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 青
范玉凤
（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摘 要：李觏是北宋初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既为范仲淹庆历新政提供了理论依据，又是王安石熙宁新法的思想先驱。在教育上注重治国安邦和培养贤才的巨大作用，提出了“性之品三，而人之类五”的人性学说。终身以光大儒学为奋斗目标，以儒家学说为教育基本内容。重视学习，强调人才成长离不开教育，形成了较完整的人才教育观。并对社会、女子和军事教育都有所论述，构成了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对今天教育改革仍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李觏 ； 教育； 学习
李觏是北宋初期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一生以讲学、著述为业。早年应郡守祖无择邀请主持南城官学，不久，受聘到润州讲学，教授诸生。后在凤凰冈创建盱江书院，“从而师之者，恒数十百人”[1]。范仲淹赏识其才能，两次向朝廷推荐。于是，李觏在42岁时赴太学教书。先为助教，后为直讲。讲学之余，勤于著述。流传至今的有《潜书》、《礼论》、《庆历民言》、《周礼致太平论》等著作。都是针砭时弊、强国富民之言，被誉为“医国之书”。他的理论主张，既为范仲淹庆历新政作舆论宣传，又是王安石熙宁新法的思想先驱，对宋代社会改革产生了巨大影响。多年来，对李觏教育思想的研究在学术界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不仅专门著作没有，就是文章也未见。因此，笔者想就其教育思想的主要方面略作申论，以期方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一、人性论与教育的作用
李觏的人性论是建立在先秦以来人性论发展的基础上的，尤其是对韩愈的性三品学说有所继承和发展，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性之品三，而人之类五”的人性学说。他在对先秦以来的人性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后，得出结论：“古之言性者四：孟子谓之皆善，荀卿谓之皆恶，扬雄谓之善恶混，韩退之谓性之品三；上焉者善也，中焉者善恶混也，下焉者恶而已矣。今观退之之辨，诚为得也，孟子岂能专之？”[2]由此可知，在各家人性论中，李觏赞同的是韩愈的性三品学说，这成为他探讨教育对人的发展作用的理论基础。
从性三品的人性论出发，李觏将人区分为五等。他说：“性之品有三：上智，不学而自能者也，圣人也。下愚，虽学而不能者也，具人之体而已矣。中人者，又可以为三焉：学而得其本者为贤人，与上智同。学而失其本者，为迷惑，守于中人而已矣。兀然而不学者，为固陋，与下愚同。是则性之品三，而人之类五也。”[3]从性三品的人性论出发，李觏将人分为圣人、贤人、迷惑之人、固陋之人和下愚之人五类。圣人之性是至善不变、先天具有的上品之性；下愚者之性是至恶不变的下品之性；只有中人之性是善恶相混的可变之性。通过教化，可使具有中品之性的人发生不同的变化。这就是李觏所谓的“性之品三，而人之类五”的人性学说。
以对人性的认识为依据，李觏重视教育对人的发展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绝大多数的中人是可善可恶的，只要圣人君子对其进行教育，就会使其由恶变善、去恶为善。对这些中人而言，“性不能自贤，必有习也；事不能自知，必有见也。习之是而见之广，君子所以有成也”[4]。既然人的知识、品德都是“耳习于文、目习于见、心习于思”的结果。所以，大多数人不仅是可教的，而且是必须要加以教育的。这是因为“人不教不善，不善则罪。罪则灾其亲、坠其祀，是身及家以不教坏也。故明主推恩群臣，必先教学。……不务教而务官之，以市井言，未学而仕，其幸大矣。智者虑之，则为祸亦大”[5]。可见，李觏已认识到人的善良的品德是通过后天教育而形成的。因此，教育对人的发展就显得特别重要。即所谓“本乎天谓之命，在乎人谓之性，非圣人则命不行，非教化则性不成”[6]。李觏强调只有接受教育，才能使人形成善良的本性，进而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否则，便可能成为社会的渣滓，不仅危及自身，而且给家族带来巨大危害。
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李觏强调治国安邦必先发展教育。对政府官员而言，必须是“学而优则仕”；对一般民众来说，则是“教而使之善”。有了这样的官和民，国家便会长治久安。因此，贤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不仅“饮之、食之、治之、令之而已也，必先于教化焉”[7]。人的善恶不是先天就有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他是自身修养和社会环境影响长期积淀的结果。因此，要使民众弃恶从善，必须依靠教育。李觏说：“立人以善，成善以教。教而不善邪，是尧舜之民，鄙夫矣；不教而善邪，是桀纣之民，可封矣。移风俗，敛贤才，未有不由此道也。”[8]改变社会风俗习惯，培养国家所需贤才，都离不开教育。通过教育“使民父子亲，夫妇和，家族相睦，乡党相信，财不以争，力不以斗，素素壅壅，相从于礼让之地”[9]。教育可形成良好的风俗习惯，良风美俗又可陶冶德性忠良的贤人。即所谓“天下治则禅礼乐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犹当伏大节，为臣死忠，为子死孝。”[10]这便是教育对国家的政治意义，也是李觏重视教育的根本目的，即通过教育达到社会太平，国家安定。
对教育的作用，李觏既看到了它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意义，也注意到了教育在治国安邦、稳定社会中的巨大影响。他说：“大抵天下治则文教盛，而贤人达；天下乱则文教衰，而贤人穷。”[11]因此，“教而用之，学校之兴于古也；不教而用之，选举之隆于今也。教则易为善，善而从政，国之所以治也；不教则易为恶，恶而得位，民之所以殃也”[12]。教育可使人成为具有良好品德的贤能之士，由他们掌握政权，治理国家，就会政通民和，天下太平。相反，恶人掌权，就会人民遭殃、社会动荡。所以，教育既是个人所需要，又关乎国家安危。这就要求当政者治理国家，必须把发展教育放在首位，即《学记》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二、论教育宗旨和内容
李觏的教育宗旨是建立在攘斥佛教的基础上的。鉴于自隋唐以降，佛教徒大力宣传佛法，使许多民众吃斋念佛，成为虔诚的教徒。李觏认为佛教所宣扬的佛法，其实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在儒家经典中早已有之。儒家学者如能像佛教徒那样广泛积极的宣传儒家学说，便会使民众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日常行为中自然会有儒家的气节，就不会在戎狄面前俯首失节了。因此，李觏发誓要广泛宣传儒家学说，使“孔子之言满天地”、“孔子之道”行天下[13]。所以，李觏的教育宗旨便是倡行儒学，培养具备儒家纲常名教的仁人君子。
为实现其教育宗旨，李觏大力提倡兴学设教，以礼乐敦民化俗。他说：“今代遭圣神，尔袁得贤君，裨尔由庠序践古人之迹。天下治，则禅礼乐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犹当伏大节。为臣死忠，为子死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赖。是为朝家教学之意。”[14]在李觏看来，国家立学宗旨在于培养具有忠孝品德的君子。通过教育使人人明白君臣、父子、夫妇、亲疏、长幼、贵贱、上下、爵赏、政事之义，这是教之本也。也就是说，使“尧舜之道，晦而复明；周礼之教，枯而复荣”[15]是李觏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由此可见，李觏的教育宗旨便是明儒学，使儒家学说深入人心，发扬光大。就此而言，李觏与韩愈有相似的追求。
由光大儒学的教育宗旨，便决定了李觏教学内容以儒家学说为主。他说：“夫所谓修心化民者，舍吾尧舜之道，将安之乎？”[16]因此，“儒失其守”，教化便会“坠于地”。“凡所以修道正心，养生送死举无其柄，天下之人若饥渴之于饮食，苟得而已”[17]。具体而言，“师有其人教有其业，《诗》、《书》、《礼》、《乐》以本之，干戈羽籥以文之。……六德、六行、六艺之教于是乎取之”18]。其中，李觏特别强调《礼》的教育作用。他说：“彼修心化人而不由于礼，苟简自咨而已矣。”[19]他认为“礼”是人的一切行动和全部生活的最高准则，也是圣人进行教育的依据和思想核心。“夫礼，人道之准，世教之主也。圣人之所以治天下国家，修身正心，无他，一于礼而已矣。”[20]可见，礼在李觏的教育内容中占居首要地位。此外，李觏还强调《周易》对人的教育作用，“圣人作《易》，本以教人”[21]；“《易》者，三圣之所以教人，因时动静，而终之以德义，《五经》特是为深矣”[22]。深奥的《周易》对人的教育作用非同寻常，“炳如秋阳，坦如大逵。君得之以为君，臣得之以为臣。万事之理，犹辐之轮，靡不在其中矣。”[23]由此可知，儒家的传统经学，都纳入了李觏的教学内容之中。这是由其时代所决定的，李觏也概莫能外。
除儒学教育外，李觏对军事教育也十分重视。北宋政府实行“重文”的文教政策，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经常受到北部辽、西夏和金等少数民族的侵扰。为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李觏以《周礼•大司马》为依据，大力倡导军事教育。内容包括，“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阅”。[24]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教民习武练兵，以增强军事力量，抵御外族入侵。即李觏所谓，“其教以成，外攘夷狄，内尊天子，以安诸夏”。[25]最终达到天下太平，社会稳定。可见，李觏重视军事教育，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非穷兵黩武。因为他深知“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的道理。所以，他既反对为扩充军备而搜刮民财，又反对当权者凭一时怨怒而发动战争。他说：“兵盖不祥之器，学者未得其千一，而志气已壮。壮则思用，不用则聚而怨。怨则无不为，是有国者教之叛也。”[26]军队是凶险之器，不可用其随意发动战争，只有到了不得不用战争禁止暴行，救万民于水火时，才用战争解决问题。反映了李觏既重视军事教育和国防建设，但却绝不用其发动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和痛苦。
为防止巫医害人，李觏大力提倡医学教育。他主张“立医学以教生徒，制其员数，责以精深，治人不愈，书以为罪，其余妖妄託言祸福，一切禁绝，重以遘募，论之如法。为之既艰，则不得不罢归矣”[27]。这样，即可发展国家医药卫生事业，培养造就医学人才，又可起到禁止巫术泛滥的作用，真是利国利民，一举两得。
李觏关于教育内容的观点，对传统教育有所突破。一般古代教育家多重视儒家经学教育，以儒学为正宗。李觏除重视用儒家思想教育外，还大力提倡军事、医学教育。反映出李觏在教学和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还以极大的热情关心国家政事，以“康国济民”为职志。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品质。
三、学习观和人才观
李觏非常重视学习，他认为“人之心不学则懵也，于是为之庠序讲习，以立师友”[28]。人不学习便不明事理，于是便产生了学校和教师。人只有“亲师傅，广学问，而百虑毕矣。此疏达而能谋者也，知之道也”[29]。知就是智，是古代五常之一，是道德品质的重要内容。只有亲近师长，广博的学习知识，才能具备这种品德。此外，李觏还从人性论的角度论述了学习的必要性。他说：“性不能自贤，必有习也；事不能自知，必有见也。习只是，而见之广，君子所以有成也。”[30]仅靠自身的本性不能达到圣贤的境界，要想成为圣贤之人，就必须学习，而且要把所学付之于行动。广闻博见是获取各种知识的主要手段，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习之是”、“见之广”，人才能知识广博，视野开阔。通过自身修养，成为品德高尚的君子。
由“习之是”的观点出发，李觏特别重视学习内容的选择。他说：“窃谓文之于化人也深矣，虽五声八音，或雅或郑，纳诸听闻而沦人心窍，不是过也。尝试从事于简册间，其读虚无之书，则心颓然而厌于世；观军阵之法，则心奋起而轻其生；味纵横之说，则思菊诡而忘忠信；熟刑名之学，则喜苛刻而泥廉隅；诵隐遁之篇，则意先驰于水石；咏宫体之辞，则志不出于奁匣；文见于外，心动乎内，百变而百从之矣。谅非淳气素具，通识旁照，则为其所败坏如覆手耳。”[31]读不同的书，人的思想就会有不一样的变化，进而成为不同品德的人。因此，对所学内容必须慎重选择。如何选择，关键在自己。“后王多务古制，未暇家自为学，人自择师。学乎学，孰孔孰墨，在我而已矣。师乎师，孰尧孰桀，在我而已矣。”[32]对所学内容，李觏明确指出：“自古圣王之德业，举在于书。”[33]这些书便是李觏所提倡的“教有其业”——《诗》、《书》、《礼》、《乐》、《易》等儒家经典。把这些书读通了，做人的道理也就明白了。
值得注意的是李觏所讲的“习”，不仅仅指学习书本知识，而且还包括亲身经历的习行践履。他说：“居山者不知鱼，居泽者不知猎，习之之异也。今欲令渔人以罔苫，诘猎者以从禽，虽日挞之弗可改也。”[34]通过不断的学习、实践，便形成了习惯、技能。若环境改变，这些技能便失去了用武之地。因为一旦形成技能，再想改变就不容易了。由此可知，李觏“习”的内容不仅包括书本知识，也包括技艺、技能。
李觏在重学的同时，也很强调思在学习中的作用。他认为“夫心官于耳目，耳目狭而心广者，未之有也。耳目有得则感于心，感则思，思则无所不尽矣”[35]。这里，李觏既强调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先有耳目等与外界事物接触，以获取感性知识。又重视大脑思维在认识客观事物中的作用。耳目虽有所得，但不经过思，上升到理性思维，就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认识过程就不算完结穷尽。在学习中，自然便不会有好的学习效果。相反，“耳习于闻，目习于见，心习于思”[36]，三者紧密结合，使耳目感于心，心再加以思考，就会使学习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李觏不仅重视学习，而且是勤奋学习的典范。他在《上孙寺丞书》中描述了自己刻苦勤奋学习的境况：“觏，邑外草莱之民也，落魄不肖。生年二十二，身不被一命之宠，家不藏担石之谷。鸡鸣而起，诵孔子、孟轲群圣之言，纂成文字，以康国济民为意。余力读孙、吴书，学耕战法，以备朝廷犬马驱指。肤寒热，腹饥渴，颠倒而不变。”[37]家贫落魄，忍饥耐寒，却读书不辍，学习不止。有孔颜之乐，士子之风，令人钦敬！
学习的最终目的，是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因此，李觏对人才学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他重视人才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主张明君不仅知己，而且要充分发挥人才的治国作用。如果君主“能自知而不能知人，能自治而不能治人”，其结果便是“愚者在位，贪者在职，以戕贼元元，家愁户怨，靡所控告”[38]。因此，君主在治理国家时，“得其人则民受其赐，非其人则职为乱阶”[39]。所以，君主选才一定要慎重，即所谓“试臣以职，慎之至也”[40]。
谨慎选才，首先要明确人才的标准。李觏经过多年考察，提出了以效实为主的选材标准。其内容就是以实际效能、实事实功来选拔人才。为此，李觏严厉抨击以诗赋文章，背诵经书，凭一张答卷，决定于数百言取人，而不由经济实用，不看实事实功的科举取士制度。李觏认为，对于一个人的才能高下，品德贤否，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考其事而察其功。只有这样，才能确定其善与不善，才与不才。李觏说：“天下皆以言进，未能不以言取。既取矣，胡不代之以事？事仇于言，然后命以其官可也。《王制》曰：论定然后官之，试此职也。任官然后爵之，以能而命也，如是则无旷官矣。”[41]以言取人，必定选不到真才。必须以事功取人，方能使贤才为国所用。在人才选拔上，只有试之以事，验之以功，才能做到官名相应，名实相符。李觏说：“官，名也。事，实也。有名而无实，天下之大患也。”[42]取才、任官的标准是效实，即实际工作中的政绩。任人不能看虚名，而要验之以实，察之以事。有实际才能，并做出一定成绩者，才能取之、任之。只有真才在合适的工作岗位上，才能把工作做好。使事业发展，社会稳定。
李觏虽然坚持慎重选才，不降低标准，但对人才却不求全责备。他说：“以义度人，则难为人；以人望人，则贤者可知矣。若必求德行如颜闵，文学如游夏者而后取之，则是待飞兔腰袅而乘车也。”[43]选拔人才坚持标准是完全应该的，但却不可求全责备。应根据人才的不同特点酌予录用。否则，就会使贤才遗于民间，而国家却乏才之用。
选材之后，如何用材，是李觏十分关心的问题。他经过长期考察，认为“人莫不有才，才莫不可用。才取其长，用当其宜，则天下之士皆吾臂指也。故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决取其利，愚者不爱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44]。人有其才，才有其用。取其所长，用其所当。对不同性格的人，使用方法也有所不同。这样，必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使事业获得成功！相反，用人不得其宜，“不求于己，而专责于人，不用其长而专攻其短。适时则谓之违礼，从权则谓之坏法，刚毅则谓之不逊，倜傥则谓之不检，轻财则谓之不俭，为生则谓之不廉。见其一则不问其二，观诸外则不察诸内。以帷幄之谈而校之老生之议，以戎马之任而同之俗吏之选。是犹责越客以骑射，望胡人以乘舟，虽有贤才，何益于事哉”[45]？这样用才，不但不能使人才发挥作用。相反，会扼杀人才，给事业发展带来巨大损失。
对人才的管理，李觏主张重在奖惩。他说：“凡贤者，能者，皆先试以事，久而有功，然后授之以爵，得禄食也。爵以贵乎人，天下之人共贵之；禄以富乎人，天下之人共富之。”[46]通过使贤人富贵，达到尚贤、崇能的目的，使社会上形成尊重贤能的良好风气。对于已任职的贤才，则要定期考核，在旬终、月中考其治状，对于治政不力者，随时责之，在岁终则考核其一年的治状。视其功过情况，从而决定是否奖惩。有功者进其爵禄，无功者退其爵禄。三年有一次总的考核，“及三岁，则冢宰大计其治。大无功，不徒废，必罪之；大有功，不徒置，必贵之也”[47]。对各级官吏的不断考核，可以使他们勤政、廉政、求功、晋升，从而使国家政事得以治理。为不使一些人因一时一事有功而“骤获其利”，就必须建立长期有效的考核机制，于是便有了三年进行一次大考核的制度。通过考核以定其升降，即李觏所谓“有功者升，有过者黜，无功无过者职其旧，如是可以劝功而惩过”[48]。升黜凭借政绩而非年资，便可以鼓励士人立功，使各级官吏为民办事，为国效力。同时，打破了论资排辈的旧传统，使年轻才俊容易脱颖而出，有助于人才的成长和更好地发挥作用。
四、女子教育、社会教育和军事教育
李觏的教育视野非常开阔。他除注重探讨教育的基本理论外，还对女子教育、社会教育和军事教育等进行了研究，形成了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
女子教育在中国古代社会向来不被重视，李觏却对女子教育提出了一些看法，难能可贵。李觏对女子教育的重视是基于他对女子特性的认识。他认为“女子之性，鲜克正也。阴则昧，柔则弱，昧不足自见，弱不足自立，与物而迁，直情忘反，其体一也”[49]。现在看来，这种对女性的认识未必正确，但却成为李觏重视女子教育的认识论基础。对女子教育重视的另一原因，是李觏看到了女子不受教育带来的危害。他说：“今夫数口之家，犹以妇倾，或靡敝财用，或离析骨肉，速刑招祸，至无可救者多矣。况乎后妃，同体于王，其次嫔御，亦所爱幸。一发言，一举事，足以旋转天地，薄蚀日月，其为祸福可胜言哉！”[50]李觏细数了嫔妃不受教育的危害。认为这些人“贵则为骄，富则为侈，并宠则妒，不答则怨，憎则有谗言，爱则有私谒。府库或为之空，刑赏或为止滥，奸邪或为之昌，忠良或为之剥，宗室或为之弃，冢嗣或为之易，帏薄或为之不修，社稷或为之不食”[51]。其中危害最烈者是未喜对夏桀的放逐和妲己对纣王的惑乱。有鉴于此，李觏认为无论是平民之女子还是宫廷之妇人都要接受教育。使其知书达礼，以免惑乱发生。对女子教育的内容李觏有所规划：“自古妇人之贤者，盖不易得。故其生，则寝之地以教其卑，衣之裼以教其正，弄之瓦以教其事。既十年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紝组训，学女事以共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先嫁三月，祖庙未毁，教于公宫；祖庙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成之”[52]。从衣食住行日常行为习惯到祭祀礼仪规范，再到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项基本内容，包括了古代妇女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构成了李觏女子教育内容的基本框架。现在看来，这些内容大部分是对妇女道德方面的陶冶，离女子独立于社会的职业教育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从严格意义上看，尚不算真正的女子教育。但他毕竟是以女子为教育对象，就此意义而言，李觏关于女子教育的主张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远胜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
李觏重视社会教化的作用，把它作为安民的首要措施。他说：“所谓安者，非徒饮之、治之、令之而已也，必也先于教化焉。”[53]因为他认识到了教化对人道德修养的重要影响，“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54]所以，对社会教化重视与否，便成了“周所以长世而秦所以不祀的重要原因”[55]。因此，李觏主张对民众要进行教育。“民有以生之而无以教之，未知为人子而责之以孝，未知为人弟而责之以友，未知为人臣而责之以忠，未知为人朋友交游而责之以信，未知廉之为贵而责之以贪，未知让之为美而责之以争，未知男女之别而罪以淫，未知上下之节而罪以骄，是纳民于阱也”。[56]不教而诛，则“死者弗之悔而生者弗之悟也”[57]。相反，通过对百姓的教育，“使父子亲，夫妇和，宗族相睦，乡党相亲，财不以争，力不以斗，肃肃雍雍，相从于礼让之地”[58]。乡里和睦，宗族相亲，社会稳定，国泰民安。这正是当政者所希望的，也是李觏的理想社会。用什么内容来教化民众呢？李觏在《礼论》中作了详细介绍。涉及礼乐、兵农、律令、六德、六行、六艺等内容。其中，他特别强调用儒家的礼教来排除佛教和道教的干扰，以达让百姓受教育的目的。他说：“民之欲善，盖其天性。自古儒者用于世，必有以教导之。民之耳目鼻口心智百体皆有所主，其于异端何暇及哉？后之儒者用于世，则无以教导之，民之耳目鼻口心智百体皆无所主，将舍浮屠何适哉？”[59]因此，“儒失其守，教化坠于地。凡所以修身正心，养生送死，举无其柄。天下之人若饥渴之于饮食，苟得而已”[60]。由此可见，李觏社会教化的主要内容是儒家学说。在他看来，只要用儒家思想教化民众，形成共识，社会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因此、李觏立志要将儒家思想学说发扬光大。使孔子之言满天地，孔子之道行天下。这样，国可安，民可治，理想社会便实现了。
李觏军事教育思想的最大特点是教民习武、寓兵于农。他主张把农民编成什伍，任命武官，给予兵器。农闲时，教以兵法，学习战事。因为人的知识技能是通过学习得来的，所以，军队的战法、列阵、战技也必然由学习而获得。因此，李觏特别强调对民众进行军事教育。他说：“夫守国之备，不可以不素习也，不素习，则驱市人而战之未足为喻也。是固春教兵入乎列阵，如战之阵，辨鼓铎镯铙之用，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夏教草止，如振旅之阵，辨号名之用，以辨军之夜事；秋教师出，如振旅之阵，辨旗物之用；至冬大阅，简军实焉。然而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无故而习，实习杀人也，非示天下不复用兵之意也。故因春搜、夏苗、秋狝、冬狩而教焉。”[61]按《周礼·大司马》的要求，春夏秋冬都应教民习武，而且不同时期教育内容有所不同。习武的场所称教场，“今若于村落之中，每十数里为一教场，使其人员各以闲暇就便集之。既不妨农，且无所费。当户差役，勿复与免。或其有故，则许兄弟子侄递代。乃是一人在籍，数人习兵”[62]。习武的教场就设在农村，便于附近农民往返。李觏教民习武、寓兵于农的军事教育思想，使人民群众得到了军事训练，使他们掌握了战技、熟悉了战阵。一旦国家有事，这些人便成为士兵，保家卫国，抵御外辱。这样便可增强国家的军事力量，有利于抗击外族侵扰。可惜的是，李觏人微言轻，宋朝当政者未必采纳他的建议。因之，有宋一代始终未能摆脱积贫积弱的困境。
注 释：
[1][2][3][4][5][6][7][8][9][10][11][12][13][14][15]李觏著：《李觏集》，中华书局，1981年8月第1版第488、18、12、33、245、66、168、111、169、248、289、171、220、248、290页。
[16][17][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李觏著：《李觏集》，中华书局，1981年8月第１版第140、322、140、5、27、98、27、92、92、244、140、6、10、33、290页。
[18]周德昌主编：《北宋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93页。
[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李觏著：《李觏集》中华书局，1981年8月第1版第170、254、169、234、33、296、175、30、104、237、231、290、164、164、231页。
[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李觏著：《李觏集》，中华书局，1981年8月第1版第105、239、68、68、68、70、168、169、169、169、169、169、322、322、92、310页。
参考文献：
[1] 李觏著：《李觏集》，中华书局，1981年8月第1版。
[2]（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第1版。
[3] 周德昌主编：《北宋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4] 姜国柱著：《李觏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
[5] 王炳照等主编：《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