型的结构转变为多元共存型结构，以消除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状况，缓解过度考试和竞争现象。

再次，日本积极改革教育以使教育与变化了的社会相适应。加强国际理解教育，加强日本历史和传统文化教育，掌握外语和提高外语交流能力，以实现教育与国际化发展相适应；加强中小学生信息技术能力的培养，完善学校计算机设备和网络资源，不断克服信息化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以期教育与信息化相适应；重视培养青少年的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的创新能力，建立社区博物馆或开设社区科学教室，以期教育与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相适应；大力加强环境教育，利用各科教学培养青少年爱护环境的感情和主动采取行动保护环境的能力，社区也注意提供更多的有关环境的学习机会，以期教育与环境的改善作出贡献；培养青少年具有能够与高龄者等社会弱者共同生存的思维方式，具有终身学习的态度和拥有终身能够过上心身健康生活的体力，并且充分发挥高龄者的余热，让高龄者积极参与到青少年的教育活动中来，以实现教育与老龄化社会相适应。

综观日本教育的改革构想，可以看出和谐发展依然是21世纪日本教育改革的主旋律。传统教育的继承与超越是今后日本教育发展的一个方向。中央教育审议会的答审报告也明确阐明：教育中存在着无论社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都将超越时代，并具有永恒不变的价值。[6]例如，培养人们具有人性、正义感和公正心、自律、与他人协调、同情关心他人、尊重人权、爱护自然的品格等。教给青少年民族语言、历史和传统文化，培养他们热爱和珍视这些传统文化的感情也是跨越时空的永恒的教育内容。当然，在日本的一些固有的教育传统中，既有促进教育发展的部分，又有阻碍教育发展的因素。因而对传统教育要认真区别，本着扬弃的态度加以对待。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也应赋予传统教育以时代特色，使传统的日本教育、传统的日本人文精神在新世纪得以转生。[7]多元文化教育的形成与发展是今后日本教育发展的另一个方向。今后日本教育将更加重视基于多元文化基础之上的国际理解教育，在承认各个民族文化价值的前提下，尊重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价值和差异，积极吸收各民族文化中有利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容。今后，随着亚洲各国的迅速崛起，日本会将国际理解教育转向重视亚洲近邻各国的文化传统教育，增进与亚洲各国的交往与联系。

三、对日本教育和谐发展的思考

（一）由冲突走向和谐是日本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世界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是由人类不断走向进步的历史发展趋势所决定的，也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教育民主化、教育国际化、教育信息化等世界潮流的大势所趋。[8]从古代的和魂汉才、到近代的和魂洋才、再到当代的民主教育重建以及21世纪培养生存能力的总目标，揭示了日本教育的发展由冲突到融合、由不和谐到和谐的发展过程，而且这种融合与和谐无论就其范围、内容和层次来说都是不断的发展和提升的。从范围上来看，由中日两国之间，到日本与欧美诸国，再到日本与欧美、东亚各国之间，是不断的扩大的；从内容上来看，由古代贵族教育与儒教教育，到近代国民教育与科学教育，再到现代公民教育、信息教育、终身教育、国际理解教育等教育思潮和教育制度的全部，是不断的拓展的；从融合的层次上来说，由最初的教育制度层面，到教育理论层面，由模仿到自立再到创新，是不断的提升的[9]。

（二）冲突与不和谐是日本教育走向和谐发展的前提和条件，也是日本教育和谐发展过程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教育的冲突与不和谐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正是由于冲突与非和谐的存在，才产生了融合与和谐发展的需要与动力，促使世界不断地走向和谐教育与和谐社会。没有冲突与不和谐，也便没有和谐发展的必要，所以冲突与不和谐是和谐发展的前提与条件，也是日本教育发展中必须始终予以正视和解决的问题。日本教育虽然整体上趋向于走向和谐，但不可否认的是，不和谐总是伴随着日本教育的发展。古代日本教育中国风文化的盛行一方面显示出日本文化对外国教育借鉴的独立与成熟，另一方面反映了日本本土教育文化的自大与狭隘；近代日本教育的“脱亚入欧”论与“军国主义观”；一方面反映了日本追求与西欧发达国家为伍，迅速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另一方面无视自身所处之东亚位置，欲“脱而灭之”，表现出日本和谐教育的局限性与反动性；现代日本教育中的国际化思潮与回归战前教育倾向、歪曲和否定历史事实观并存，一方面反映了日本教育追求国际理解教育、向国际教育接轨的积极态势和良好理念，另一方面又显示出与东亚、与世界教育的不和谐。但是，这种不和谐毕竟只是国际理解教育交响曲中的一段杂音，是世界教育发展历史洪流中的一块沉渣，历史的发展是不会由于一小部分人的谬误和坚持而改变的。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在国际理解教育的大趋势下，在日本广大民众和左翼团体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日本教育的和谐发展是日本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唯一归宿。

（三）和谐教育是“多元教育”、“全域教育”，而非 “同化教育”、“局域教育”。

和谐教育是多元教育，这种多元既包括本土文化教育与外来文化教育的多元，也指一国教育内部诸种教育要素之间的多元。与此相反者是同化的教育，听不到不同声音的教育。和谐教育不是大一统教育，非多元也就是非和谐，和谐教育的前提就是存异。日本教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注意向东西方众多的国家学习，而不是局限于一个国家，因此形成了世界闻名的独具日本特色的“杂种文化”、“混血文化”。多元地借鉴外来文化教育既是日本教育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日本教育不断走向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和谐发展的教育从其覆盖的范围来说是“全域”的教育，既包括“广域的”教育，也包括“局域的”教育，既包括“宏观的”教育，也包括“微观的”教育，不是跨地域的、局域的教育。任何国家只追求局域的和谐而非广域的和谐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谐。日本教育在追求与西方教育接轨的同时却忽视、弱化与东亚近邻的和平共处、和谐发展，不利于日本教育国际化的开展，必将阻碍日本教育和谐发展的进程。

（四）和谐教育的发展必须确立自我主体意识。

和谐教育是多元的教育，多元的教育并不排斥主次之分，并非是没有主要因素与次要因素之分的绝对均等的教育，是内部的诸因素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存在的教育，是内部诸因素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的教育。在处理和谐教育内部诸因素之间关系时，应适当注意主要因素的影响。自我主体意识的养成就是和谐教育发展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因为没有了自我主体意识，也就没有了自我，失去了自我的独立。因此，在借鉴外来文化教育的过程中，要首先实现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成员和作为一个独立人的自我确立。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要加强本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教育，只有正确了解了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才能够在世界文化中确立自身的位置。日本教育在走向和谐教育的发展过程中，也曾经在借鉴外来文化的初期出现过“全盘西化”、“迷失自我”的现象，随着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借鉴的成熟，日本教育的自我主体意识又不断地回升。但是在注意自我主体意识的培养时，务必要杜绝自我主体意识过强的倾向，解决好“何为本民族传统文化精华、何为本民族传统文化糟粕”的问题。由自我主体意识过强而蜕变为民族沙文主义、军国主义，或将传统文化教育中的“糟粕”视作传统文化教育的“精华”来吸收，[10]则会走向另一极端，从而破坏教育的和谐发展。日本近代的大国沙文主义、超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即是一个血的经验和教训。

（五）促使教育走向和谐发展的两个基本条件。

教育走向和谐发展必须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外来文化教育和本土文化教育相结合，二是借鉴和创新相结合。唯有贯彻了这两个基本原则，才能走上真正的和谐、发展的和谐。这是日本和谐教育发展中历经失败和成功而摸索出的两个基本原则。坚持外国经验和本国文化教育相结合，不仅要注意外国教育经验与本国教育实际状况、具体国情相结合，而且要注意外国教育经验与本国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近代日本由脱离日本实际的《学制令》到矫枉过正的《教育令》再到符合日本国情的《学校令》，充分表明了外来教育与本国教育相结合的过程。日本在对待外来教育时，不是仅仅满足于低层面的移植与模仿，而是不断地通过消化与自立，达到高层次的吸收与创新。纵观日本教育发展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史无前例的创新史。日本不仅创新了一个东方国家由后进变为先进的发展模式，在具体的借鉴外国教育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了日本人不凡的创造力。例如，日本的工部大学校所进行的工学教育试验，工学和农学在日本的大学中具有较高的地位，以及明确规定研究生院是“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等等，都是日本教育对世界教育的贡献。[11]

（六）正本清源“和合”传统，确保日本教育和谐发展。

日本教育能够获得和谐发展，与中国“和合”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使得东亚各国具有一些相同或相似的传统人文精神和基本价值观。其中，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中国精神的首要价值——“和合”理念自然也传播渗透于东亚各国文化中，并对各国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日本民族自称为“大和”民族便来自于中国古籍《易经》中的“和”的思想，[12]]最早统一日本后建立起来的王朝就叫“大和朝廷”，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把“和为贵”写在第一条，“中庸之道”、“和为贵”至今仍是日本人最高的道德准则。日本教育更是离不开中国和合思想的影响，日本教育哲学家稻富荣次郎博士认为：“日本宛若教育哲学的百货店，店中摆满琳琅满目的世界上的商品，无所不有。但是其中没有一件是在日本扎下了根的，尽管绚烂无比，但只是从世界各地收集而来的剪枝花[13]。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日本特有的现象。”[14]]日本教育哲学的“百货店”特性或曰“杂多性”、“混血性”恰是来自于中国的“和”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在教育哲学领域中的反映。换言之我们可以说，日本教育哲学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和合”。[15]

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对日本东西合璧的教育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的和合思想在传入日本之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异。日本的“和”是统治者对民众的教育，要求部下服从、团结、不反抗；但却并不适用于统治者自己，他们自己学习和掌握的却是“帝王学”，即如何称雄争霸。这是近代森有礼建立的“培养臣民”的大众教育和“培养管理者”的英才教育的双轨国民教育体制所要达到的目的，[16]也是解释日本为什么一方面尊崇“和为贵”的道德准则，一方面又穷兵黩武、与亚洲人民为敌的悖论现象的原因。日本人应对自己的“和”的传统进行正本清源的理解。唯有如此，才能认清日本“和”的本质，扬弃、转生日本承自中国的和合传统，真正确保未来日本教育走向和谐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 内容参见王桂编：《日本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2] [16]顾明远、梁中义主编：《世界教育大系——日本教育》，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196页，第226-228页。。

[3] [15] 参见李文英文：中国“和合”人文价值与日本教育——以“和合”观看日本教育，收于河北大学教育学院编：《滕大春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 306-321页。

[4] 参见李文英文“走出迷惘的教育哲学”，载于张立文主编：《和魂新思——日本哲学与21世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217页。

[5] [6] 《高校教育》，学事出版株式会社，1996年8月增刊。

[7] 《日本的教育现状——美国对日本教育的研究报告》，转引自国家教育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编，《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与趋势》（第二集），人民教育出版社，第636页。

[8] 与笔者研究殊途同归的观点参见于赵建民教授撰写的论文：“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日本的“国际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8年第2期，第96页。文中写道：“日本的国际化既代表了日本的国家决策者的意向，又反映了全社会民众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代表了日本全体国民的共识。这也是战后日本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归宿，并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流”。

[9] [10] [11] 参见李文英著：《移植、模仿与创新——近代日本学习欧美教育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页。

[12] 此为大和词源的一解，另一解则是：“和”即“倭”。“和”、“倭”这两字在日语中均读作“wa”，“和”来自“倭”的谐音。中国古时把出现在日本列岛上的一些小国称作“倭”，带有蔑视的意思。随着日本人的民族独立意识的增强，遂将“倭”改写为“和”，从而出现了名为“大和”的国家。但日本人从众多的同音字中选取“和”为国名，也说明了日本人对“和”的价值观的认同。

[13] 日本用于插花的被剪除了根茎的花枝——笔者注。

[14] [日]稻富荣次郎著：《日本教育哲学的课题》，上智大学教育学、心理学论文集，1968年版，第11页。转引自村田升编：《教育哲学》，有信堂高文社1983年版，第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