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模式发展研究

吕春枝

（河北大学教育学院）

摘要：世界范围内的高校有着共同的特点，但同时，由于文化、政治和经济条件的不同，各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各异，其发展模式深嵌入本民族的文化和环境当中。

关键词：高等教育；显著模式

大学是有着相同的历史基础，并且深深地植入其社会生活的独立机构。在中世纪，大学的作用是传递知识、为少数重要的职业提供培训活动。到了十九世纪，大学主要进行基础研究，成为知识创新机构。¹就知识创新和扩散的综合过程而言，当代的大学是最重要的机构，不仅是大多数的基础科学，而且是旅游、书籍和数据资料等综合系统学科的家园，担当着向全世界传播知识的任务。²随着社会对特殊人才的需求逐渐增长，大学成为特殊人才的主要培训场所。大学在社会生活中同样发挥着政治的功能，是政治思想、政治行动及政治培训的中心。与此同时，学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很大程度上源自于资源的短缺。在大约半个多世纪疯狂的全球范围扩张之后，在很多国家，它的消费支出被迫开始削减，在很多情况下，开始缩小规模。

文章主要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高等教育发展的显著模式，分析了产生这些趋势的一些原因，并指出了未来十年大学的发展方向。例如自治与责任、研究与教学、改革与课程以及大学规模扩张的不现实性等这些课题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关注核心。总之，大学是一种有着共同历史基础的国际性机构，与此同时，又深嵌于本民族的文化和环境当中。

一、一种共同的大学模式

全世界范围内只有一种共同的学术模式。20世纪末，最早在意大利和法国建立的基本欧洲大学模式，除了普遍高等教育形式以外，都得到了明显的修正。巴黎模式中，教授是大学的核心，仍尊自治为学术风气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对西班牙以及后来的拉美产生过一些影响，但是很明显该时期，博洛尼亚（Bologna）大学的学生自治，在欧洲并没有立稳根基。3大学迅速扩展到欧洲的其他各地——英格兰的牛津和剑桥、西班牙的萨拉曼卡（Salamanca）、中欧的布拉格（Prague）和克拉科夫（Krakow）——以及下一个世纪的德意志国家，建立了完全不同的大学。

后来，伴随其他殖民主义的军事装备，欧洲殖民主义者国家将大学引入其殖民地。例如，英国首次将学术模式出口到美洲殖民地，后来以及印地安（Indian）、非洲(Africa)、东南亚(South-east Asia)。4法国在越南（Vietnam）和西非（West Africa），西班牙（Spanish）和葡萄牙（Portuguese）在整个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荷兰（Dutch）在印度尼西亚（Indonesia），美国（America）在菲律宾（Philipines），以及其他殖民者同样输出了学术机构。5殖民地大学的模式直接效仿大城市的机构，但往往缺少了祖国的民主和学术自由的传统。6

大学并非一个静态的结构，而是不断适应新环境而改变着。伴随欧洲民族主义和新教改革，高等教育的通用语言——拉丁语，也被民族语言所替代。学术机构在学生的主体和方向上，更少国际化，更多本土化，并受国家大环境的影响。例如，新教的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与天主教的萨拉曼卡截然不同。哈佛大学的模式虽然效仿英国模型，但逐渐发展了它自己的传统和方向，反映出北美殖民地的现实。学术机构并不总是繁荣的。哈佛和剑桥在18世纪至19世纪，与英国的教堂和贵族联系紧密，在工业革命和巨大的科学扩张中，扮演着一个很小的角色。71793年的法国，革命之后，大学被取缔，之后得到了重建，不仅在法国，在西班牙和拉美，拿破仑模式成为一股强劲的力量。8德国的大学在纳粹时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民主摧毁，许多教授流失，丧失了他们科学上的卓越地位。9

为了更好的阐明本章的主旨，我们引用两个以上，最近的西方学术模式修正的案例。19世纪中期，联邦德国出于建设国家的目的，对大学作出种种限制，给大学的发展套上了枷锁。在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领导下，政府给德国的高等教育注入了非常有意义的资源，大学担当起旨在国家发展和工业化的研究责任，在界定新德国家的意识形态上担任主要角色。10

德国的大学同样建立起了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水平的教育。而且，研究首次成为大学的一个完整功能，基于新出现的科学规律层次，大学重组。美国的改革者进一步重塑高等教育，加强服务理念，并与工农业直接联系，强化高校和社会的联系。他们也通过建立学术部门发展研究和扩大高等教育的准入途径，使德国领导制走向民主。11这样，即使那些看起来深深扎根于本民族土壤的机构，事实上，也已经被国际化的理念和模式所影响。

实际上也不出所料，效仿的机构模式起源于这些西方模式的世界大学。很明显，在少数完全保持非西方的机构中，开罗（Kairo）的Al-Azar大学，它主要集中在传统的伊斯兰教和神学，而且，沿袭欧洲的路线，目前正在组织科学课程。12西方模型中有很多变化，——开放式大学、两年制职业学校、教师训练学院、工艺学校——这些学校的功能与那些传统大学不同，他们的基本组织、领导模式以及风气，依旧明显近似欧洲学术理念。13

二、知识网络与高等教育的发展

对于西方学术模式的优势，目前存在很多解释。科学学习的制度化，以及后来，科学研究成为中心成分。毫无疑问，大学和优势世界经济体系之间的联系，是形成西方霸权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殖民者把持学术机构，故仅有极微的可能性发展独立的可替代物。如19世纪，印地安被英国强制变为欧洲模式，本土的学校形势惨遭破坏。14无一正式殖民国家从基本的欧洲学术模式中转移，例如当代的印地安大学，类似其独立前的先辈。

日本从未被殖民过。1868年之后，它开始意识到必须发展科学和生产力；抛开传统学术机构偏好西方大学的传统，从德国、美国和其他国家输入新的理念和模式。其他非殖民国家，例如，中国、泰国同样输入了西方的模式，将其融入本地的社会需要和环境中。15

在这个时代，对于拓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言，高等教育的生产性也许是最重要的改革。西方国家在提供优势教育、鼓励研究和科学的发展，以及服务于不断综合发展的社会上是成功的，在美国和德国的许多大学对于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有着促进作用。在19世纪，大学发展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种理念：公共资金应该资助高等教育，大学应该参与到知识的传递和创新上，学术机构应该同时被赋予一定程度的民主。而且，西方大学是一种包括研究机构在内的知识网络中心，是一种知识传播的方式，例如杂志及科学的出版机构，以及培养科学家的“无形学院”。目前，大多数的科学文献以一种语言——英语的形式呈现。事实上，最大的荷兰跨国出版社Elsevier和Kluwer，都用英语出版他们的学术和科学书籍、杂志。

全世界范围内，学者和学生的流动——所谓的“智慧流”——是国际知识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传播思想的同时，也保持了主要宗主国家的研究霸权。一千多万的学生远离祖国，在外求学，他们中大部分来自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大西洋周边的新兴工业国家。他们主要在工业化的国家，例如美、英、法、德等国学习。日本是一个主要的输出国，同时也是一个主要的输入国。16

他们旅居国外的结果之一是学生在学习中获得经验，而且，学会西方学术系统的标准和价值，经常以一腔热情返回家乡，改革本地大学。国外的毕业生经常发现重新调整、适应祖国有困难，一部分是因为他们从国外得到的优等训练很难渗透到少量的工业经济中。这样的挫折，以及工业国家明显优厚的报酬，导致了“智慧”的流动。然而，当代世界智慧流动往往不能持久。17第三世界科学旅居者经常跟家乡的同学保持联系，奉献出优等的知识和思想。他们定期返回家乡，从事当地的学术工作，慢慢的，条件适宜的话，就永久性返回家乡了。这些归国学生身怀相当可观的专业技术返回祖国，通常在本地的科学和学术团体中担任领导职位。几乎不出意外，通过极少的交往，知识模式和机构模式从主要工业化国家传递到第三世界——或到更多周边工业国家。知识网络复杂且具有多面性，其中心保持异常强大时，存在一种指向研究成果和效用的更大平等性的运动。以日本为例，已经有了一个强大并不断增长的研究型大学体系，东亚和东南亚一些新兴的工业国家，正在培养其大学的研究能力。但，霸权逐渐消失的同时，世界知识体系的不平等性仍在地方存在。

三、战后高等教育的疯狂扩充（expantion）

事实上，自从二战后起，世界的各个国家都在进行中学后教育（post secondary education）的扩充。在平等条约中，与初等教育（primary）和中学（secondary）教育相比，这次的增长更加富有戏剧性。在1915年的著作中，马丁（Martin Trow）谈到工业国家的内容时，指出其高等教育是从精英、到大众，再到全球化。战后美国的高等教育吸纳了30%的相关年龄群体（18-20），然而，欧洲国家一般保持一个精英高等教育群体，少于5%的人进入高等教育机构。到20世纪60年代，许多欧洲国家达到15%，甚至更多；1970年，瑞典24%，法国17%。同年美国的比例增加，达到50%，接近全球的入学率（universal access）。到了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欧洲国家达到30%以上，但美国却增长了很少的百分点。这样，美国的入学模式已经稳定，欧洲和许多新兴工业中国家则继续扩充。

在第三世界国家，扩充似乎更富戏剧性。通过建设小规模、超常精英型大学，高等教育在独立后一段时期得到了快速的扩充。在印度，入学率从1947年独立时的大约10，000，21世纪增至400，000，000。非洲的扩充同样迅速，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从1960年的21，000，增至1983年的437，000；20世纪末，许多撒哈拉沙漠（sub-saharan）地区的非洲国家，经济困难，生均支出削减，使得学术水平明显退步，入学人数的增长同样缓慢。

在其他非西方国家中类似趋势亦已凸显。例如菲律宾，三分之二以上的儿童接受高等教育，尽管第三世界总体上远远落后，但菲律宾的入学率已经接近了工业国家。再如，尽管中国的学生人数超过两千万，但仍仅1%的适龄人群进入高等院校——他们中，大约4%毕业于专科学校。总体而言，至少在比例项目上，第三世界国家扩充程度超过了工业化国家。扩充和参与率最高的国家是亚洲新兴的工业中国家，例如南韩和台湾。

忽略政治体系、经济发展的水平、或者教育理念，高等教育的扩充是唯一的最重要的世界趋势。统计显示，相关年龄群体的7%进入了高等教育机构，自从二战以来，该数据每十年增长一次。高等教育的扩充首先是在美国，然后是欧洲，后来是第三世界和一些新兴的工业中国家。现在，尽管各国的比例有差异，但女性大致仍占高校入学人数的40%。几乎毫无例外，工业化国家较第三世界国家而言，高等教育人群的比例相对较高，高等教育人数的总体统计数据掩饰了许多关键性的区别。例如，总体而言，工业化国家在技术和科学领域有一个比较高的学生人数，而发展中国家，以中国为例，以文学艺术占主体。当然也有例外的可能性存在。

高等教育的扩充有着诸多的理由。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现代社会和经济不断增长，需要更多高训练的劳动力。这要求高等教育机构提供所需要的训练。事实上，许多训练是在工作岗位上，一次性提供的。所有的新领域，例如计算机科学的出现，是将大学作为研究和训练的一个源泉。例如韩国和台湾，依靠学术机构提供的高水平训练和研究经验，国家发展了科学和生产力。

当代社会，学术机构不只提供训练，它们同样为许多职业提供测验和证书。自从中世纪以来，这些已经成为了大学的中心职能，近年来，又扩充了许多。社会提供的职位不断增多，事实上，当代社会，想要拥有权力、权威和威望的地位，学术证书十分重要，而其大量的权力在大学手中。

在许多社会中，高等教育入学测试（test to gain admission to higher education）成为未来胜利与否的决定性要因。国与国之间的学术竞争各有不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压力都集中在高中的学业成绩和测验上。当然，通常要进入某一特定的领域还要有进一步的测验。

由于诸多原因，作为一种测验实体的大学地位得到提升。随着工业和经济的扩张，我们需要更多类型的机制。古老的、更多非正式的……

人们认为大学是知识界精华聚集的机构，相信其能提供公正的测验来检验成就，从而决定是否准入。当这样的机制遭到破坏——正如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所为——或当它们被认为是造成腐败影响的主角——如在印度——大学明显的削弱了。甚至，由于没有多样的机制存在，从而限制了整个新领域的发展，人们总是要求学术机构不仅提供训练，还应提供测验和证书。

因为现代社会增长的那部分人口需要教育，所以扩充运动发生了。中产阶级（the middle classes）看到学术资格是成功的必要条件，要求能够通过高等教育的入学考试，要求政府做出回应，扩大招生。当政府的行动不够迅速时，私人经常会迎合需求、积极创建学术机构。在像印度、菲律宾和孟加拉等国家，私立高校中的学生占主体。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存在一种强大的趋势：通过征收高等教育税控制学费，给私立高等教育施加压力。尽管从长远意义上看，质量、入学资格和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尚不明朗，但是，这种做法的目的是想降低政府在高等教育上的支出，但仍把持入学资格。

在大多数国家，高等教育主要是靠政府资助，学术机构大多数被划入公共部门之中。然而，个体创业和管理与公立机构均分责任，政府甘愿继续担当资助高等教育的主要源泉成为一种趋势。二战以后，学术机构疯狂扩充，对政府而言，费用剧增。尽管如此，人们进入高等教育学习的需求还是异常强烈。

20世纪60年代，大量评论文章指出，世界上，尤其是西方工业国家，高等教育会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最终，遵循美国的模式，使得大部分人都有机会进入高等教育机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20世纪70年代，扩充的速度减慢了，但在80年代末，该趋势重新抬头。欧盟国家普遍朝着美国的大众化方向发展。速度减慢，一部分归因于经济，70年代经济随着油价的波动而震荡；一部分归于人口统计学，出生率显著滑坡，青年人数减小；另外一部分归于哲学，因为国家对公共机构的支持减少，其中就包括高等教育机构。总而言之，70年代西欧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比例稳定在20%以下；80年代重新开始增加，并且持续扩充。这种扩充源于人口的持续增长，以及欧洲经济步入后工业阶段带来的推动作用。

跟西方工业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第三世界总体上没有间断，保持了持续扩充的趋势。非洲比较特殊，招收和入学的人数减退。另外，除去菲律宾这样唯一特例外，第三世界的入学率，较之那些工业化国家，明显降低，但是，这些国家仍然对扩充教育和入学，做出强有力的承诺。这里暂举一例，印度存在严重的毕业学生失业问题和大学毕业生的智慧流动。在非洲撒哈拉沙漠地区，高等教育扩充的速度缓慢、程度不大，是由于高等教育的需求减退，这与严重的经济问题有关，经济问题限制了政府为持续增长的费用埋单。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地方大学吸收所有高质量的学生入学还是不可能的，故相当数量的学生出国求学。再例如马来西亚，该国学生近一半都在国外。正如在工业化国家，存在一种显著的趋势，高等教育的经费压力从政府转移到个人。

然而，全世界还是存在共同趋势，例如工业技术的角色日趋重要，第三世界提供了一套特殊的环境。然而，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第三世界的高等教育扩充似乎会缓慢下来，工业技术是一个诱因。随着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地区性的差异日趋扩大。经济欠发达地区，高校成长更为缓慢，经济快速发展地区，例如东亚那些工业化进程中的新兴国家，拥有资源扩充高等教育，同时保持一定的毕业生需求。以台湾和南韩为例，在大部分学生在私立大学学习的情况下，社会吸收的大学毕业生总量基本上等同于规模大、装备良好的大学的输出。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地方，高等教育的增长仍然十分缓慢，甚至停滞，这种现象好像不应该发生，因为需求很高，而且，尤其当消费的增长点已经从政府转移到个人和家庭，政治家也愿意提供更多的入学机会。

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情况更难预测，尽管已经不可能到60年代的水平，但众多的因素都要求恢复增长，尽管人口学家预计可能仅为短期现象，但某些特点年龄阶段人口增长回暖。60年代培训的毕业生，工作在工厂、政府部门、中小学和大学中，行将退休，需要大量大学培训的人员。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经济中，以大学为基础的研究对科学和技术发展，起着辅助的作用，但仍依赖经济发展。很难预测，政府是否还继续扮演着资助大学的角色。90年代，尽管仍然存在一些财政问题，高等教育还是获得了新的发展。

四、对60年代遗留问题的改革

社会要求大学吸收更多的学生，扩展其职能，因此，许多国家着手改革高等教育。60年代，尽管反对的意见不少，但改革还是继续。毫无疑问，由于扩充过快，学术环境恶化，学生不安，从而导致了高等教育的紊乱。例如，学生针对传统欧洲大学等级森严的组织形式，要求改革教学方法。在很多国家包括学生，修正或废止管理体制，强化研究学术的责任，赋予教授发言权等方面，扩大化。与此同时，传统学科间的壁垒打破，加强了跨学科的教学和研究。

几个传统的欧洲学术机构都进行了巨大的改革。瑞典的改革比较彻底：决策走向民主化、权力下放、入学门槛放低、跨学科的研究机构设立、包含职业培训在内的课程改革等。法国和新西兰同样进行了改革，加强了学科的联系和学术决策的民主化。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对大学进行改革，传统的大学结构让位于民主政府模式。

20世纪90年代，欧洲大学重组的主要趋势是加强管理机构的效率和责任，修正或废止了60年代的许多改革成果，比如学生的权力减小。新西兰重组大学，增强了管理者的权力，同样的趋势在德国、瑞典和其他国家都有所体现。

许多工业化国家的结构调整比较适度。举例而言，美国在高等教育的管理和结构上的调整幅度较小。在日本，虽然学生的不安扰乱了高等教育，带来了高教的改革，出现几个“新模式”的跨学科机构，但是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英国，学生运动的影响极小，改革力度微小，有好多改革成果还被废止了。在德国，法庭宣布学生和级别较高的员工占据大学管理主要位置的规定违背宪法。

60年代的许多结构的变革在经过十多年的实验之后，基本上都被废止了，取而代之的是强调效率和责任的管理。例如，政府除了权威之外，还应该包括商业、工业以及劳动的组织，并且应该在学术的管理上扮演主要角色。课程的改革继续持久推广，跨学科计划和引进新的研究领域仍在进行中。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职业化仍然是一个主要的趋势。全世界都坚信，大学课程应该为不断复杂化的工作提供相关的职业训练。传统的观点认为，高等教育应该由培训精英的文学和非职业的学习组成，这种观点由于与综合性人才的培养相悖，因而遭到了广泛的批判。学生出于薪酬的考虑，要求大学关注职业准备，职员同样要求大学的课程与职业的需要紧密相关，主要是因为，至少在工业社会，社会科学和人文的需求量下降了。

课程改革与另外一种全球的趋势：大学和工业生产的联系日益紧密。因为大学和工业的联系主要是在研究方面，工业要求其需要的技术融入课程当中，这种趋势同样延伸到研究领域。工业与大学建立了正式的联系和伙伴关系，例如瑞典，工业代表可以加入高等教育的管理协会。美国的大学和主要的企业签订正式合同，共享研究成果。在工业化国家，企业有时在大学的协助下，给员工提供培训项目。

涉及到研究成果和其他财政问题，专利的技术准备，工学间的联系至关重要。工厂企业对基础研究不感兴趣，使得高等教育研究的内容有所改变，以大学为基础的研究主要是基础研究，逐渐转换到申请可以创造利益的课题。在各领域的研究方向上各人的观点不同，如生物技术学，公共的规则与企业的需求产生了冲突，特殊的资助计划同样遭到了质疑。工业培训和研究，给课程的组织、研究的内容和范围、大学和社会间的传统联系施加压力。

大学管理的传统理念强调民主。随着规模扩大，其支出费用越来越高，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大学民主开始动摇，比如瑞典和新西兰的管理结构责任化。此理念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具有不同的意义，在第三世界国家，民主的传统式微，学校对社会的责任以及迎合经济、政治的需求十分困难。工业化国家的压力是财政投入力度加大。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尽管高教机构改革的压力多样，但还是进行了显著地革新，当然，机构上的革新不是很多。瑞典就是明显的例子，课程改革、扩招，关于责任和民主的讨论仍然存在，大学的组织改变不大，正如爱德华（Edward Shils）所言，“学术道德”曾经在很多方面削弱了，已经开始复苏。

大学具有持续性特征，现代大学随着社会的变革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包含着其初建时的传统因素。无论是高等教育的理念、模式还是实践，都存在一定的一致性，部分是因为其发展过程中移植了欧洲的模式，更是因为殖民时代之后，大学的发展以及科学和学术发展，走向国际，很多大学是迫于外部的压力而改变的，学校内部对此意见很大，一些学者认为做丧失了大学的精神，还有一些觉得，大学靠公共资金维持，却没有满足社会的需要，不负责任。因此，大学承受着来自政府官员、强硬学生以及外部成员的压力。

自从二战以后，大学发展迅速，高等教育在现代社会担任主角，一直持续到最近十年，才趋于缓和。在较高水平的人员培训方面，其重要性看起来不会削弱。近年来迫于经济的压力，研究角色存在问题，没有任何机构，可以替代其进行基础研究，但是，由于各种因素，基础研究削弱了。

毫无疑问，大学面临明显的挑战，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1.入学

很多国家，高等教育的入学问题众口难调。尽管少数国家普及了中学后教育，但在大多数国家还是存在很大的需求。成人培训班越来越少，在工业化国家几乎到80年代已经结束了，但随着东欧自治政权崛起，西欧上述情况重新抬头，这给第三世界国家造成很大压力，因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仍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投资有限，又存在需求，大众化道路上会冲突不断。可能以后制定高教政策时，会更多考虑种族、伦理和少数民族等因素。

2.管理

高等教育机构越来越庞大而复杂，美国的教授管理压力增大，与此同时，传统的大学管理模式遭到非议：无力、无效而机构庞大。其履行职责的困难加大，学术投资增加的话，管理的费用不可避免的也会增加。目前，政府对高教的投资力度应该限制在什么水平，还没有达成一致性意见，传统的生产管理模式复杂化，毋庸置疑会遭到挑战。

3.知识创新和传播

目前许多大学不重视研究，将来肯定会考虑加强研究的投入和控制、协调课程、教学和研究的关系、运用以学校为基础的研究以及其他。同样，知识的传播体系，杂志、书籍和网络系统会迅速得到改变。谁来控制新数据网络？传统的交流方式在新环境下如何生存？谁该为知识传播消费买单？

技术手段对于知识的快速传播十分有利，因而与之相关的问题都十分重要。新技术有可能引发新的焦点。目前，美国以及其他英语国家，是交流网络的主人，以后还会是，西方主要的知识生产者继续着信息联盟，不仅主导知识创新，更控制着大部分的分配渠道。单纯研究的增长以及新数据库的创建，不能确保一个更为平等的知识体系，学术机构居于中心，但是，出版社、研究投资者以及其他都是必要组成部分。

4.学术职业

近年来，职业化面临压力，研究机构增多、财政紧缩、学生人数增多等，一系列问题对学术的职业化构成挑战。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经济问题和人口因素导致职位的减少，目前人口因素及入学人数的回暖，师资缺少。而在大多数新兴的工业中国家，教师的地位、人数和工作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贫穷国家里似乎有些举步维艰，资源减少而入学人数却在增加。接下来的日子里，学术职业例如学术机构面临巨大困难，保持自治传统、学术自由及达到传统大学的目标，挑战极大。

西方世界，在很多领域，学者的薪水赶不上私企的员工，传统的学术体系面临崩溃，情况多样化，我们也不敢在学者身上使用“最棒、最靓”等字眼。学者的压力不仅来自于教学、研究，可能更多的来自外部。例如英国和澳大利亚，大学成为消费中心，其费用达到了传统的极限。1989年以后的英国学者需要定期评估。新兴的工业中国家，正在形成完全自治的学术团体，发展研究和学术自由的传统。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也许遇到的困难最大，在一种衰微的境况中保持切实可行的学术文化，十分不易。

5.私立学术机构

大部分国家强调提升私立团体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主要表征之一是其投资和指导高等教育研究。许多国家的私立学术机构逐渐增多。贷款项目使得学费增加，学生承担的费用相继增多。政府尽量缩减其在中学后教育上的消费，这是其鼓励私立学校发展的原因。学术发展向私立机构转移，可能忽视公共目标。私人是否对大学的传统功能，学术自由、基础的研究及管理模式感兴趣，目前尚不明晰。私立教育在越南、中国和匈牙利得到快速发展，私立高校在价值和方向上，或许会对高等教育有所影响，但这一点并不明晰，长远来看，或许这点会受到关注。

6.多样化和层次化

中学后教育机构的建立应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这是一个旧话题了，但它还是最重要的，依然能够重塑高等教育系统。几年来，为了满足一些特殊需要，服务一定的特殊人群，广泛设立了研究机构、社区学院、多学科的研究机构，这是目前发展的基本特征。与此同时，学术系统也更加层次化。在社会阶层和特殊部门的员工之间，有一个较高的契合点，一定程度上，传统大学一般在层次上发生改变，也许限制机构的作用更为有限而实惠，坚信这一点比较重要。多样化主要包括，妇女人数的增加，全球范围内，妇女人数占学生总人数的40%，有15个国家，可能会达到50%，许多国家的学生，从低收入群体到少数民族和种族，接受中学后教育的人数可观。

7.经济不平衡

世界大学发展的不平等性日益凸现，工业化国家的一些主要大学资源丰富，在科学研究中处于领导地位，源于其资金投入与知识膨胀同步。然而，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的发展跟不上入学人数增长的脚步，压缩投资。例如，非洲Sub-saharan大学，巨幅削减资金投入，功能难以发挥，更无需谈提高质量，完善国际知识体系。亚洲新兴工业中国家的大学，学术持续得到发展。因此，全球中学后教育的资金投入前景错综复杂。

五、结论

大学分享着同样的文化和同样的现实；在很多基础领域，学术机构和模式集结。与此同时，民族差异影响着学术系统和机构。学术机构的传统作用正在改变：尽管管理结构发生改变，传统的生产力正在走向消亡，但Humboldtian学术模式还是继承下来了。开放大学和其他远程教育机构，可以提供一种新的机构组织模式，节约资金的同时带来更深层次的组织性变化。当然非参与性的变化同样可能存在，学生运动的出现，至少表明工业化国家的环境看起来并未发生改变。二十一世纪，大学的处境并不乐观，工业化国家高等教育作为“成熟产业”，资源的发展相对稳定，不仅影响中学后教育资金投入的有效性，而且影响学术实践。本章讨论的技术方面及其他力量，模式各异，同样影响大学和学院。一些学术系统，尤其是在那些新兴工业过程中国家，会继续成长。政治和经济的变化显著影响着部分世界，接下来的十年里，会有一个重建的过程。全世界范围内，接下来的十年是高等教育面临挑战的重要时期。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