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方之间寻找生存的意义

李力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摘要：从科场失意到海外游历，从眷恋传统到心仪西学，身处中西文化交汇中的王韬在经历了从保守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之后，逐渐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向一个具有混合中西文化特质的个体转型，成为早期改良派里的领军人物，从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教育思想。他将自己对中西学独到的领悟融会贯通于教育中，提出了以重经世人才为核心，进而要求改革科举制度，学校生才以及普及平民教育等教育观念，表现出其特立独行的经世才略和深远卓识，不仅在当时引起积极反应，而且对于后世理解当时的文化教育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关键词：王韬转型人才学校生才普及教育

独特的生活经历，漫长的海外游学以及特殊的生存环境造就了王韬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代改革思想家的地位，也造就了其作为早期海派文人代表的特质。他的思想开放而不激进，求实而不保守，尤其在面临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教育尴尬境地时，王韬能够以自我反省为基础，以社会现实为依托，将当时海外先进的教育理念有机的融入到对中国教育的理解上来，从而提出了一整套以人才为核心，以改良为手段，以普及教育为目的的教育构想，为其后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理论框架，推动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与传统决裂之后自身的转型

早年的王韬[i]和中国绝大多数的士子们一样，沿袭着读圣贤书，行科举路的模式，孜孜以求的追寻着圣贤们的足迹，但是在屡次科场失意之后，落魄的王韬迫于生计来到了作为口岸开放的上海，在英国传教士开设的墨海书馆里辅助校对中西方典籍的互译工作，他在与传教士的接触过程中，触摸到了关于西学的脉搏，进而逐渐地引发了其世界观和认识上的变化，最终为其脱离传统意义上的士人做了铺垫，而对其转变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则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也正是这种转变对于我们更好的理解王韬的教育思想提供了方向。

（一）早期海派文人的代表

“海派”一词本源于上海的绘画界，后引用范围逐渐被扩大，用来形容中国近代以来有别于传统意义的知识分子。上海作为当时的经济中心和最为发达的近代大都市，对于西方的各种文化信息都十分敏锐，因此积累了一定的西学底蕴，为海派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这其中最主要的则是社会环境对海派文化的影响。

首先是上海城市人口的生存环境。人口的自然流动机制是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外籍居民在带来殖民文化的同时，客观上也使中西文化的交流在上海进行，王韬屡试不第，在上海寄人篱下，因为偶然的机会参与到中西典籍的互译工作中来，由于工作的需要，也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最终举家定居上海。可以说，长期生活其中的王韬自然不会不受到这种浓郁的混合文化的影响，“王韬的狂放，……，是在中西文化交汇中以延纳新事物来变革旧传统的表现”。

其次是上海的社会经济环境。近代上海建立在金钱和商品竞争上，“社会经济生活的竞争性决定了海派文化的商业性和功利性”所以从整体上看，重功利尚个性的海派文化，较之与重伦理、崇名教的传统大相径庭。王韬要求培养具有实际动手能力的经世人才，就恰当的表现出海派文化对其的熏陶。

最后是上海的社会政治环境。“生成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海派文化，……以其革新、创新、开拓、进取的品性，反映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长期身处其中的王韬，虽然“没有能冲击传统的旧学之体，却是以其介绍西方新学之用而成为众所公认的改革思想家”，王韬在其《弢园文录外编》中所表现出来的君民共治思想，历史性的决定了“他是使近代民主意识在旧体制内发酵的面包师”。

（二）儒家千年王国论者

这个观点是日本学者三石善吉在其著作《传统中国的内发性发展》中所提出的，他是从早期改良派的代表薛福成于1879年写成的《筹洋刍议》中的观点发展而来的。薛以为，历史是理想的三代之治→秦以后的堕落时代 →当今的变革时代这样一个变化过程，而急剧变革的当今应当回归到理想的三代之治，而这种回归是在提出一系列的新措施基础上的复归。因此，三石善吉将理想的三代之治→堕落的秦后统治→现代化的新三代之治的思想命为儒家千年王国论。而以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一批早期改良主义者则被称为儒家千年王国论者。以王韬为例，他对中国的传统寄予深切的信赖的同时，又力图导入西方的政治制度，谋求中国的政治近代化，进而为以后的康梁踏上历史舞台作了铺垫。

无论把王韬作为早期海派文人的代表，还是称作为儒家千年王国论者，其共同点就是王韬都是身处于一种中西方文化交汇的中心，他具有传统士人不具备的西学，又兼备纯粹西学论者所不具有的中学底蕴，他是在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基础上构思新的世界，进而在平稳中求渐变，在渐变中求发展，最终企图“通过复古来达到进化”。也正是这种对事物认识方法的态度改变，导致了王韬从科举致仕到重经世功利，进而要求全面改革教育。虽然上述两种观点都为一家之言，但这毕竟有助于对王韬进行准确定位，因此值得我们借鉴。

二、直捣科举要害的人才观

终其一生可以看见，在王韬的思想观念里，人才是处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根本。无论是化名上书太平天国，还是他在建议洋务官僚时，都把人才作为需要解决的第一要务。由于王韬的身上集中了中西方的特质，因此也显示出了其与众不同的人才观。“封建时代的中国，所谓人才就是掌握了儒学经典的理论原理和道德准则的人”只要精通四书五经，懂得修齐治平就能够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王韬曾说过，“东方有圣人焉，西方有圣人焉”，把西方的有学之士也包括在人才之列，这就充分表明了他崇尚西学，衡量人才的标准已经摆脱了中国中心主义的偏见。对其人才思想，应着重从以下的几个方面去把握。

（一）理想的人才品质：重经世功利

屡遭科场失意的王韬在对自身经历的反思中，将所接触到的西学融入对人才观念的尝试改造中。自孔子开始，就存在德重于智这样的说法，认为人才的要求是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心灵世界的至善，人才所具有的一切优秀素质都是为了完善自己，进而影响他人和社会。1865年，他致书李鸿章说：“国家之有才，犹人之有精神，国家尝失人才，必至萎靡不振”，同时，他在给一位越南官员的信中强调，除非得人用人，自强政策仍不过是一纸空文。种种迹象表明，对于人才的重视已经成为王韬教育思想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是否只要是人才就可以自强维新了呢？

而在王韬看来，只有重经世功利的实用人才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因而他主张废八股及八股取士，倡导实学及新的取士方法。所谓实学就是以西方科技为主要内容的经世致用之学，取士之法则以“科甲”和“保举”并行，科甲考试为经学、史学、掌故之学、词章、舆论、格致、天算、律历、辩论时事之学与直言极谏。保举则分为考察贤良、德著行修等数门。王韬实质上是想通过科举内容和形式的变化来达到开发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来救亡图存，而这种重经世济用的目标的做法，则正好反映了其理想中人才的品质。

（二）人才类型的多样化：突破君子不器的桎梏

孔子有一句话叫做“君子不器”，历来为士子们所标榜，人才的知识结构基本上框限于儒学之中，除此之外的其它专门人才则不过是三教九流和不登厅堂的旁门左道。由于重经世功利的思想支配着王韬对人才的评判，他非常看重人才的多样化、专门化。他认为，“才有数等，有吏才，有将才，有匠才，有出使之才，有折冲之才，有命题达用之才，有应急应变之才，用之必各当其才，而后才乃见”。自然，他也相信这样的自然推论：“如需要完成专门的工作，就要求人们接受专门的培训。”

本着人才类型多样化的原则，他要求设立三大书院：武备院、艺术院、水师院，分别培养将才、艺术人才和海军军事人才。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多种人才的选拔标准，比如说，对将才而言，要能够熟悉派兵布阵之法；而对艺术人才则要求能够制造船舰和枪炮等。但是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这些只不过是奇技淫巧，无所谓人才与否。因此，王韬呼吁社会要抛弃旧日里的那种“通才”或“君子”的陈旧观念，要做到“有才堪大任者，有才可小受者，有才能胜艰巨者，有才克远道而能宏济于艰难者，一志之而弗忘，悉收之于夹袋中，因才器使，各当其任”。

（三）西学是学，西才亦是才

天朝上国的观念着实使封建的王朝盲目地认为自我的价值观超越于其它国家，是最优秀的。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反映在人才观上则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人才济济，而所谓的夷则不过略通一些雕虫小技的奇技淫巧。在海外游历数年之久的王韬则突破了狭窄的民族观念，十分推崇在当时比较先进的西学西艺，大力主张将外来的西学与中学有机的结合。他在《弢园文录外编》卷三《洋务在用其所长》中明显表现出了对当时现状的不满：

“泰西人士之来东者，类多讲求中国之语言文字。即其未解方言者，亦无不于中土之情形了如指掌，或利或弊，言之无不确凿有据。而中国人士，无论于泰西之国政民情，山川风土，茫乎未有所闻，即舆图之向背，道里之远近，亦多有未明者。此固无足深怪。独不解于中国之事，如河漕兵刑财赋诸大端，亦问之而谢未遑焉。何则？时文累之也。既有淹博之士，亦惟涉猎群贤之经籍，上下三千年之史册而已。故吾常谓，中国之士博古而不知今，西国之士通今而不知古。然士之欲用于士者，要以通今为先。”

“在一个素来崇古，强调经世必需博古的社会中，上诉言论是一种激烈之辞”。在王韬看来，给予西学西才以合理的地位与科举改革也同样是分不开的，这一点，美国学者柯文在其《王韬与晚清改革》中用如下的话语描绘出了王韬将西学纳入现行轨道的美好设想：

“王韬设想了一种并重中西学的考试制度，要求唯兼通者方能得中。他主张，中学合四书五经为六经，以《易经》为首，西学以几何学为首，其次则化学、物理、天文、地理、兵学、动植物学、公法学等等。王韬知道并非每个人都能掌握所有学科，因而建议：凡能通两经（《易经》及其他一经）和西学两科（几何和另外一科），且概要了解儒经和西学的士子，便可授予官职。”

更加使人欣喜的是，王韬突破了传统的中体西用学说，阐述了他自己对中西关系的认识，他说：

“六经载道，穷经所以行道。中国数千年精神悉具于六经。而西学者馈六经之未具，又非中国诸子百家所能言。故浅而用之西学皆日用寻常之事。扩而精之，西学即身心性命之原。改科举而增入西学，擅两家之长，挹全地之精。中国地方万里，才智之士数十万，五六十年而后，西学既精，天西其宗中国乎。然此非一时所能断而行之，必由之以渐乎！”

作为早期海派文人的代表，王韬能够清醒理性的看待中西学，中西人才的关系，这也不能排除与他寄居上海期间所接触到的傅兰雅，伟烈亚利等传教士有密切的关系，他的这种见解，与传统士大夫论西学西才的论调截然相反，对以后的维新改革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从早期海派文人的观点来审视王韬，上海的文化氛围，政治经济环境决定了他开放的人才观念和不拘泥于传统的思维；从儒家千年王国论者的角度看待王韬，则会发现，他作为开明传统主义者与近代保守主义者的连接环，既保留了对中学的感性热爱，又不失理性的将西学中的精粹，以稳健的手法加以糅合，使得他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较之同时代的人更加完善。但是，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王韬的人才思想都是具有突破性的，激烈不至于冒失，谨慎但又不囿于保守，对当时乃至以后的人才培养选拔都具有积极的影响。

三、欲求真人才的教育观

“天下未尝无才，患所以求才之道未至”。王韬认识到皓首穷经于儒学只能是培养更多的之乎者也们，根本无法实现国家富强，也无助于时局的扭转，他首先为自己确定了不容动摇的目标：欲求真人才，然后循顺着这个带有理想色彩的目标，开始了自己规划教育蓝图的过程。鉴于在上文中，结合他对于人才的认识已经论述了改革科举内容，变革科举方式以及推介西学等内容，所以本部分将着重就学校生才这个方面来阐述王韬关于学校教育的观点。一方面，介绍他在学校教育理论方面的见解；另一方面，则从王韬唯一一次从事教育实践活动——主教格致书院来进行分析。

（一）构建理想中的完美学校

“虽然王韬熟悉英法教育制度，但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他批评中国教育的主要根据都是以中国古代学校制度为例，这样，他短暂的回到了退化史观，从而轻而易举的是古代传统（理想化的东西）为当前的改革服务。”在这一点上，正好与日本学者三石善吉关于儒家千年论者是要回到理想的唐虞三代之治不谋而合，而这对于我们理解王韬以期中西文化交锋前沿的身份去改革中国教育的背景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因此，王韬以古代的理想学校为依据，分析了现行学校的缺陷。他认为“学校人浮于事，教师不专注于教，学生不专注于学。学校太重书本学习，不重实行。太重义理，不重实际。”王韬在《变法中》指出，“今所设教谕训导，小邑一人，大邑两人，虚糜廪黍，并无所事。且其人，类皆昏冗无能，龙钟寡耻，不足为士之表率。书院山长不取声誉，以所荐之荣辱为去留；而每月所课，不过奉行故事而已。”以至于王韬无限感慨：“是朝廷有养士之名，而无养士之实也。”理所当然的是，古代理想学校在这时弥补了王韬精神上的遗憾，“是反不若汉时所立国子监，天下士子犹得读书于其中也。”王韬认为学者仅仅擅长谈性命之说，演说仁义道德，但如问及赋税财政等事，则不仅茫然无知，而且并不以为耻。这种所谓的人才不仅不能将所学的知识转化为处理事务的能力，而且对社会也没有真正的尽到应有的义务。但是迫于当时的社会现实，王韬也只能在心里构想自己满意的学校了

（二）改革呼唤者的唯一一次教育实践。

“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王韬严格意义上说来只是一个改革呼唤者，而非改革家。他一生几乎没有机会参与改革的实践活动，唯一的例外是在教育方面”。1885年他接受唐廷枢、傅兰雅的联合邀请，应聘担任上海格致书院的山长一职，以自己的理想为目标，开始进行实际的改造，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担任书院山长期间，他极其注重将书院的教学建设与社会时务紧密联系起来，通过有奖征文来启发学生对时局的关注，吸引洋务人士的注意；另外，他大力引进西学作为书院的教学内容，培养了一批术业有专攻的人才，扩大了书院的影响，也为社会做出了贡献。难怪柯文感叹到“无疑，就中国的需要而言，不能不说格致书院的贡献是杯水车薪。它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于促进中国人赏识现代科学的效用和重要性。”

首先，“格致书院最成功的事业是有奖征文竞赛”，竞赛的办法是每一年度由书院出面邀请一批热衷于洋务事业的政府大员和人士，就时事拟出一些可写性强的题目，由书院的学生各写成文章，然后选出一些优秀的文章附以出题者的评语，一起印成书籍出售。这个活动在当时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但“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王韬，如果没有王韬广泛的官场联系，能否激发那些大员对此事的兴趣便很成问题。”其次，“王韬的贡献还在于帮助招揽学生，从有关官员那里募集资金，聘请教员，并担任监督委员会的职务。”

对于以上种种迹象，我们不禁要问，王韬为什么如此煞费苦心的经营格致书院，是出于利益的驱动，还是名誉的考虑。我们不妨回溯到本文第一部分关于他身份的分析上来，在他的身上保留着传统士人和近代知识分子双重的特点，他对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解应该是很到位的，他虽然没有跻身仕途，但却用着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去展示自己的抱负，正如他利用征文这一手段，迅速的将书院学生关于时事的理解，借助官吏大员的批阅而渗透到他们的意识中去，“从现存的学生论文和评论大员的批阅材料来看，王韬的愿望至少有一半得以实现。”“总理衙门注意到上海格致书院培训国家半数以上的数学人才，并在1887年5月18日的著名奏折中主张修改国家考试制度，让应考者考数学。”王韬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教育所付出的努力由此可见一斑。

四、具有超越意义的普及平民教育

称之为超越，是相对于王韬面对在当时是新事物甚至是不可想象地事物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而言的，他对待新生事物的宽容和理解在那个时代来说实属不易。

（一）对南屏义学的积极肯定

19世纪70年代初，容闳在家乡南屏创设义学时，王韬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欣然作《征设香山南屏乡义学序》以示感慨。“义学者，即以补官学之所不及。一乡有义学，则一乡之人皆趋于善。”他认为这种学校是促使乡民诚实守法的最可靠保证，在认识到义学有如此作用后，他进而认为，“诚能乡设义学，教条有序，则子弟俊秀可造者得以习文，资质鲁钝者亦得工于艺，直可使野无遗贤，里无废人，其效之可睹盖有如此者。”只有这样，才能最大可能的挖掘人才。

（二）对建立公共图书馆的期盼

王韬对于普及教育的实施也体现在对于香港建立第一个公共中文图书馆的反应中。他在《征设香海藏书楼序》中明显的表现出了对于私人藏书所不足的喟叹：“夫藏书于私房，固不如藏书于公所。” 他认为，其一，“私家之书积于一人，公所之书集自众人”。其二，“私家之书辛苦积于一人，而其子孙或不能守，每叹于聚之艰而散之易，唯能萃于公，则日渐其多，则无虞其散也。”他亲眼目睹了欧洲各国“藏书之库如林，缥函绿绨几于连屋充栋，怀铅而入稽考者，几案相接，此学之所以盛也”。王韬将西方学术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归结为重视图书馆的建设。

（三）重视女子教育

对于女子教育的重视，首先取决于王韬反对中国自古由来已久的妇女受压迫情况。在《原人》中他提出“一夫一妇，实天之经，地之义也，无论贫富，悉当如此.”他批评纳妾现象的存在，认为“一男而有二女，其不至于离心离德者几希矣！”坚决主张一夫一妻制,认为这是社会和谐和良好秩序的唯一基础。在此认识基础上，他认为中国应该模仿西方，给予妇女广泛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他认为只有男女在受教育权上平等了，社会才会和谐地发展。为此他专门在文章中提出“各省立女学校，延女师教之六经六学”，甚至发出“夫女不读书，教之何益？”的慨叹，呼吁全社会都要来关注女子教育，使她们和男子同样有受教育的机会和固定的受教育场所，并且可聘请专门的老师来给她们教授一些社会伦理基础知识和文化知识，并要把中学和西学放在同等的地位，使女子也能接受外来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更多的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结束语

美国学者柯文曾引用《中国文艺复兴》中的一段话这样来评价王韬：“胡适曾这样讲到王韬，如果他是日本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他可能轻而易举地成为伊藤、大久保、大隈、至少也是西乡。”[ii]将这样的称赞用于王韬，无疑表现出对他的肯定。

综观王韬的教育思想，我们的确会不时发现令我们惊诧的东西，但是惊诧之余带给我们的又是诸多的思考：

思考一，对王韬的定位。研究王韬的教育思想，必须以其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为依据，而其特有的理论和实践又是其身份和地位所决定的。保守、创新抑或稳健都必须是针对他这一个体而言的，因此，对王韬的身份进行归类和定位是必要的。

一种观点侧重于从其生成的环境出发来讨论，这里的生成是针对王韬作为一名特立独行的，不同于传统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而言的。他作为早期海派文人（口岸知识分子）的代表，凝聚了以往知识分子所没有的“现代精神”，以至于被认为是“现代科学教育的提倡者”。

另一种观点则是将王韬放在整个中国历史的纵轴上来考察的，认为他是以理想的三代之治为依托，是为了复归而进行的自我退化，这种解释似乎更具有中国的传统意味。比较两者，我们会发现浓浓的改革和变化的特点，虽然本文未能对他作出一种新的归位，但是力图廓清他人对此的理解，也算是为自己进一步剖析其的思想进行指导。

事实上，“王韬的特殊之处在于，对他不适宜作简单的归类。”本文在第一部分就他的定位引用了两种不同的说法，希望借助于已有的观点来帮助读者加强对其的理解。

思考二，从人才到教育的研究模式。前文说，王韬只能算是一名改革的鼓吹者，这并无褒贬的成分在内，只是对其的教育经历做客观的描述。时代的原因决定了他能够发出超越性的呐喊，但同样也决定了其教育思想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和实际中的不可操作性，所以，对王韬的思想研究主要还是在理论层面上对其进行横向比较和纵向挖掘，实践只是对理论的说明和补充。

总之，王韬作为一名改革者，提出了众多颇有价值的教育思想，也在实践中为当时的办理教育者做出了表率。无论对他的描述如何，对他的评价怎样，都不能抹杀其为中国教育近现代化所作出的种种努力。而他所留下的新颖的教育思想，对我们更客观的研究和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以及为用以借鉴和学习，都有很大的帮助。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