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霞
摘 要： 本文通过论述儒家文化中的一些恒常价值和普遍意义：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观、自强不息的生活观、忠孝一致的伦理观、尚贤重教的教育观等在韩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产生的积极影响，从而得到两点反思：正确看待儒家传统文化，科学继承儒家传统文化。以期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有所裨益。
关键词：儒家 传统文化 韩国 反思
以人伦道德、政治伦理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很早就传播到朝鲜，几千年来扎根于此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主体，整个民族的文化渊源。儒家文化在韩国代表了教育、礼仪乃至公共行政的制度，其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韩国高丽大学编写的《韩国民俗大观》序言中说：“至今，儒教在韩国社会中占有绝对的比重……事实上，儒教不仅改变了人的思想和性格，而且使社会结构、习惯、制度也发生了大的变化。所以，在当今现代化、西洋化的风潮中，韩国在东洋三国中仍然是一个家长制、血缘主义最强的国家。韩国所具备的纯韩国人式的性格、思考方式、行为规范仍以此为准绳，儒教至今仍深深扎根于我们的基底。”
从1961年建立的朴正熙政权奉行“经济发展第一”的国策起，韩国经济开始起飞，使韩国开始走上了现代化道路。“1962年，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只有87美元，到1987年以达到2032美元，1965年至1975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递增19%的惊人速度攀升，工业生产部门的年增长率达到24%，远远超过世界平均增长速度。”①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韩国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从一个贫穷、破败，经济濒临崩溃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繁荣、富强，令世人瞩目的“新兴工业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甚至信奉基督教的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也承认：“汉文化圈国家（地区）经济发展能取得如此成功，可能同儒教的许多特征有重大关系。”②这引起了各国政界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人们从发展战略、模式、体制以及历史条件等方面分析了韩国取得经济成功的原因，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也就是说决定韩国实现现代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儒家文化只是其中之一。正如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儒家文化对韩国现代化的影响既有积极推动的一面，同时也不可避免的会有消极遏止的一面。
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学习借鉴原则，本文着重研究儒家文化在韩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到的一些积极影响，以期对儒家文化发源地的中国在对待儒家文化时的态度有所反思和裨益。
在儒家思想中，一个社会的稳定其核心是强调中央集权的社会组织结构的稳定性，进而实现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稳定性，而社会组织结构的稳定依赖于社会由上到下形成稳定的权威意识。从儒教文化的基本要义之一的“三纲五常”中我们可以看到“三纲”思想的合理内核在于它提出了这样一个明确而深刻的观念，“纲”即权威，是国家政事、家庭事务乃至婚姻关系中不可缺少的支柱，没有这个“纲”作为权威来统领民众的思想与行为则国家不治、家庭不和、婚姻不谐。“三纲五常‘强调对君主和国家的绝对忠诚，对家族先辈的绝对服从，正是这种观念保证了中央集权的社会秩序，保证了主权国家的团结稳定。
韩国地处半岛，国土狭小，人口较少，历史上又屡遭外族入侵。因此，保持全民族的团结和统治集团的稳定是关系到韩国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而儒家文化所主张的中央集权加强了社会的稳定，因而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并受到推崇。韩国的公众也正是由此而对政府保留着一种传统的忠诚。军人独裁政权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站稳了脚跟，凭借着儒家这种“纲常“的权威观和国家观，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得到了社会较为普遍的认同和遵从，有利于政府制订和推行一体化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及其配套的经济规则，有利于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生产的相对秩序化。尤其是在经济起飞的初始阶段，政府权威性的干预和控制，对整顿经济秩序，协调经济稳定发展，确保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占据有利地位，使国民经济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高速发展意义重大。同时，这种政府体制不仅易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自上而下的民族团结的进取精神，还易于形成一种由国家调节的公私合作机制，它较之单纯市场经济导向的体制具有更高的内聚力。
在这种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权威的氛围中，国家利益和团体利益往往被视为是至高无上的，个人服从团体和国家的需要是天经地义的。由此避免和克服了急二剧变革过程中引起的社会失序现象和发展性危机，加强了对分散的经济政治资源的宏观控制，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调整了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冲突，促进了社会的整合。
儒家思想提倡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关心重视现世，而不追求向往来世的幸福。主张人必须力争于现世“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易·乾·象辞》指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强调人们要养成积极 向上奋发自强的上进精神，为了现世的幸福“不舍昼夜”③，努力奋斗。孔子也极力反对懒散，责骂昼寝的宰予是不可救药之人；荀子认为“制天命而用之”、“则天不能贫”④通过自己积极进取、不懈奋斗是可以战胜贫困实现富裕的；集新儒学大成的朱熹则更加重视现世，强调“经世致用”、“自强不息”。
儒家文化崇尚的这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已经深深融会到韩国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扎根于韩国民众的思想意识深处。正是在这一精神的鼓舞下，他们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同样地，在当前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这种立德立功的事业追求，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在韩国仍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和鞭策力，使韩国的民众在经济建设中树立了顽强的竞争意识，通过艰苦的创造性劳动为个人所属的家庭、企业团体乃至整个民族建功立业。克服了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在很短的时期内实现了现代化和工业化，在短短30年中创造了“汉江奇迹”。正是这种刚健有为的性格、自强不息的精神，韩国才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处变不惊，从容应对，让经济稳步复兴；才能使韩国足球创造性地挺进世界杯四强，成为亚洲的骄傲；才能使现代汽车进军全球190多个国家；才能使韩国围棋领先于世界，“石佛”李昌镐成为攻不破的神话。
在儒家思想中“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体现了道德最本质的含义，为正确处理人际关系提供了准则，为人己关系的协调指明了方向，从而将道德情感转化为道德行为，并升华为道德义务。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孔子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民；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⑦。这种家族伦理即对父母的“孝”、兄长的“悌”发展成为政治伦理即对君主乃至国家的“忠”，以此为基础强调对国家的绝对忠诚和对家族先辈的绝对服从它构成家族内部生活的伦理秩序，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强化爱国热情。
在韩国，这种以忠孝为支柱的儒教秩序、倡导大家庭和等级制度、长幼有序的礼节服从精神，经过长期的体验和教化已经建立起一套以社会风俗和价值观念为基础的自律性道德规范，例如周末团圆、遇事全家商讨、逢节全家祭祀等民俗习惯还在一贯地保持着。大多数的韩国家庭中男子、父亲仍居于中心的地位，婚姻也仍以父母之命为主。妇女要侍奉公婆，相夫教子，恪守妇道。家庭作为韩国消费、收入、分配以及社会福利的基本单位，现代韩国人的价值观、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仍以家庭生活为主。家庭的需要先于个人的需要，这是韩国家庭制度，特别是韩国传统大家庭制度的本质所在。家庭关系的紧密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它对韩国的现代管理制度和韩国企业内的人际关系具有深刻的影响。同时正是这种把“尊老爱幼，团结互助”的家庭关系推而及于亲友、邻里、社会的伦理秩序，使整个国家在20世纪先后遇到的战争危机、精神危机、金融危机面前秩序井然。
儒家文化的一大鲜明特色就是尚贤重教。《礼记·学记》就将教育的作用概括为：“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必由其学”。《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阉？’曰：‘教之’”。这里论说的是治国的基本大纲，认为在建立了物质基础之后，随之而来就应该抓教育建设，国家才会走上繁荣富强、和谐稳定之路。
儒家文化尚贤重教的传统在韩国社会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在韩国学者的社会地位上非常高，教师被全民族看作是神圣的职业，具有其他国家不曾有的特殊权利。在大学里，教授会拥有资金权、进人权、录取学生权、授予学位权、教师晋级权，教授成为权利的象征， 有双重崇拜价值（既佩服他的学问，又羡慕他的权位）。而民众信奉的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这已经成为一种民族秉性，已转化为韩国“教育为本”，“教育优先”的原则，进而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教育投资，扩充教育设施，积极发展小学、中学、职业中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为现代化建设和经济腾飞带来巨大的动力。
在韩国不仅是国家重视教育，家庭更是如此。“凡是有子女的韩国人，谁没有为教育问题操过心，只有受到教育，才能过真正的生活，受教育的人口增多，国家才能发展……”⑧大部分家庭都拿出家庭收入的相当部分来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联合国教育组织的观察员在论述韩国的教育问题是写道：“韩国父母对教育子女的强烈愿望在其他国家是难以找到的。……许多父母忍饥挨饿让孩子上学。”前总统金泳三也曾说：“如今韩国的母亲有几个不象孟母？”⑨
由于政府以及整个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和支持，到1991年为止，韩国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上扫除文盲，韩国人口的文化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人口素质也有了显著提高，成为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据统计，“自1945年解放开始到1991年，韩国学生数增加情况如下：初等教育人数由约136万名增加到476万名；中等教育人数由约8.3万名增加到444万名；高等教育人数由约7800名增加到142.7万名。”⑩同时，政府还投巨资于教育事业，几十年来韩国的教育经费一直占财政支出的20%—25%左右，在发展中国家，除了以色列，韩国在教育方面的政府投资最高。“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80年代中后期的统计，韩国的人文指标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⑪
由上所述，儒家文化已经深深根植于韩国社会，在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以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某些积极的影响。在复兴儒学文化，使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在现代发挥发挥其特有作用方面，韩国已走到了我们国家的前列。在学习借鉴别国成功经验的同时，我们“只有深刻地认识到人类迄今赖以生存的传统价值，我们才能达成对维持生命的价值的共识；同时，只有对过去的经验作批判的审查，我们才能找到新的前进方向，避免重犯老的错误。”⑫这就要求我们从两个方面即如何看待儒家传统文化和如何利用儒家传统文化来反思儒家文化对韩国现代化的积极影响。
反思一：正确看待儒家传统文化
从五四以来，批儒反孔运动高潮迭起，人们普遍认为儒家文化传统成了制约社会发展的包袱。礼义廉耻、忠孝节义、三纲五常之类的东西被作为文化垃圾试图从民众的思想中清除掉，致使儒家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变得越来越贫瘠。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认为，儒教理论与新教理论虽然都是理性主义，但这两种理性主义有着完全不同的精神取向，儒教是对世界的理性适应，新教是对世界的理性主宰，这就决定了儒教伦理不能象新教伦理那样焕发出“资本主义精神”，推动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⑬但同属于儒教文化圈的韩国乃至日本、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却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这足以给那些完全否定传统否定儒学的认识以有力的反驳。
马克思曾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象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⑭一个民族多年来形成的文化传统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神力量，是不可能简单地被消灭的，一个社会要想脱离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而求变求新是跟本不可想象的事情。而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脊梁博大而精深，在当前乃至于未来都应该受到客观正确的礼遇。
反思二：科学继承儒家传统文化
儒家文化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必定会烙下时代的印记，难免有历史的甚至阶级的局限性，同时也产生和拥积了一些不健康的因素，诸如“愚忠愚孝”“以礼杀人”之类，和一些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例如，儒家文化轻视生产力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虽然文化传统本身并不是决定国家命运的第一要素，但近代以来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落后于西方和儒家传统思想也不无关系。但经过两千多年的不断洗礼，时至今日儒学仍有其恒常价值和普遍意义。在营造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方面所建立的不朽历史功勋是任何巨手所无法遮掩的。如上文所提到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观、自强不息的生活观、忠孝一致的伦理观、尚贤重教的教育观等都成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有益参照。
了解儒家传统文化的目的并不在于拘泥于传统，而在于如何从传统中走出来，将传统中的有益因子有机地融入我们的血液。同时我们要防止两种错误倾向，即（一）毫无批判地全盘继承，食古不化，倾向民族虚荣；（二）全盘否定民族文化，鼓吹全盘西化，倾向民族虚无主义。这就要求我们以科学的发展观来批判继承儒家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新的时代精神整合扬弃儒家的传统文化，从而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并且能够满足现实人类实践活动需要的新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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