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加拿大教育史学中的修正主义述评

党宁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摘要：战后加拿大教育史学发生了重大转向，修正主义走上历史舞台。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修正主义逐渐走红加拿大教育史学界。修正主义内部分为温和修正派与激进修正派，二者一同构成对加拿大传统教育史学的批判。而正是这三派间的相互冲突与借鉴印证了修正主义的流变过程。

关键词：加拿大；教育史学；修正主义；激进派；温和派

二战后西方史学界中的“新史学”流派与传统历史学流派的争锋日趋激烈，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信息与空间科学的革命，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进一步交叉综合以及民族主义和民权运动的兴起，“新史学”的地位逐渐确立，这为加拿大教育史学中修正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另外，美国新教育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尤其是以贝林为代表的温和修正派和以卡兹为代表的激进修正派在教育史学领域所作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对加拿大的教育史学中修正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着直接和重要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将以修正主义在加拿大教育史学史上的流变为线索，管窥战后加拿大教育史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中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并力图揭示出其背后深刻的社会及人文内涵。

一、加拿大教育史学中修正主义出现的背景

加拿大地处北美大陆的上方，由于地缘关系的作用，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深受美国的影响；但是从其国家形成的历史渊源上说，加拿大同美国一样又与欧洲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加拿大就是这样在欧洲（尤其是英法两国）和美国势力的夹缝中求得国家发展的一席之地。因此，加拿大从经济到文化教育各个方面均受到来自这两个强大实体的影响，历史学作为社会和人文学科中一个重要门类自不待言。就这样，传统加拿大教育史学的研究模式一直效仿欧美国家，自十九世纪以来，其研究范围始终停留在学校教育制度、教学方法以及著名教育家的实践活动的狭窄领域内，其研究目的仍然是为资本主义所标榜的自由和民主政治作完美的注脚。然而好景不长，战后世界历史学研究范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史学逐渐取代传统史学成为历史学研究的时代潮流。尤其是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传统的政治史和制度史的光芒已经完全被以社会史和心智史为代表的新史学所掩盖。这种发生在世界范围内历史学的重大变革显然影响到了加拿大的历史学研究，其突出表现就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期间，加拿大新社会史学的崛起和发展。[i]加拿大新社会史学的产生和演进为加拿大教育史学的变革开辟了重要道路。一时间，妇女史、家庭史、劳工史、种族史以及历史上地区宗教问题研究等等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而这些隶属于新社会史学领域的研究都直接或者间接地涉及到了加拿大历史上的教育问题，并且为此后加拿大教育史学中修正主义的盛行奠定了范式和内容基础。加拿大妇女史和家庭史学家艾莉森.L.普兰蒂斯在其名著《中学的赞助者：十九世纪中叶加拿大的教育和社会阶级》中，就论述了与儿童研究有关的诸如教育制度、公立中学和义务教育法等问题。[ii]另外，由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教育史学发生了重要转向，即：美国历史学家贝林和克雷明发起的意在拓宽教育史研究范围的革新运动以及其后以卡兹为代表的完全颠覆传统教育史学研究范式的激进运动。[iii]这些被学界称为“修正主义”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史学家（其内部有温和修正派和激进修正派之分）对加拿大教育史学中修正主义倾向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激进修正派的代表人物卡兹，他在移民加拿大之前后完成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对于加拿大教育史学中修正主义的一度兴盛产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加拿大著名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哈里甘在1985年提交给加拿大历史协会的论文中评论到，“迈克尔 B.卡兹作为一位来自美国的移民学者，他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加拿大教育史有着了重大影响。1975年出版的他和麦汀利的论文集在研究了六十年代美国学校教育系统的基础后坚定地提出一种新的史学范型，同时他还强调社会学方法在教育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并抨击叙述性史学。卡兹的方法论对加拿大教育史学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虽然其著作的最终影响被夸大了。”[iv]

当然，除了学术背景之外，加拿大教育史学在战后发生重大变革也具有复杂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战后加拿大社会盛行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及文化思潮也对加拿大教育史学中的修正主义产生了一定影响。诸如民族国家的兴起，妇女解放运动和人权运动以及后来的反战运动；各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和实用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思潮都对加拿大教育史学中修正主义的话语体系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加拿大教育史学中修正主义的产生和流变

首先要指出一点，本文所涉及到关于加拿大教育史学的材料主要是描述安大略省的情况。由于加拿大具有英法二元文化的特殊性，所以其英语地区和法语地区教育史学的发展历程大相径庭。这种情况就使得本文关于“加拿大教育史学”所作的一些分析和概括的对象范围主要限于加拿大英语地区。如果需要提及法语地区的教育史学研究状况时，笔者将作出专门的说明。

战后二十多年间，加拿大历史学仍然停留在以“国家”或“国家缔造”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传统中。而政治史和制度史始终是历史研究的焦点。诸如“国史学派”和“宪法学派”的传统史学流派还占据着历史学的大半江山。与此同时，加拿大教育史学在这种相对保守的母学科氛围中更显得墨守陈规，仍旧因袭欧美传统“辉格主义”的颂歌模式，主要是对学校教育的制度、教学方法以及教育家的教育实践进行叙述并加以美化。然而，此时的欧美史坛已经风起云涌，传统史学的堤坝遭到新史学大潮的不断侵蚀。欧洲年鉴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逐渐壮大以及美国修正主义史学家对旧史学日趋激烈的批判正预示着未来国际史学研究的重大变革。当然，加拿大史学界面对这样一场学术革命并不是无动于衷。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的“边疆学派”风靡加拿大史坛后，该国就一直孕育着新史学的种子。[v]到六十年代中期，加拿大新社会史学焕发了巨大的青春活力，这也为修正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帮助。而对于加拿大教育史学中的修正主义有直接深刻影响的美国此时也不平静，1960年著名历史学家贝林发表一篇题为《美国社会形成中的教育》的经典论文，不但拉开了美国新教育史学的序幕，也成为随后加拿大教育史学中修正主义的重要借鉴。[vi]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不甘寂寞的加拿大教育史学开始了嬗变的历程。随着对传统教育史学全面批判的开展，加拿大教育史学中的修正派终于呱呱坠地了。这里还要提前说明的就是，加拿大教育史学中的修正派也分为温和修正派和激进修正派（同美国教育史中修正派的分类相似[vii]，后文再详述），再加上备受争议的传统派，这三者间的对峙、碰撞以及相互借鉴融合，即构成了战后加拿大教育史学中修正主义的流变过程。

1969年，加拿大教育史的研究范式产生了转折。J.唐纳德.威尔逊指责加拿大教育史学中辉格主义的文章发表在《教育史季刊》上。[viii]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就是其首次向辉格主义的历史诠释发出挑战。两年以后，阿兰.凯尔德关于加拿大教育史学中的辉格主义传统更加全面的批评则刊登在了《社会历史》杂志上。[ix]可以说，这两篇文章的核心思想被加拿大教育史学中的修正主义者奉为圭臬，那就是从各个方面批判传统教育史学对公立学校一味赞颂的模式。从此，修正主义走上加拿大教育史学的舞台，成为新教育史学当之无愧的代表。

应该说，在修正主义产生的最初时期其内部的矛盾并不凸显（尤其是卡兹对加拿大教育史学产生重大影响之前）。这是因为那时旧教育史学的势力还十分强大，这些所谓的修正主义者还主要是从方法论上质疑传统派，新领域和新视角在教育史学的实践中还没有被明确提出。例如，1970年由J.唐纳德威尔逊、罗伯特M.斯代普和路易斯.菲利普.奥蒂特合编的论文集对伯纳德.贝林关于加拿大教育史中的广义教育概念做出了说明。虽然该文集并没有引入一种新的方法论，但是它标志着一个加拿大历史学家团体为建立一种综合的教育观所做出的第一次认真尝试。[x]然而，随着修正主义者各自研究的快速进展，尤其是美国激进修正派教育史学家麦克尔B.卡兹出现在加拿大教育史学界并产生重要影响之后，修正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便充分暴露了。正如加拿大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哈里甘在论文中评论的那样，加拿大教育史学的修正主义者先是求助于美国的历史学家——首先是贝林和他六十年代的经典著作《美国社会形成中的教育》，然后是布赖恩.西蒙的英语国家教育史。随后，到七十年代他们又求助于一批更加激进并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历史学家，而这些历史学家中很多人的观点都源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xi]卡兹作为美国历史学家亲身经历了战后一系列激进的政治运动，1968年出版的《早期学校改革的嘲讽》使他成为了美国教育史学中激进修正派的开山鼻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激进修正派最为活跃的时期，1971年，卡兹的《阶层、官僚体制和学校教育》一书出版——这虽然不能说是对美国传统教育史学的首次挑战，但却影响到了加拿大的教育史学。[xii]

就这样，加拿大教育史学的修正派内部发生了分裂，以威尔逊、吉德尼等为代表的温和修正派和以卡兹及其部分学生为代表的激进修正派开始分道扬镳。对于修正派的这种划分参照的是尼尔.萨瑟兰的一些论文，另外，他还提供了辨别激进派和温和派的指导原则：与传统历史学家以及温和修正派相比，激进修正派对于过去会提出一些不同的问题。他们中的一些人，但决不是全部，会利用现代社会学家的研究工具，例如量化技术。他们的兴趣集中于那些与温和派不同的主题中；一般说来他们的研究关注社会阶级，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学校教育，利用学校阻止或延缓社会变革以及其它一些具有相同的阶级压迫性的主题。其作品基调充满了痛苦辛酸和悲观失望的味道；并且处处弥漫着对于过去种种不平等现象的义愤填膺。最后一点是，他们喜欢具有深刻意识形态色彩的历史诠释。[xiii]简言之，激进派的特点就是“冲突论”为理论基础和假设，以社会科学方法论为工具，从而对传统歌颂学校教育的史诗模式进行无情揭露。与激进修正派这种对于传统公立学校教育彻底否定的观点有所不同，温和修正派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扬弃旧教育史学的态度。他们亦反对传统教育史学狭隘地描述和赞美公立学校教育，但是并不完全否认公立学校在加拿大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他们主张重新定义“教育”的概念，将广义的教育与狭义的学校教育区分开来；此外，他们还试图建立一种系统的综合教育观，甚至倾向于用“文化”理论整合教育。尼尔萨瑟兰在其名著导论中（一篇进入1972年版《教育史季刊》的论文，这期刊物连同几篇后续文章在1975年一起出版，书名就是《教育和社会变迁》）的精彩论述，为如何建构一种以社会史和心智史的系统化综合研究指明了方向，也成为温和修正派进一步拓展教育史研究领域的方法论基础。[xiv]

无论从思想还是现实层面上讲，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前期，以卡兹为代表的激进修正派在加拿大尤其是安大略等英语地区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对比温和修正派），短时间内甚至取得了统治地位。而对待传统教育史学态度较为保守的温和修正派在威尔逊和萨瑟兰的理论路线指引下，其研究也在逐渐的进展，虽然远不及激进派那么锋芒毕露。例如：1972年罗伯特.吉德尼在《加拿大研究》杂志上发表的著名论文，题为《中央集权化和教育：一种安大略传统的渊源》；1973年在《安大略历史》杂志上发表的论文，题为《加拿大上流社会的初等教育：一次价值重估》，以及和道格拉斯.劳尔合编的著作《加拿大人的教育：公共教育的历史纪录》等。总而言之，这些论文和著作主要是分析教育与其它社会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现出温和修正派实践其综合教育史学观的努力。

在这个时期，激进修正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突飞猛进。继卡兹在加拿大教育史学界的奠基之作《阶层、官僚体制和学校教育》发表之后，一时间很多严词抨击加拿大传统教育史学的文章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于加拿大史坛。虽然这些批评所涉及的术语有所不同，但却有着相同狭隘和偏激的理论体系。到1972年的秋天，随着《教育史季刊》将全部焦点集中于加拿大教育史学，以卡兹为首的激进修正派在加拿大乃至欧美教育史学界的影响达到了顶峰。这期特殊的刊物连同几篇相关文章由迈克尔.卡兹和保罗.麦汀利编著并于1975年出版成书，名字就是《教育和社会变迁》。这本书是由一组相互之间联系松散的短评所组成的，它们结合在一起尝试完成对加拿大教育史学的突破。该书的作者多数是年轻学者，而且他们是在激进修正派的代表人物卡兹的重要影响下写作的。[xv]在温和修正派看来，这些文章的核心思想是革命性的，因为无论从主题还是方法论的角度上看，它们都具有明显的修正主义倾向。另外，这些激进派作者还将自身视为六十年代晚期的产物，并在那个时代对学校教育提出了猛烈批评。他们已经大大超越简单拒斥旧教育史学的辉格主义阐释，而转向那种对学校教育悲观失望甚至愤世嫉俗的笔调。[xvi]按照他们的观点，自从普及学校教育实行以来，事情反而越来越糟，因为这些制度变成了强迫性和无所不包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辉格主义的进步史观已经被激进修正派这种退化观所取代。[xvii]

举例说明，卡兹在通过对汉密尔顿地区人口普查的原始数据和学校注册人数的严格分析后得出结论：加拿大公立教育就是一种“免费的、官僚主义的、种族主义以及具有阶级偏见的”机构；[xviii]普兰迪斯在她提交的论文《教育和家庭的隐喻》中一反他人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津津乐道的观点，主张“经济发展放缓”的看法；[xix]休斯敦在她提交的《政治学校和社会变革》一文中将学校比作中产阶级的工具，其作用就是对下层人民进行思想和行为控制，以防止社会变革的发生；[xx]彼得.罗斯在在有关多伦多免费学校辩论的文章中，利用数据分析的方法试图说明财产问题对其在1848年6月决定关闭免费学校的影响，并得出富人赞同设立免费学校的结论；[xxi]还有就是哈维.格拉夫利用统计学方法对于“汉密尔顿的文盲没有妨碍有才能的幸运儿的增加”的结论分析以及伊恩.大卫利用“社会控制”的概念理论关于新汉密尔顿中央学校能否作为一个社会控制系统的论述。[xxii]然而，即便是造成了如此大的冲击和影响，激进修正派也没能逃脱盛极必衰的历史规律。在给加拿大教育史学带来一次亘古未有的革新的同时，激进修正派的理论和研究实践也遭到了威尔逊等温和修正派学者以及保守主义者的强烈批判。[xxiii]必须承认，对于激进修正派的诸多指责在某种程度上是致命的。而一些激进派学者在不理解其含义和用法的情况下借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技巧和概念，这的确导致了很多低级错误的出现。[xxiv]再加上激进修正派自身理论体系的天然缺陷和局限性，其走向衰落则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无论是激进派的影响式微还是温和派的裹足不前都没有阻止加拿大新教育史学的继续前行。到七十年代中后期，加拿大教育史学有了重大进展。[xxv]

可以说，这是由于加拿大新史学的繁荣以及修正派内部和保守派之间相互影响所造成的。各流派的研究在此间发展过程中，相互借鉴和补充的尝试越来越明显，从而促使加拿大教育史学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在这个时期，温和修正派和激进修正派的研究有了更加丰硕的成果，甚至连此前沦为千夫所指的传统派在一定程度上也重获新生。其间，以往被大家忽视的领域如：幼儿教育、女子教育、民族教育、工人阶级的教育以及地区教育、私立大学和课程内容等等，都得到了很大的关注，甚至连高等教育等传统主题也焕发了新的活力。

举例说明，激进修正派的鼎盛时代虽然已如昨日黄花，但是激进派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在吸取以往失败的经验，并借鉴温和修正派的某些合理观点的基础上开辟出一些新的教育史研究领域。比如，著名的激进派学者普兰迪斯和休斯敦合编的一部关于十九世纪加拿大的文集，题为《家庭、学校和社会》。对比激进派以往的偏执观点，这部著作在某种程度上说具有更广阔的视野。作者在其中实践的理论信条似乎是“教育和学校教育是不同的概念”，而这与温和派的观点相吻合。她们就是这样将家庭和代理学校的资料涵盖在论文中，因为“这些资料就是用来研究由于某些原因而被排除在大众经验之外的群体”。[xxvi]这本书的最大贡献就是将四个相关主题组成的文献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些文献包括：早期英属北美地区的家庭和教育，世界教育运动，公共教育的责任问题，伦理、种族、性别问题以及十九世纪学校中的社会等级问题。[xxvii]尽管在很多方面该书还存在局限性，还没有脱离激进修正派强调社会冲突和阶级压迫的视角，但其对于真实全面的描述加拿大教育史历程的努力还是取得了成效。此外，温和修正派学者威尔逊和琼斯合著的《二十世纪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学校教育和社会》，琼斯、西甘和斯代普合著的《塑造加拿大西部的学校》，以及罗伯特斯代普的《安大略的学校，1876-1976》这三部的著作对加拿大新教育史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试图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斯代普的著作主要是讲述历史，同时回避了很多社会历史学家提出的有趣问题。虽然对安大略的初步研究是影响巨大的，但斯代普对卡尔加里学校教育的细致研究却是更加深刻的。[xxviii]然而，罗伯特斯代普两部著作中的分歧表现出加拿大历史学家所面对的进退维谷的处境。由于缺少一代代历史学家对史料研究的积累（与欧洲史研究不同），加拿大历史学家不得不在没有广泛二手史料的帮助下书写一般发展的历史，不得不尝试着将零散的史论断片整合成为内在一致的统一体，以及不得不依赖产生于不同国家的研究范型——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和英国对加拿大英语地区的影响，以及法国对魁北克省的影响。[xxix]还有就是吉德尼和劳尔的《加拿大人的教育：一部公立教育的历史纪录》，其中也表现出作者资料来源的局限性以及对于制度史和思想史的关注。因此，这些都是温和修正派借鉴传统史学编纂方法的明证。最后一个例子是有关于传统派的重生，罗宾哈里斯的加拿大高校编年史鼓励对加拿大私立大学历史的深入研究，尽管那些历史中已经有一部分是众人皆知的。这样的研究主要试图讲述一种制度的传奇而并不是要分析特殊的主题。它们代表了一种传统的制度史，代表了一种旧式的精英主义和实用主义取向。[xxx]总而言之，这段时期修正主义内部以及传统保守派之间相互的此消彼长成为了加拿大教育史学中的主旋律，各个流派之间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并行不悖的状态。因此可以说加拿大教育史学的多元化趋势已经初露端倪。

历史常新。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叙述史”的复兴以及保守派对修正派兴起的新一轮攻击，加拿大教育史学进入了一个群雄并起、各领风骚的多元化时代。修正主义作为一个史学流派虽然早已不复存在，但是其思想精髓以新的形式在教育史学者的研究中继续发挥着影响。

三、对加拿大教育史学中修正主义的反思与评价

修正主义在加拿大教育史、教育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因此对其产生和流变的反思与评价也大大有益于其他学者进一步了解和研究加拿大教育的发展历程。笔者在对加拿大社会史和教育史做了一些了解之后，意在从三个不同的视角简要剖析修正主义发生、发展和转向的来龙去脉。

激进修正派强调社会冲突，下面本文就从“冲突”的视角来对修正主义做一番思考。首先将从加拿大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冲突开始。经历了战后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民族主义开始在加拿大社会盛行。加拿大是一个具有一百多个民族的典型移民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多元文化冲突的问题。传统所谓加拿大主流文化其实是“英法二元分立”的文化。随着战后各少数民族以及土著居民在政治文化上的觉醒，对于传统教育史学的辉格主义阐释受到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强烈冲击。激进修正派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顺应了这样的社会现实，并且受到了民族主义运动的一定影响。迈克尔.卡兹毫不讳言自己早期的经历对其研究风格的影响，他曾说：“历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从对理想往事的依恋中解放出来，从而促使改革的进行。”[xxxi]可以说，激进修正派在七十年代早期的辉煌部分是受到了民族主义的惠泽。然而，与激进修正主义几乎同时产生，并持续到八十年代之后的“加拿大化运动”却在客观上限制了这种具有国家分离主义倾向的学术风格。这场运动是由加拿大学术界率先发起并影响到其社会各领域的一次巨大变革。与民族主义截然相反，这场运动力图在加拿大社会培养一种“国家主义”（或称加拿大主义）的意识，以此来突破欧美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控制，从而为加拿大国家发展挣得一席之地。学术界为解决其历来已久的“分裂”问题，在加拿大百年国庆到来之际由约克大学历史系教授拉姆塞.库克提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有限认同”概念。[xxxii]也就是提倡加拿大的不同民族、地区和文化应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为其共同利益而和平相处。综上可知，从激进修正派对加拿大教育史学的冲击到“叙述史”的复兴，再到各流派鼎足而立的多元化模式确立，这一系列变化都暗合了“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过程。笔者推测，这二者的冲突及融合过程，应为加拿大教育史学中修正主义流变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根源。

接下来将从保守派、修正派以及修正派内部的政治立场之间的矛盾冲突入手，进行一次典型的阶级分析。如果从政治立场来看待修正主义的出现和流变，那么可以大致将加拿大教育史学中的学者分为两派，一派是以传统派和温和修正派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另一派则是以激进修正派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这二者间的冲突表面上看是学术观点和研究风格的差异，实则却是其不同阶级背景和政治观念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传统派的保守自不待言，就是温和修正派其实质也是一种“新保守主义”的代言人。通过对加拿大教育史学的了解可知，温和修正派对历史的看法与传统派并无本质区别，他们都对“辉格主义”的进步史观持有天然的好感。温和修正派对传统派史观的修正正是为挽救其“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颓势，其最终目的仍然是捍卫资本主义制度的神话。与之截然相反，激进修正派学者大都受到战后诸多政治运动的深刻影响，他们试图完全颠覆资本主义以往的辉煌，其理论观点和研究视野均是站在遭受压迫或不平等对待的下层阶级和少数民族。更重要的是，激进修正派学者往往都具有明确的政治诉求，那就是通过研究揭露当前社会制度的黑暗实现社会彻底变革。因此，笔者认为，这二者的对立和斗争的过程，应为加拿大教育史学中修正主义流变的阶级和政治根源。

最后将从加拿大教育史学中的学术主义和实用主义间的冲突的视角来剖析修正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历程。自十九世纪末教育史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以来，其专业性便逐渐加强。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社会经济政治危机不断，保守主义政策的盛行加剧了学术研究中实用主义的泛滥。尤其对于加拿大这个深受美国文化影响，并长期为如何建立统一的国家意识而困扰的国度，实用主义对于教育史学研究方向的制约是不言而喻的。传统派的史观对于形成一个统一民族国家认识无疑具有重要价值，这也是政治史和制度史在加拿大始终占据一定地位重要原因。但是，学术主义在加拿大教育史学中的影响也是不容低估的，教育史学的专业化首当其冲地孕育了历史学家的学术性格和尊严。战后加拿大社会的剧变自然纳入到了修正派教育史学家的视野，而在这样一个没有专治政治高压的国家中，修正主义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和颠覆则是必然的学术取向。另外，修正主义内部以及传统派之间的相互借鉴也主要由学术主义原则所决定。然而，实用主义幽灵是无孔不入的。在当今的加拿大社会，任何教育史学流派一旦出现，就不可避免地被各种势力所利用。于是，学术主义和实用主义便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争夺，加拿大教育史学也就是在这样的两难抉择中走向了多元化的时代。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这二者间的相互排挤和渗透，应为加拿大教育史学中修正主义产生和流变的思想和理念根源。

无论如何，修正主义在加拿大教育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抹煞的。正如加拿大历史学家帕特里克.J.哈里甘所评论的，“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那时的学术界正致力于揭穿辉格党关于学校教育系统一直以来良好表现的传说。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有失偏颇，但七十年代所做的工作还是让我们摆脱了对伊格顿里尔森、贺拉斯.曼、维克多德鲁伊和朱利斯.费里无助的改革思想及其神圣性的崇拜，同时也让我们抛弃了那些最狭隘的传记和制度的研究。”[xxxiii]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修正主义对于加拿大教育史的重要意义也还有待于学者继续挖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