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与中美教育关系

——以燕京大学为个案

王小丁

（西华师范大学 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摘 要：在中美教育关系史上，司徒雷登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有着中国文化的背景，对中国文化有一种心理认同。 他集传教士、教育家、教会大学校长、大使于一身，对中美教育关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键词：司徒雷登 中美教育

“我是为了中国，别无其他”。

“我爱美国，也爱中国”。“与其说我是一个美国人，还不如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生在中国，也愿意死在中国”。[i]这是对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的精辟总结。

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杭州一个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家庭，他从小就在中国长大，并跟随母亲学习英文、拉丁文、数学、历史等知识。1887年回美国读书，1899年司徒雷登进入神学院，加入了“学生海外志愿传教运动”组织，1902年成为牧师。 1904年回到中国，学习汉语，跟随父亲到中国许多地方布道。1908年司徒雷登到南京金陵神学院执教，1918年，前往北京担任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1946年被美国政府正式任命为驻华大使，1949年离开中国，1962年在美国去世。

在中美教育关系史上，司徒雷登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有着中国文化的背景，对中国文化有一种心理认同。 他集传教士、教育家、教会大学校长、大使于一身，对中美教育关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司徒雷登是一个有复杂文化背景的人，他出生并长期生活在中国，在美国接受了系统的教育，在他们的一生中与三个因素接下了不解之缘，那就是“宗教、教育和中国这个国家”。[ii]换言之，美国的宗教，对教育的挚爱，在中国的经历，塑造了他特殊、复杂的文化品格。中国传统思想的文化品格特征在他的思想倾向性上十分明显。中华文化的熏陶使他的心灵深处带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司徒雷登回顾他在中国的生活时说，“我没有对丰富的中国文学宝藏中的那些最精华的东西进行系统而又广泛的研究是实在是件憾事。[iii]”

司徒雷登认为，“中国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其有纯一之文化；不仅为世界最大之国，抑亦为最古之国。且拥有单一同之文明，国家意识，以及至善理想之自由与民主之传统”。[iv]。

他对儒家思想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孔子主要是一位思想家，发展了一套仁义理智信为核心的道德伦理思想体系，这一体系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孔子使中国人极为重视伦理道德，对道德理想的爱好和不断追求是中国人的特点，这即使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成为可能，又是影响其传播的主要障碍，还是解释基督教征服中国必要性的重要原因。”[v]他认为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是不同的文化体系，可以相互矫正，互相补充，走向世界主义。中国文化的遗产中有许多优秀成分，它可以矫正西方文明缺陷，人类应该与自然保持和谐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

他读过一些比较重要的 “经典著作”，包括一些大哲学家的部分或全部著作、一些最著名的近代小说和其他作品。这些书足以使他对这样一种被保存下来的成熟的文化及其伦理道德和精神理想有一定的了解。哲学家中，司徒雷登最喜欢的是代表先进社会学说的孟子和集施政者、教师和具有罕见洞察力的思想家于一身的王阳明。他认为墨子著名的兼爱非攻的学说与基督教义有异曲同工之处。荀子的思想具有逻辑性，他从人的本性并非天生下来就是善的，那么就要求助适当的教育。中国文化铸造了司徒雷登的文化性格。他欣赏中国文化中温和的人道主义思想；在人与人之间讲求相互忠诚和尊重；赞赏它在社会道德风尚问题上“以德服人”的基本信念；十分赞同“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他的这种文化价值观必然要反映到的他的办学理念中来。“燕京大学应当是中西方两种文明中那些永恒价值的融合场所。”[vi]

“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人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个国度里，而且还在那里长期居住过，结识了许多朋友。我有幸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又回到了那里当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当福音派神学教授和大学校长。1946年，我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一跃而被提升为美国驻南京大使；然而在1949年，我作为大使，最终却是很不愉快地离开了那个……国家。”[vii]这表达出了他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司徒雷登将基督教的神学与伦理和中国的宗教与文化传统，加以综合而成为一种调和的宗教哲学观。除了在传教生涯的初期外，他从未对儒家思想中的伦理与人文价值，对中国固有的宗教意识的正确性有过怀疑。中国人的宗教意识与文化传统都可与基督教义有相辅相成或彼此弥补增益。“就此点而言，他的立场可以说是与中国当时的自由派神学家如赵紫寰，以及传教前辈利玛窦等人者不谋而合。燕大将中西宗教哲学加以综合的意义在于，它使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期间耶稣会教士及华人皈依者们所立下的规范得以继续流传”。[viii]司徒雷登指出 “任何文明不仅是属于一个民族的，它同时也是全人类的。如果能够加强双方的交流，特有助于彼此间的理解。我们的目的，就是同中国传统文化相合作，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ix]

二、司徒雷登的宗教观与中国教育

司徒雷登从返回中国到担任燕京大学校长，他的宗教观始终伴随着他的中国事业。司徒雷登到中国的目的是以基督教精神改造中国，他创立燕大的理想是“本宗教服务之精神，从事教育中国人才，为中国复兴与前途之助力”。[x]“若非美国及其他国家基督徒希望基督教教育对中国之进步有所贡献，则无燕京大学之存在。故燕京之本源与目的，乃系基督教的理想。”他希望此种理想融化于燕大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于一切事物中，学校“要皆具有基督教之性质者”。可见，基督教是燕京大学生存和发展的思想基础。他想在中国实现他作为传教士的理想，也是对在中国生活，受中国文化感染的一种回报。作出来中国传教的决定是基督教神圣使命的召唤，也是司徒雷登的向往。胡适曾指出：“五六十年前，到中国传教是一件困难的事，很危险的事，交通不方便，语言不通。一个传教士冒险深入内地，住在一群仇视的愚民中，时时刻刻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当年来的传教士至少须具有两种资格：第一要有非常深挚的宗教信心；第二要有百折不回的牺牲精神。没有很强的宗教信仰，他不肯来；没有坚决的牺牲精神，他不敢来。所以当年那些把生命和安逸放在脑背后，来到中国传教的人，大都经过了一种天然的淘汰，大都是挑出来的尖子，大都是中人以上的人格。”[xi]基督化运动不但要拯救每一个中国人，而且要拯救中国。“基督教精神和牺牲精神尤其重要-爱国必须具有高度的服务精神和牺牲精神……只有基督教的福音才能产生这种精神，使人无私地为国献身”。[xii]

司徒雷登对中国传教的策略是：“要想在中国吸收基督教徒，就得先让基督教义去适应中国的环境，因为只有如此，中国人才会接受它。欲达此目的，首先需要一个以华人牧师为基干的全国性中国基督教教会，并且尽量使中华文化和基督教义水乳交融”。[xiii] “中国的基督教运动是一桩伟大的国际性贡献”。了解中国文化，熟悉中国国情，深知中国人的宗教态度的司徒雷登在传教的策略高出以前的传教士，首先是去适应中国的社会环境而不是改造中国的社会环境。只有两种文化走向融合，基督教才可能在中国有所作为，他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定下了基调。燕京大学能成为教育大学的佼佼者，给司徒雷登的传教策略有很大的关系。

司徒雷登为基督教教育在中国的目标作了如下的定位。“首要的目标即在训练一批中国青年来满足人民需要，并使基督教教育能在中国取得一席之地；第二是促进中国与西方文明之间的了解与沟通；第三是提供中国青年道德与精神方面的训练”。[xiv]这样，司徒雷登把基督教的传播与教育结合在一起了。然而，他又认识到，“美国的教育理论，乃是先进的经济体制下自然发展出来的结果；中国社会的发展情况与需求并不一样，因此不应盲目地将美国教育制度整个移植过来”。[xv]西方的教育制度乃是“当前中国最渴望遵循仿效的大事”。[xvi]

三、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

司徒雷登的教育事业是他的漫长的家庭传统的一部分。他的祖父罗伯特. 司徒雷登曾做过大学的校长；他的父亲就是由南方基督教长老会派到中国来的第一批三个传教士之一，他在杭州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教会学校；司徒雷登的母亲在阿拉巴马建立了一所私立女子学校，她来到中国后，在杭州建立了另一所女子学校。从1908年到1919年，司徒雷登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主要担任《圣经》“新约”希腊文讲座的教程。编写了《希腊文初级》、《希华英词典》（Greek-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圣经. 启示录注释》（A Commentary on the Apocalypse）、《四福音注释》等书籍。1919年，司徒雷登的命运发生重大转折，他受命担任燕京大学的校长，布鲁克曼（F. S. Brockman）评价说：“司徒的才具足以出长人和教会的教育机构。他出生在中国，此时其他同侪望尘莫及。中文和英文，他都应用自如。而且他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两。他的心灵亦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燕京大学里，能够调和中外，推动新思想的，我不做第二人想”。[xvii]从此他与在中国的教会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美教育关系中充当了重要角色。

在中国的教育家中，司徒雷登最佩服的是蔡元培和张伯苓。蔡元培主持北大，倡导民主，兼收并蓄。张伯苓开拓南开，对学生采取家长式的提携照顾。他把这种民主和爱心与基督教的教义相结合，形成了他的燕大校训。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的校训体现了燕京大学缔造者的理想和信念，具有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影响着师生们的思想与生活。“燕京的目的在将中西学识融于一体，各采其长以求多获益处。因此参与西学，乃使学生获得广阔之训练，而未将来进取之准备”。[xviii]
在处理教育和宗教问题上。作为传教士，他的使命是宣传基督教义，让更多的中国人皈依基督。作为教育家，就要“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在追求的大学缔造者的理想和基督教使命的矛盾中，他选择了前者。他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所有传教士教育家，对于绝大多数传教土教育家来说，传教永远是第一位的，是目的，而教育永远只是第二位的，是手段，对司徒雷登来说，教育已经上升为第一位的，是目的本身。燕大在中国教育中应该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他认为：“中国的虚弱状况和它在世界事务中的新地位，使造就一批管理国家、发展工业、改革社会和推进教育的人才成为当务之急；新思潮与新文化蓬勃发展是北京成为与其政治地位相配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心，在这种形势下，燕京大学要开始它的新历程”。[xix]这个新的历程就是中国教育走向世俗化。这是司徒雷登对燕京大学发展和生存的务实判断，也是他分析教会教育在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中的时代归宿，把燕京大学的生存之根牢牢扎在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生活之中，他那超凡的预测力给燕京大学带来了光明的前景。在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过程中，燕京常常做出与其它教会大学不同的惊人之举，冒教会中天下之大不韪，充分体现了司徒雷登的胆识和智慧。但是作为教会大学，宗教确实是司徒雷登不能完全回避的问题，也是他在燕京大学管理和课程设置上最棘手的问题。他必须解决燕大这个突出的矛盾。传播基督教一直是他工作的重点，只不过他是用一种更为灵活，更能为舆论和学生所能接受的方式来达到他的目的。“燕京大学的成立是作为传教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为的是给教徒子女提供教育设施。或更多的是为训练教会的工作人员。这种辅助的功能，是它能够提出要求，在中国的土地上建校的唯一理由，也是获得财政支援的唯一指望。我要燕京大学在气氛和影响上成为彻底的基督化，而同时又不使人们看出它是传教运动的一部分。[xx]” 传播基督是司徒雷登办学的第一要务，他把基督教的教义解释为一种精神上的需求，而非对上帝单纯的崇拜；并一再强调基督教的精神是能够而且也应该跟中国的传统思想相结合的。把基督教的精神融于学校的日常生活和教师的人格影响中，而不是把注意力用在片面追求开设宗教课的数量和强制学生参加宗教仪式上。所以，“不应要求学生去教堂作礼拜，或强求他们参加宗教仪式，不应在学业上有待那些立誓信教的学生，也不要给那些拒绝信教的人制造障碍。它必须是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的教授真理，至于信仰或表达信仰的发式则纯属个人的事”[xxi]。1922年，燕京大学就宣布废除学生必须参加宗教仪式，进而又将宗教课与大学课程分开，以后燕大的办学宗旨中也去掉了传教与培养神职人材的内容。司徒雷登看似放弃宗教而实质上绝非如此，这是他的精明与过人之处。司徒雷登将基督教文化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大家庭环境中，他把“西方的现代文化，中国的古老传统，严格的宗教仪式，欢乐的世俗祝福交织在一起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西方文化”。[xxii]

“燕大确曾为许多中国青年学子提供了第一流的现代化教育。然而，除了纯学科方面的训练外，燕大那种浓郁的精神气氛、对社会服务的强调，以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一二九运动中所显现的爱国情操等等，都值得称许，而且较中国境内的其他各所高等学府，燕大只有过之而无不及”。[xxiii]

燕大是中西文化教育传播的载体。尽管基督教的理想是燕大的本原和目的，司徒并不回避这一点。但他更深刻的意识到，燕大不是孤立的，要发挥它本身的教育功能，要发展国家或爱国的自觉，偏重中学或西学的研究，考虑中国的实际需要，寻求各种机会，籍此使燕京与社会国家发生关系。司徒雷登充分利用燕大这一阵地，把西方的宗教、学术、科学、民主和自由等介绍到中国，同也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介绍到西方，这样可以使燕大融入国际社会，打消担心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消失的中国社会疑虑，得到更多民众，乃至社会的认同。“这种将西方的自由民主精神，与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相融合，互相渗透，形成一种混合的精神力量。它影响着燕大每一个人的品格，也包括她的缔造者”。[xxiv]

“燕大的教学工作在一开始就采取了美国大学同用的选课与学分制。全校课程分为三大类：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xxv]体现了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思想。燕大作为教会大学的佼佼者，学术上的成就在社会上的认可度很高。他在中国教会大学中规模最大、水平最高、最具影响力。他的学生在中国的教育、新闻、外交、政治等领域崭露头角，在这些领域里占有重要位置。“百分之三十九的燕大毕业生从事教育工作”。[xxvi]

司徒雷登与燕大的学生建立了良好师生关系，他对中国学生有很高的评价，“考虑到他们的历史背景以及当时国计民生的混乱状态，整个来讲他们是顶着风浪前进的，表现出远非我能遇见到的顽强性格和精神，他们充分证明了中国青年的优秀品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精神力量，以及启发人们个性的教育事业的有效性。”

司徒雷登对燕京大学的办学目的颇有创见，“燕京教育目的，并非专备课室、图书室为学生读书，亦非专为增进学生能力以谋生活；同时也不是为培养什么人才以从事某种政治经济活动。我们的目的，是以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我们不要变成世界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xxvii]司徒雷登可谓用心良苦，他的命运始终与燕大结合在一起，他说，“我就开始认真考虑如何使它在中国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一方面是想在一种受人猜疑而又敌对情绪的环境里赢得人们的善意、良知和同情。”[xxviii]“燕京创建的环境也许可成为一种长久的财富，……燕京在比现在更为彻底地成为一所中国式的大学。”“燕京主要由美国人兴办，靠美国的资助，……而且是抱着使它永久地和更彻底地中国化的目的在中国土地上修建的，其国际性已经初具规模。[xxix]”燕京正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经过司徒雷登十八年惨淡经营，燕京大学不但成为中国的第一流大学，也可以同美国第一流大学媲美了”。[xxx]

所有曾经在燕大学习过、生活过的人都认为，燕大有一种灵魂，就是燕大精神，并且在离开燕大很多年后都怀念这种精神。有人说，燕京精神是崇尚民主，办事认真，勤奋进取，热情开朗，以及亲密健康平等的人际关系；……追求真理，追求自由，追求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献身，这就是燕京精神。[xxxi]“雄哉壮哉，燕京大学，轮奂美且祟；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燕京燕京，事业浩翰，规模更恢宏；人材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荩忠”。[xxxii] 这也许是燕京精神最好的注脚。

四、燕京大学的中国化和世俗化

燕京大学的转型，有他的国际背景和国内背景。1921年秋，美外国传教大会顾问委员会主席，芝加哥大学的神学教授欧内斯特.伯顿(Ernest Burton )博士率领调查团到中国对中国教会的教育状况进行调查，分析了中国教会教育的形势，特别是为教会大学未来在中国的前途着想，依据调查结果，提出对教会学校改革建议。司徒雷登作为调查团的正式成员，随调查团对中国30多个城市和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最后得出了对教会学校改革的三原则：使教会学校更加效率化，更加基督化和更加中国化，这个结论使司徒雷登更加坚定地沿着自己已经开始的使燕大中国化道路继续前进。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大造收回教育主权的舆论，各地教案频频发生，民众反对基督教情绪激昂，教会大学面对办学方向的转变以及应对中国国内的反对基督教形势，不得不在这危机的边缘考虑自身的前途和命运。

在燕京大学向世俗化转化的过程中，司徒雷登首先将办学的宗旨由最初的宣传宗教，培养传教士，转变为“以教授高深学术、发展才、德、体、力，养成国民领袖，应中华民国国家及社会需要”。[xxxiii] 他主张，应该使燕京大学“保持浓厚的基督教气氛和影响，而同时又使它不致成为宣传运动的一部分，”[xxxiv] 
司徒雷登具有超前的意识，“早在1921年便开始与吴雷川“作未正式的，初步的讨论立案问题”。[xxxv]燕京大学在学校“自动废除强迫礼拜及宗教必修课”，反映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的价值取向上的胆识和过人之处，也是教会教育世俗化和中国化较为彻底的写照。这一举动在知识界引起了极大震动，被称为是“一件极大的革命式作为”。有人评论：“倘若不是司徒先生之能看见时代之前程，为之后盾，谁也不能排除众难，在部章未曾拟就之前，能自动实现的”。关于教会大学应不应该向中国政府立案问题的争论中，司徒雷登的见解是令人信服的，“无论西方差会董事会的秘书和教育家们对教育原则或宗教自由问题发表什么样的看法，目前的争论与其说是教育或宗教的，还不如说是民族主义的。中国人有权力和能力去决定哪一类外国学校应当在中国开办，它们唯一既合乎理性又切实可行的选择只能是：或遵守规定，或关门停办。”[xxxvi]
1926年11月和1927年12月，燕京大学先后向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申请立案，得到批准。成为了“教会学校中首先立案之大学”，成功地实现了向私立大学的转换。成为第一个向教育部申请并获得正式批准的外国捐资办学的高等教育机构。这一举动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具有很大影响，为燕京大学赢得了不少中国人的好感与尊重。燕京大学实现了从教会大学向私立大学的顺利转型。

教会学校“更中国化”是司徒雷登一贯的办学思想，“这所新大学应牢牢地以中国生活为根基，与西方国家同中国签订的条约或任何别的外部因素都没有关系，仅享有中国人自己享有的，或他们愿意与我们共同分享的权力。”[xxxvii]燕京大学的“中国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提高中国人在燕京大学的地位，发挥其作用。考虑到适应中国国情的需要，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的压力，他感觉到“让中国人在教学、行政、宗教、财务和其他部门中发挥日益增多的作用。……就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办事才能，就他们对这所大学的理想和办学原则所表现出来的赤诚之心来看，我的梦想已全部实现了”。[xxxviii] 在燕大，规定了中国教授在薪金、住房、休假、医疗等方面与外籍教授享有同等待遇。司徒雷登认为，“我们已经创建的事业，就是再转入中国人的手时也可以指望它完好的继续下去，虽然中国人在各系里在管理委员会中所占的人数越来越多……。我一点也不为前途担心”。[xxxix]1924年他开始精心挑选中国人担任学校的中层管理工作。1926、1929年，吴雷川由司徒雷登推荐担任燕京大学的副校长和校长。1929年，“燕大院、系领导基本由中国人担任，全校中国籍教师的比例从最初的1/3达到2/3”。[xl]从司徒雷登接手燕京大学初期，中文系只有六名中文教员，[xli]到1927年左右中文教员增加到19名。[xlii]即使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仍然维持15名左右。[xliii]到1937年，占教师总数的75.8%。“其中有许多的知名学者，如陈恒、顾颉刚、钱玄同、冯友兰、闻一多、周作人、俞平伯、许地山、朱自清、钱穆等”[xliv]都进入燕大，为燕大增添了品牌效应。司徒雷登对燕京大学的一系列“中国化”改革，“其所为不仅符合中国绝大多数民众不信教的国情和当时呼声日渐高涨的教育非宗教化的形势，也促进了燕大的快速发展”。[xlv]

其次，课程改革的中国化。教会大学作为基督教传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课程必然成了学校的主要内容和必修课，学生参加宗教仪式也是一种硬性规定。司徒雷登担任燕大校长后对这一多年的传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学校应该“包处一定的基督教气氛和影响，但不应成为传教运动的一部分。不应要求学生去教堂做礼拜活强求他们参加宗教仪式……也不要给那些拒绝信教的人制造障碍。”[xlvi]二十年代初，燕大在教会大学中最早取消了宗教仪式和宗教必修课，将神学院改为宗教学院，成了一个研究机构。随着宗教课程的取消，燕京大学加强了中国文化方面的课程。在司徒雷登倡导下，燕大规定学生必须在要求的60个学分中选修12个学分的中国文学和4个学分的中国历史。有关中国文化课程得以加强。

第三，发展职业教育适应中国国情。如何适应中国国情，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是教会大学生存的基础，也是教会教育家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司徒雷登认识到：“燕京教育目的，并非专备课室、图书馆、为学生读书，……同时也不是为培养什么人材以从事某种政治经济活动。我们的目的，是以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 我们不要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xlvii] 在这样的一种办学理念指导下，燕大先后开设了制革、家政、农科、教育专修、社会服务等一系列职业学科。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具有职业技能的社会急需专门人才。在最高峰时，燕大的职业教育的人数占了全部学生的26%。

燕京大学在中国注册后，根据中国教育部大学的规定，设立文、法、理三个学院，共20个系。附设宗教学院和国学研究所。自1919年到1931年，燕京大学培养了毕业生1071人，其中本科和研究院777人，速成科197人，宗教学院97人。[xlviii]　燕京大学从1924年到1930年的学生数从438人上升到808人。[xlix]燕京大学从1924年到1930年所开课程从182门增加到296门。[l] “燕京大学从1917年到1936年共毕业1700名，在教育界工作的最多，约占40%，宗教界占13%，政界占9%。”[li]燕京大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其成就是显著的。

五、司徒雷登与哈佛燕京学社

“燕京大学是融汇(中西)两大文明永恒价值的一个综合体”。[lii]司徒雷登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经过他数年坚持不懈地努力，创建了“哈佛燕京学社”。 学社作为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的联合组织，总旨是资助“中国文学、艺术、历史、语言、哲学和宗教史”课题的研究。共同的任务是激发美国人的兴趣和利用近代的科学手段，鼓励中国开展东方问题的研究。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一大批中国汉学研究学者如：邓嗣禹、房兆楹、杨庆坤、费孝通、余英时等，还有部分西方学者：如李约瑟（Joseph Needham）、顾理雅（H.G. Creel）等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对中国文化开展了深入的研究，代表了中国文化研究的较高水平。

“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首要目的是通过哈佛大学与北京大学以及中国其他研究机构的合作，保证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资助出版那些燕京学社董事会赞同的在中国文化领域以及中国学术的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使中美教育关系走向融合。因为“哈佛燕京学社举办时期已属于中外关系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那种依靠利用不平等条约凌驾于中国人民之上的宣传天主教、基督教、强化输入西方文化的阶段已经过去，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已经进入较深的层次。因此，美国在华文化事业的发展，必须以更加中国化和学术化为基础，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适应于求取中西文化新融合潮流的。”[liii]这对于推动美国的汉学研究也有很长远的意义。司徒雷登认为，纯学术的汉学研究可以超越民族主义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壁垒。通过这种跨越国家、民族障碍的学术研究，可以使学者的“头脑国际化”，而且“几乎是不知不觉的国际化”。[liv]

哈佛燕京学社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中美两国的汉学人才，司徒雷登认为有文化交流的基础。一是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对学者尊敬的传统；二是相信在高等教育中进行汉学训练和研究，是拯救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使中国数千年的优秀文化失传；三是相信研究汉学可以超越民族壁垒，使东西方能更加相互了解。[lv]

司徒雷登非常关注哈佛燕京学社的发展，在司徒的推动下，学社创办《燕京学刊》，致力于研究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出版《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公处丛刊》，推动对国学的研究。设立“引得编纂处”出版《引得丛刊》。[lvi]这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司徒雷登还充分利用学社的经济支持，购置图书，1930年燕京大学图书藏量居全国高校第一。[lvii]

六、对司徒雷登与中美教育关系的评价

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司徒雷登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他们这样评价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是中国燕京大学的创办人和校长。他出生在那个古老的东方帝国里，从小就受到它那种富于人情世故的知识文化的熏陶。他后来到西方民主的摇篮弗吉尼亚继续深造。返回中国后，他在远东的基督教教育运动中获得了广泛公认的领导地位。他通过与中国领导人的长期交往，正在有效地帮助那个年轻的共和国解决其重大而复杂的问题。[lviii]
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创办和管理的过程中能够，化解了中国与美国、宗教与世俗、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使燕大成为了中国一流的学府，他向“中国教育注入了西方科学，民主和文化，并培养了中国人才，其中许多是民族精英”。[lix]从中美教育关系的范畴来说，燕京大学已超越了教会大学的职能，已经走出了传教的樊篱，办成了新型的中国式大学。从燕园古典的中国园林式建筑到西方式的设施，从“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到《哈佛亚洲学刊》和《燕京学报》的创办；从中国教师登上燕京大学讲坛到燕京大学在中国注册；从燕京大学的基督教底色中勾勒的中国教育规划到乡村教育实践；从燕京大学推出的学科精品到学术建设的“中西一治”；从“通才教育”到“国际化”等等，都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代潮流，体现了“中西一治”开明的宗教观，学术的自由，中西文化的整合，在中国教会教育史，乃至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教会学校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西方文明的载体。基督教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信仰，而且也代表了一套复杂的，与西方文化遗产密切相关的价值观念，是一种文化系统。“在中国传教就意味着在中国传播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lx]美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发展，就是中美教育交流的缩影，代表两种不同的教育模式的并存、冲突，排斥和融合。从司徒雷登创办的燕京大学来看，“在较大程度上作为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对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和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起到过一定的作用”。[lxi]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lxii]“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lxiii]马克思的这段话同样适用于教会大学在中国的使命，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教育同样具有建设和破坏的双重使命。但它始终不能摆脱基督教教育的宗旨。中国的社会环境时刻影响着教会教育的发展，教会大学的许多中国学生，在国内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感染下，走向了教会大学的反面。这说明，中国社会发展有自身的内在规律，外来的干涉必然导致冲突。中国教育发展的是由中国社会内部的因素决定的。燕京大学对教会教育的中国化改造，化解了某些中美教育的矛盾，但它不能主宰中国教育的未来。

燕京是一个“双重文化”的大学。这种“双重文化”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里，教会大学就需要就中西文化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贯彻基督教育之中国化，发挥基督在华教育之真精神”作为教会教育在新形势下适应中国社会的努力方向。“教会学校若要吸收学生和争取中国人的经济支持，必须尽快地既中国化又彻底的基督化。赋予的中国非基督徒迄今仍愿意资助高质量的教会学校。但哪种富裕的中国基督徒对彻底中国化的非教会学校比没有中国化的教会学校更感兴趣的时代，是会很快到来的”。[lxiv]“基督教教育的最终检验，无论是判断它的动机、理想、和目的的价值，还是他的方法和设计，都取决于这些要素在帮助中国人适应物质和精神环境上的程度。”[lxv]“双重文化”的教会大学文化间的关系并不是平衡、协调的。 既然近代以来中西间的文化对立是如此鲜明，其中还包含着政治、经济等因素，这些学校自始便成为两种文化的冲突之地。

在司徒雷登执掌燕大期间，他也看到了中国与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巨大差距，这也是中西文化矛盾尖锐的时期，中西文化的冲突，宗教与世俗的矛盾，司徒并没有带着西方人的傲慢和西方文化的优越感，而是重视，尊重中国文化，他把这一切都融入到燕大的方方面面，弥补了中国人民对中美教育交流的心理认同，避免了中美教育关系发展中的尖锐矛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教会大学的发展和生存面临中国巨大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冲击，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矛盾日益突出之时， “他没有站在中国社会舆论与民众的对立面”，[lxvi]而是顺应“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潮流，调整办学宗旨，把燕京融入中国社会和中国教育的发展的潮流，对燕京大学实行全方位的改革，以世俗化代替宗教化，以中国化代替西方化，这是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的未来和前途作出的最明智的选择，也是教会大学中国化的必然结果。

司徒雷登率先在全国的教会大学中摆脱了狭义的宗教束缚，把宗教看成是个人的事情，把燕大的宗教学院在名义上与燕大分开。把中文作为必修课。在学生大幅度增加的同时，燕大的教学质量建立了自身的保障体系。司徒雷登按照燕京大学的世俗化、中国化拟定教学宗旨，强调对人的培养和对社会的服务。发展新学科和新专业，特别是适应中国社会发展急需的专业。他表示：“吾人欲发展国家或爱国的自觉；有时，则偏中学或西学之研究，或乡村建设之训练，或中国所需要，或所有之其他机会，籍此使燕京与社会国家发生关系。”[lxvii]燕京大学的学科演变，从最初以宗教为主，到以职业学科为主（畜牧科、制革科、劳工调查统计科）再到人文学科为重点，在燕京大学，“最突出的学科是国文、历史、英语、社会学、新闻学和医护预科。”[lxviii]

胡适曾赞扬司徒雷登将“无疑将成为教士来华办学史上永垂不朽的代表人物之一。”著名的传教史学家Kenneth S. Latourette称司徒为“使美国的理想主义发挥到极致的一个典范”，“当今世上，美国人中，能给中国人接触交往这么长的岁月而且又对中国人这么有帮助的，除了司徒雷登之外，真还找不到第二位”。[lxix]在中美教育关系史册上，司徒雷登是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校长。在中美教育关系史的丰碑上，燕京大学是最耀眼的名字。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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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0页。

[ii] 约翰. 司徒雷登著，程宗家译：《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页。

[iii] 约翰. 司徒雷登著，程宗家译：《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页-80页。

[iv] 《燕京新闻》1940年9月。

[v] 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151页。

[vi] John Leighton Stuart, “Faculty Professional Conference, September 5—6, 1930, President’s Address”,Records of Yenching University, P.2. 转引自：钱春泰：《司徒雷登与中西文化》，《学术界》，1997年第5期。

[vii] 约翰. 司徒雷登著，程宗家译：《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viii] 邵玉铭著，马凯南、汤历明译：《传教士 教育家 大使—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286页。

[ix] 金以林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页。

[x] 司徒雷登：迎新致词[N]，燕京新闻，1941-8-30。转引自：罗义贤：《司徒雷登的文化品格与燕京大学的学生运动》，《贵州师大学报》2003年第4期

[xi] 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29页。

[xii] 李跃森著：《司徒雷登传》，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 第49页

[xiii] 邵玉铭著，马凯南、汤历明译：《传教士 教育家 大使—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50页。

[xiv] 邵玉铭著，马凯南、汤历明译：《传教士 教育家 大使—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60—61页。

[xv] 邵玉铭著，马凯南、汤历明译：《传教士 教育家 大使—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62—63页。

[xvi] Stuart, “The Mid—China Mission : ‘Shall We not Look for a Larger Rate of Increase,’” p.63. 转引自：邵玉铭著，马凯南、汤历明译：《传教士 教育家 大使—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35页。

[xvii] 《私立燕京大学》，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101-102页。

[xviii] 《燕京大学中西一治》，燕京新闻，1935年9月24日。

[xix] 张黎明：《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国际人才交流杂志》1992年第11期。

[xx] Fifty Years in China, the Memorie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 p.66.

[xxi] 约翰. 司徒雷登著，程宗家译：《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61页。

[xxii] 罗义贤：《司徒雷登的文化品格与燕京大学的学生运动》，《贵州师大学报》2003年第4期。

[xxiii] 邵玉铭著，马凯南、汤历明译：《传教士 教育家 大使--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286页。

[xxiv] 邵玉铭著，马凯南、汤历明译：《传教士 教育家 大使—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25页。

[xxv] 史静寰著：《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化的教育活动》，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

[xxvi] 史静寰著：《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化的教育活动》，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页。

[xxvii]《司徒雷登讲对燕大希望》，《燕京新闻》，北平，1934年12月128日，第一版。

[xxviii] 约翰. 司徒雷登著，程宗家译：《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67页。

[xxix] 约翰. 司徒雷登著，程宗家译：《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68页。

[xxx]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458页。

[xxxi] 李跃生著：《司徒雷登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

[xxxii] 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8页。

[xxxiii] 转引自：罗义贤：《司徒雷登文化思想范式探析》，《贵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xxxiv] 司徒雷登：《我对于团契旬刊的看法》，燕京大学基督教团契旬刊--创刊号。转引自：罗义贤：《司徒雷登文化思想范式探析》，《贵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xxxv] 罗义贤：《司徒雷登文化思想凡是探析》，《贵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xxxvi] John L. Stuart, “The Crisis i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October, 1928.

[xxxvii] John L. Stuart, Fifty Years in China ,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4, P. 71.

[xxxviii] John L. Stuart, Fifty Years in China ,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4, p.72.

[xxxix] 转引自：罗义贤：《司徒雷登文化思想范式探析》，《贵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xl] 吴其玉：北京燕京大学的回忆，燕大文史资料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xli] See Peking University Bulletin, Autumn, 1919, in “Bulletin,” RYU.

[xlii] See Peking University Bulletin, Autumn, 1927--1928,in “Bulletin,” RYU.

[xlii] See Peking University Bulletin, Autumn, 1936--1937,in “Bulletin,” RYU.

[xliv] See the Annual Catalogues of Yenching University, in “Bulletins,” RYU; also, See West. Yenching. pp191-192. 以上均转引自：邵玉铭著，马凯南、汤历明译：《传教士 教育家 大使—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68页。

[xlv] 罗义贤著：《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

[xlvi] 罗义贤著：《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 66页。.

[xlvii] 《燕京新闻》，1934年12月18日。

[xlviii] 燕京大学编：《燕大年刊》1940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xlix] 罗义贤著：《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

[l] 罗义贤著：《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

[li]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389页。

[lii] Stuart,“Faculty Professional Conference , September 5—6,1930, President’s Address,”p.2 in“Faculty Conference.”RYU. 转引自：邵玉铭著，马凯南、汤历明译：《传教士 教育家 大使—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67页。

[liii] 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08-509页。

[liv] 张仲礼，黄仁伟：《中美关系的深刻底蕴:两种文化的交融—一种历史的探索》，《社会科学》1998年第8期。

[lv]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1976.pp187-189.

[lvi] 转引自：罗义贤《司徒雷登文化思想范式探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lvii] 参见史静寰著：《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233页。

[lviii] 李跃生著：《司徒雷登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

[lix] 燕大毕业生和教授先后有50人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如谢希德、吴阶平等。6人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如陈寅格、剪伯赞等。资料来源：候仁之主编：《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lx] [美]迈克尔.谢勒：《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37页。

[lxi] 张注洪著：《中美文化关系的历史轨迹》，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页。

[lxii]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8页。

[lxiii] 同上，第68页。

[lxiv] 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The Report of the China Educational Commission of 1921—1922， P. 13.

[lxv] 王立诚著：《美国文化渗透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页。

[lxvi] 罗义贤著：《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第111页。转引自：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教育活动》，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第250页。

[lxvii] 罗义贤著：《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

[lxviii] 罗义贤著：《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

[lxix] 邵玉铭著，马凯南、汤历明译：《传教士 教育家 大使—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2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