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的苦恼
董柏林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摘 要：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他是中国近代“教育救国”思想的早期倡导者和绵延至今的中国留学潮流的创始者，是矗立在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中的一座不朽丰碑。他一生不仅致力于“西学东渐”，同时也奔波于“东学西渐”，开创了近代第一次较全面的中美教育文化交流。但是，在那仍然重视传统科举功名的时代，毕业于洋学校的容闳实在难以介入晚清中国社会的权利结构，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富强而含辛茹苦却得不到世人的充分的理解与支持，艰难的行走在救国图强的道路上。
关键词：容闳；中美教育交流； 西学东渐； 东学西渐
无庸讳言，教育是人类历史永恒的主题，同时教育事业又是每个人不可推卸的使命。教育在本质上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系统，这种动态开放，一方面是指与环境（社会其他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文化等）有着密切联系和相互发生作用，另一方面也包括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吸纳融合。任何一个教育系统都只有在与异域文化乃至异质教育的交流和融合中才能得到不断的自我更新，从而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日臻成熟完善。在漫长的世界发展史中，中国一方面以其博大的胸襟吸纳着外域教育文化，从中采撷精华为己所用，一方面又以它源远发达的传统教育对其周边国家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产生着或多或少的影响，从而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起初，由于多种原因，教育交流是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之中，并没有专门的成为一种被人们所普遍重视的规划和制度。近代社会而至，为世界各地区、民族、国家之间的教育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土壤和发展空间。总的看来，古代中国与外国的教育交流，主要是在中华文化圈内诸国进行的，而在古代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中，与教育直接相关的不多。然而无论如何，这一页绝不是空白。明清之际的中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的时期，尽管极少数先觉之士已隐隐感受到西洋异质文明的潜在优势，但无论在自然科学技术或社会科学方面，中国仍有不少与当时的西方水平相当、甚至领先的领域。而且，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完整、独立的国家，仍有着相当的实力和威望。因此，当时的中西教育交流，是在比较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且是双响辐射的。耶稣会士在输入西方异质教育的同时，也把中国的璀璨文化传回自己的国度。比如，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对欧洲教育事业的普及和教育世俗化起了极大的催化作用；利玛窦等传教士就曾经把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内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等译成拉丁文，在欧洲知识界和上层社会流传；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亦曾对西方的文官制度产生过重大影响；明清之际开始的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可以说是近代中西大规模文化教育交流的先声，对中西文化教育的发展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1]处于新旧转型时代的容闳其一生的心路历程鲜明的折射出过渡阶段的时代特点和发展趋势。
一、破冰之旅：力开中国留学先河
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时，曾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提到了一个人。2000年5月5日，此人的肖像进入耶鲁大学名人堂，和毕业于该校的政界名人布什、克林顿等一起接受学生瞻仰。近期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在耶鲁大学演讲时再次提到这个人。此人逝世后被美国《哈城日报》称为“学者、政治家及今日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谁人能获得如此高的名望？他就是中国赴美留学第一人、近代“留学生之父”——容闳。
容闳（1828—1912），原名光照，族名达萌，号纯甫，英文署名Yung Wing,1828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南屏镇（今属珠海）一个贫寒农民家庭。7岁起入英国传教士郭士立夫人所办的教会学堂读书，后来曾“贩卖糖果”，“芸草阡陌间”，做过“印刷书报工人”。13岁又入马礼逊学校。从1847年起随美国传教士勃朗赴美留学，先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就读， 1850年考入著名的耶鲁大学学习， 同年加入美国国籍。经过四年的寒窗苦读于1854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他从小接受西方教育，因此在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上都深深打上了西方文明的烙印。容闳在岭南“得风气之先”的独特地理、文化环境影响，毅然走出国门赴美留学，容闳为该校有史以来，同时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毕业于美国高等学府的中国留学生。
享受着西方资本主义生活的容闳并没有忘记他灾难深重的祖国。他希图“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2]（P22），造就培养一大批像他那样懂得西方政治学说、掌握西方科学技术、通晓西方文明的人来改造中国。随着容闳大学毕业，美国式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启发他寻求到解救中国的最佳方案——向美国派留学生，即“由政府选派秀颖青年，送之出国留学”的“教育计划”。怀揣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容闳抵制了一切诱惑，毅然放弃了美国优越的学习、生活条件，于1854年从纽约乘船回国。
在国人夜郎自大、顽固成性、固步自封的恶劣环境中，想要立即实现自己的梦想是异常艰难的，且在国内没有任何根基和援手。“海归”在当时国内并不是十分受欢迎和值得骄傲。于是，他只能把“谋食”与“谋道”结合起来，以便站住脚跟寻找机遇。他先后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山海海关等处任职，企图结识清政府上层权贵，以游说其“教育计划”。1860年，他访问太平天国天京，希望通过太平天国实施其“教育计划”，并提出七项建议：“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六、须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3](P120)结果都一一被无情的拒绝，以失败而告终。满腔爱国救国的热忱几乎被打击殆尽。
太平天国之行未能实现容闳的教育计划,使容闳失望至极,但他并没有气馁,旋及,他转而投向了正在兴办洋务的洋务派官僚以求实现自己的理想。洋务派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巨大差距的认识和“自强”、“求富”的动机，也开始了从“师夷长技”到走出国门的观念转变，对容闳非常赏识。1863年,经友人张斯桂、李善兰的介绍,容闳到安庆谒见了曾国藩,曾国藩委派容闳筹办机器总厂,并赴美购买机器。1865年容闳将所购机器启运回国,在上海设立机器厂,即后来的江南机器制造局。同年,容闳向曾国藩建议在机器厂附设兵工学校,“授以机械工程上之理论与实践,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和外国工程师。”曾国藩采纳了这一意见,建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兵工学校。这是我国近代第一所新式职业学校,为中国最先培养了一批自己的机械技术人才。这是容闳第一次得以部分地实现自己的教育救国理想。
倡导留学教育在容闳的教育计划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是容闳教育思想与实践的核心。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历史与文化发展。容闳自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大事业”、“报国之惟一政事”。值得一提的是,在容闳回国之始,即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的愿望,然而却苦于身单势孤、位卑言轻,没有机会。在结识曾国藩和丁日昌等朝廷权贵之后,容闳终于等来了他认为可以实现他魂牵梦萦的“教育计划”。1868年,由丁日昌转呈条陈,第一次向清政府提出自1854年大学毕业以来怀于胸中十余年的教育计划：“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国留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一百二十人中,又分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卓有成效,则以后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必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拔数成以充之。”[4](P148)容闳在这里具体规划了留学教育的目的、年龄、计划、教学和管理、经费等各个方面。经过容闳多方的努力，1870年，清政府终于批准了容闳的教育计划。容闳把这一计划的实施看成是“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从1872年到1875年，中国政府终于第一次突破夷夏之防，先后向美国派出四批官费留学生，每批三十人人，共一百二十人。这些幼童由小学到中学，几年之后考入专科或大学，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们“日受新英国教育之陶熔，且习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按当初的计划,这些幼童将在美国“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习。”然而,由于美国的反华风潮和封建守旧者的阻止,这一百二十名赴美留学的幼童没有能够完成原定十五年的留学计划,于1881年中途撤回。他们大多数都在大、中学肆业,只有詹天佑和欧阳赓两人在耶鲁大学完成学业。其中的不少人成为中国近代在造船、制造、火器、电报、铁路、矿物及海防工程等方面第一批科技专门人才，为中国近代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的杰出贡献,其中如爱国工程师詹天佑,1905年独立负责修建的京张铁路,在世界上为中国科技人员争得了荣誉。这次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的夭折,容闳深受打击,被看成是他一生之中最为不幸之事。
虽然屡遭挫折,但容闳对发展近代新型教育还是充满极大的热情，一心报国，无怨无悔。1873年,容闳在自己故乡创办了一所“容氏甄贤学校”，来促进家乡的教育发展；1896-1898年在提出组织铁路公司和建造津镇铁路计划时,还建议择地设立铁路学堂。作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开拓者,容闳不仅身体力行、矢志不渝地为推进中国近代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而不懈努力,而且他还提出一系列符合时代要求、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教育主张。
此外，容闳还身体力行地翻译西方的科技、政治、法律等书籍,直接把西方的科技知识、政治制度、法律思想介绍到中国。1865年到1870年,容闳几度变更职位和上司。这期间,他的笔译工作是杰出的。译成汉文的有帕森的《契约论》和一本英国法律。也译了大部分科耳顿的《地理学》，认为地理知识同其他知识一样,很可能对他的同胞有益。1867年,容闳建议建议设立翻译馆。翻译馆大量翻译西式书籍。“十余年间,译书一百余种,区区一局,遂成洋务之重镇,遗爱无穷,纯甫之力耳”。尤其是该局编纂的《西国近事汇编》，自1873年至1899年间，每年4册,计出108册,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及各国情况作了较系统的介绍,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具有较大的影响。1896年,容闳建议中央政府设立国家银行。为了此目的,容闳“乃先将国家银行法律及其他有关之法律,由1875年美国订正之法律中译为汉文”。由此可见,容闳一生致力的“援西入中”,为促进西方科技、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的近代化作出了突出贡献。[5]
二、永存赤子之心
弘扬民族文化
与中国近代史其他那些声名显赫的历史人物相比较，容闳的研究至今仍然是相当薄弱和被边缘化的。除了他本人所独具的特殊性外，可供利用的原始文献太少且有些资料还保存在海外是另一重要因素。另外，人们研究的大多是他为西学东渐所做的贡献。至于他为东学西渐所付出的艰辛，并不为人们所知晓。
容闳出身贫苦农家，因而未曾受到传统的私塾教育。他从7岁起即接受西式教育，先是就读于英国伦敦会教会传教士创办的小学，13岁又进入在此校基础上建立的马礼逊学校。年幼的心灵习性未成心理纯净，特别容易接受学校教育的影响，又长期在充满基督教文明氛围的校园中学习，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对西方文化的汲纳与倾慕因此与日俱增。[6]因此，就中学功底以及向西方展示东方文化概貌而言，容闳固然不具备王韬、薛福成、郭嵩焘那样的素养和国学基础。正如《西学东渐记》所言：“至予之汉文，乃于1846年游美之前所习者，为时不过四年。以习汉文，学期实为至短，根基之浅，自不待言。”再加上留学美国数载，平时没有机会接触与运用汉文，几乎把本国语言遗忘殆尽。但容闳并没有放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孜孜追求和热爱。毕竟容闳在留美前是处在东方文化的大背景下长期接受西式学校教育的。教育内容虽然以西学为主，但是也并非完全与经典隔绝不读任何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处于文化真空中。在耶鲁大学毕业之际，他向美国同学写的赠言大多是用他喜爱的箴言和诗词，如：“大人者，不失其赤字之心。司来德好友：请允许我对你的高雅品格给以高度评价。愿你的一生充满善行，美梦成真。”等。这足以说明他在东学西渐方面已经迈开第一步。另外在美国留学期间，他仍不忘阅读中文书籍。1850年12月20日他给住在广东的美国友人威廉写信，诉苦说：“我感到非常孤独，现时再没有人与我用华语交谈，我的中文写作迅速退化。……当我离开中国时，我没有携带任何中国书籍，你能按照信上所列书目替我买吗？”因此，我们不宜把青年容闳看成一张可供任意涂抹西方油画的白纸，实际上他已经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仿佛一个在西方文化氛围中习画的东方艺徒，虽以油画为主，但却悄悄融入中国画的技法与意境。[7]
容闳在促成幼童出国留学以达“援西入中”的同时,亦通过自己和幼童直接地向西方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浸染下的中国人形象,从而直观、形象地传播和弘扬了中国文化;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亦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一种文化所蕴涵的价值观念、行为趋向、宗教信仰、伦理道德、风俗习惯都会在该文化熏陶下的人身上集中体现。幼童留美前大都在国内接受过严格的中学训练，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的一定的了解，具备基本的国学基础且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因此，他们的一言一行无不显露出中国文化的烙印。容闳“援中入西”的一个突出方面就是让西方人士直接从容闳及留学幼童身上开始认识和了解中国人,进而认知和理解了中国文化。容闳及中国幼童,作为中国文化的集中体现,自然要向西人展示、传播中国文化。这种展示与传播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深层次的。
除上述之外，他在引进翻译大量西书的同时,也向耶鲁大学等赠送了大量中国经典书籍。章开沅先生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容闳的私人文献中,发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这些史料充分展示了容闳为“援中入西”所做的努力。章开沅先生在耶鲁大学馆藏资料中发现的容闳1878年5月4日写给威廉的信中,谈到向耶鲁大学赠送中文书籍一事,在信的附页中列有这些书目：“容闳1878年赠送：《纲鉴易知录》《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山海经》《康熙字典》《三国志》《李太白诗集》。”这信还说：“除以前所已赠书籍外,将继续赠送《皇朝历史》以及全套《大清中外一统舆图》。”张荫桓也在《三洲日记》中记述容闳赠中文书籍于哈福书院。他在日记中写道：“见赠羊豪十管,皆纯净;又假四库提要一函,骈体文钞一函。其他书籍,缥缃满橱,无甚陋本,纯甫曾半以赠哈福书院,欲西人传诵云。”[8]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虽然不能充分显示我国博大深邃文化的所有内容，但它们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向西方展示了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勃勃生机，对西方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产生了欲罢不能的诱惑力。在赠书的基础上，容闳还力推耶鲁大学 “中国文化讲座”的创立。体现了文化交流双向互动的特点。他在1877年2月26日给耶鲁大学图书馆馆长范南的信中反映了这一事实。他说：一旦耶鲁决心设立“中国讲座”成为事实,我乐意随时将我个人的中文图书捐赠贵馆。我深望耶鲁切莫拖延此事,而让哈佛预着先鞭！正是容闳的力促,耶鲁大学聘请卫三畏博士出任第一位“中国语言文学”讲座,从而启动了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热潮,为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1876年,耶鲁大学为表扬他对中美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特授予其荣誉法学博士学位。[9]
与他为西学东渐所做的贡献相比，他对东学西渐的努力是相形见绌的，但绝对不是微不足道、不屑一顾。他不是站在西方的利益角度，以归化西方的心态来从事西学东渐；而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矢志不渝以自己所掌握的西学谋求祖国的独立和富强。鸦片战争后，美国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渗透日益加深。在这一主流潮流之外，美国亦开始关注和重视中国文化。在西潮滚滚向东流的恶同时，亦有小股中国文化的“小溪”在慢慢流向西方。它虽然生势有限，更谈不上对西方形成冲击力量，但涓涓细流源远流长，也毕竟算是对西潮的一点回应。可以说，容闳对美国认识和了解中国及中国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一座矗立在中美教育交流进程中由隐而显的先驱者的丰碑。
三、 是“边缘人”更是“时代巨人”
对于晚清中国来说，容闳本是凤毛麟角的近代新型人才，但是，在那仍然重视传统科举功名的时代，毕业于洋学校的容闳实在难以介入晚清中国社会的权利结构，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富强而含辛茹苦却得不到世人的充分的理解与支持。可以说容闳在晚清中国社会扮演了一个“边缘人”的角色，处境颇为尴尬。但作为过渡时代的巨人，容闳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容闳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爱国者。在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期，容闳投身于救国图强运动中，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教育和“制器之器”，有着超越时代的独到教育见解和教育实践活动，成为中国近代“教育救国”思想的早期倡导者和绵延至今的中国留学教育运动的开拓者。他积极投入洋务运动和变法维新运动。晚年又倾向革命，拥护民主，一生顺应时代潮流，为祖国和中华民族做出了突出贡献，并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开拓了道路。他的爱国思想和社会思想，对近代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容闳的好友特韦契耳牧师，1878年就曾以赞美诗般的语言，未盖棺先定论，颂扬容闳具有“对祖国最强烈的爱国愿望——因为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 容闳的一生不仅致力于“援西入中”,同时也致力于“援中入西”,开创了近代一次较全面的近代中美教育交流。1972年蒋彦士先生在容闳墓前立了一块纪念碑并撰写了碑文。碑文中对容闳有“中美文化交流,亦以此为嚆矢也”的评价。这充分肯定了容闳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容闳对自己的教育计划的目的进行评价时也认为：“即如予之因曾(继甫)而识李,因而识曾(文正),因曾而予之教育计划乃得告成;又因予之教育计划告成,而中西学术萃于一堂,充类至义之尽,将来世界成为一家,不可谓非由此滥觞。”[10]容闳致力于的这次中美教育交流具有双向互动、综合系统的特点,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作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也为美国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门户,激发了美国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的热潮,促进了中美文化的广泛交流。因此,容闳不仅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也是近代中美教育文化交流的先驱者。
参考文献：
[1] 卫道治.中外教育交流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85、90
[2] [3][4] 容闳.西学东渐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5][8][9][10]
曾绍东.论容闳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J].甘肃社会科学，2005,(6)
[6][7] 章开沅.落叶归根与落地生根——从容闳与留美教育谈起[J].徐州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