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梦琪
（河南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摘 要：教育离不开传播。在教育传播中，传播媒介和传播技术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我国从上古直到明中叶，在教育传播媒介和传播技术上，始终位于世界的前列。先秦时期，我国示现媒介系统的口语传播，具有简练、形象的特点。殷商时期我国较为成熟的文字，使再现媒介系统传播远远领先于世界水平。在教育传播媒介及其载体和技术上，我国汉代质优价廉的“蔡侯纸”的诞生，使纸质手写书籍发挥了巨大的教育传播功能。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技术及宋以后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在教育传播上不仅形成我国自己的特色与优势，而且传播到海外，在世界教育传播领域引起了一场技术性革命，为人类教育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研究和继承这份文化遗产，对于社会主义教育传播事业的发展，具有历史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古代； 教育传播； 传播媒介； 传播技术
我国对于“教育传播”新兴学科的引进，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这是学术界公认的。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1978年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内川芳美教授应邀来华；二是80年代初，传播学奠基人美国威尔伯·施拉姆教授两次来华，他们都介绍了传播学的研究。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人们仍将教育传播的概念等同于“电化教育”。如1988年，威尔伯·施拉姆等合著的《传媒·教育·现代化——教育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就把教育传播与电化教育等同。此后，我国学术界对于古代教育传播历史的研究，如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中国传播史论》，虽也涉及了一些教育传播的相关内容，然而对教育信息的传播媒介、传播技术以及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方面的研究，几乎仍是空白。
教育传播学和教育传播史属于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教育中有传播，传播中有教育，教育“传播是人类通过符号和媒介交流信息以期发生相应变化的活动”。[1]（P30）因此传播的内容也就是教育的内容。教育传播必须借助一定的传播媒介和符号，运用一定的教育传播技术，才能达到教育传播的目的，使受教育者发生相应的变化。而且，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有不同的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技术与传播效果，运用传播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我国古代教育传播的史实，阐释古代教育传播的历史发展规律，对今天教育传播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本文试对我国古代教育传播的媒介与传播技术及其对海外的影响作一探讨。
一、中国古代教育传播媒介与技术
（一）先秦时期——口语与竹帛传播独具特色
先秦时期，最初的教育传播媒介，是口语和体态语言。人们通过语言、表情、动作、眼神等进行教育传播活动，这是一种由人体的感官或器官本身来执行并发生功能的媒介，它主要诉诸于人们的听觉、视觉和感觉，其传播的形式和方式，是面对面的传播活动。在传播学上，属于“示现的媒介系统”（即人们面对面传递信息的媒介系统）。我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国语言是人类传播史上使用历史最久远，而且最具表现力的教育传播媒介，具有简练、形象的传播特点，这也是世界文化知识传播过程中其他语言所无法比拟的特点。
口语传播优势的发挥需要特定的场所，在传播的广度上受时空的制约比较明显，人类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所积累的知识及其传播，完全依靠头脑记忆才能完成传播活动。随着知识积累的日益丰富，人脑记忆的有限性要求传播活动必须借助口语以外的其他媒介，来帮助记忆和进行教育传播。据《易·系辞下》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2]（P272）反映了在文字出现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先民曾以绳打结记事，并作为传播知识、交流思想的工具。但结绳记事的传播方式，时间长了，会出现混淆，传播效果不好。于是，在实践中就逐渐创造了刻木、刻石等刻画符号，来取代结绳进行文化传播。
关于我国文字的产生，古书上有如下记载：“古者，伏羲氏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2]（P3）此为“伏羲画卦造字说”，另外，还有“苍颉造字说”。其实，文字的创造者是众多的上古先民。殷商时期，较为成熟的甲骨文字就是从上古的刻画符号发展而来。目前出土的甲骨文字，单字已达5000个左右，其中能够辨认的近2000个，虽然其中大量的单字是属于象形文字，但形声、会意、假借等进步的用字、造字方法已普遍运用。说明殷商的文字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
文字是异地传播的主要媒介，属于“再现媒介系统”。这是人的体内传播系统的技术延伸，既是记忆系统的延伸，也是视觉系统的延伸，从此我国古代的教育传播活动就摆脱了本能，进入了技术传播时代。文字从起源，历经夏、商两代不断丰富而完善，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会出现较长篇幅的文字传播记录。《尚书·多士》中说：“唯殷先人，有册有典。” [2]（P102） 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册”字，如：“三册，册凡三”[3]等。《尚书·盘庚》，有上、中、下三篇，这样长的篇幅，记述了商王盘庚从奄（山东曲阜）迁都到殷之前，分别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训词。这类政治报告，也应为当时学校教育传播的内容之一。甲骨文中还有“聿”（笔字的本字，秦以前的书写工具名“聿”）字，其写法像一手握刻刀。由此可以推知，当时已具有读、写教学的需要和条件。
到了西周，文字的应用传播更为广泛，单字的数量也比商代增多。当时通行的字体为大篆，书写材料也由龟甲兽骨变为竹木简牍。在小学阶段，就要接受正规的书教，“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
。 [4]（内则P3） 据古籍记载，西周时已有专门供小学识字教学用的字书——《史籀》。《汉书·艺文志》记载：“《史籀》十五篇”。注云：“周宣王时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已亡六篇矣。”又注：“《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 [5]（P1714） 可见《史籀》为中国史籍上所记载的最早的儿童识字教材，也是一种教育传播媒介。儿童教育先从识字、书写开始，则是符合教育传播规律的。
夏、商、周时期的教育传播，其总体特征是政教一体，官师合一，学在官府，学术官守。教师均由官吏或退休官吏担任，学校各种科目之教，无不以官为师，教育机构设于官府之中，教育传播为官方所垄断。当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4]（王制P370）教学所用的媒介——“书”称为典、策、简、牍等，十分昂贵、笨重，皆存于官府，民间无力复制传播，而教学所用之教具，当时称为“器”，民间同样无力购置。因而是“唯官有书，而民无书”，“唯官有器，而民无其器” [6]（P14）欲学者必就官府而学，学在官府的传播方式使教育传播的范围受到极大限制。
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术下移。这种学术下移的文化教育传播，以鲁国为最早，大约在公元前540年至公元前525年间已经发生。《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鲁国的一个附庸小国君郯子来朝，孔子（当年28岁）向郯子请教后，感叹道：“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这反映了至少此时官府已失守学术，礼乐诗书已流散传播于民间，《庄子·天下篇》也说：“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 [7]（庄子集释 P462）学在官府被打破，私人办学之风兴起，游说诸侯，聚徒讲学，著书立说，成为当时教育传播的主要方式。当时的教育传播媒介——书籍一般书写于竹木简牍上，也有书写于丝帛上的，故称“竹帛”。因此，“学术下移”亦称“竹帛下于庶人”。随着铁制刀具普遍运用于削制竹木简牍，加之书写工具和纺织业的发展，使竹帛制品成本有所下降，书籍的抄录与撰写效率提高，成本相应降低，这给民间私人著述和藏书创造了一定条件，中国民间藏书、修书即由此时始。如孔子晚年，删诗书，订礼乐，写春秋，保存古代文化典籍。《墨子·贵义》说：墨子“南游，使卫……载书甚多”。[7]（P268）宋国人惠施，曾任梁相，庄子称其多方术，“其书五车”。[7]（P476）东周洛阳人苏秦出游，“乃夜发书，陈箧数十”。[8]（P257）可见，当时私人著述和藏书已不是个别现象。教育传播的范围较商周时期大为扩展，普通士人也能看到并拥有众多的文化典籍或进行文化教育传播活动。
孔子堪称是这一时期游说诸侯，聚徒讲学的传播大师，他首创私人讲学之风，一生培育弟子三千，“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9]（P2185）他35岁离开鲁国，奔走于鲁、齐、卫、宋、郑、陈、蔡、楚等国，传播他的理想、观念和文化知识，影响深远，其传播效果随着后学者的继续传播和时空的延伸而日益彰显。孔子“述而不作”，修订六书，整理古代文化典籍，在教育传播上的贡献和影响巨大。孔子死后，其后学编写《论语》，并通过聚徒讲学与出仕，使孔子的儒学得以广泛传播和发展。如：子夏曾为魏文侯师，冉求、子路曾为季氏宰等，并最终经由董仲舒和理学家的发展，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和儒学同时传播并称“显学”的墨家学派，主张“述而且作”，墨子一生“上说下教”，并与弟子著《墨子》一书，使其思想得以传播。《墨子·天志》中，就有“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 [7]（P127）的记载。可见，当时作为教育传播媒介的文字，其载体不仅有竹木简牍、缣帛等，还有金石、盘盂等。此后，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几乎都是著名的教育家和教育传播者，他们也均是通过上说下教，著书立说，使自己的治国理念、教育主张得以传播。
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国先秦时期教育传播媒介已具有两种类型，分属于两大媒介系统。即示现媒介系统的口语及体态语言和再现媒介系统的文字。先秦时期其传播方式包括契刻、书写等；其载体有竹木简牍、缣帛、金石、盘盂等。最早的文字是甲骨和金石上的雕刻文字。起初，人们是直接契刻文字，后来发展为先用毛笔书写，而后雕刻。西周和春秋以后的竹木简牍上的文字，多为用毛笔和漆、墨来直接书写。
（二）秦汉魏晋时期——纸质手写书籍传播优势明显
秦汉魏晋时期,虽然教育传播的媒介仍为口语和文字,但教育传播的载体和技术有了很大发展。首先是秦汉之际，我国已能制造出用几种软硬不同的动物毛相配合的、刚柔相济、便于书写的毛笔；其次是制墨和造纸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东汉时质优价廉的“蔡侯纸”的出现，使教育传播的形式更加多样化，传播的速度更快，范围也更广。
西汉时我国已出现了最早的书肆，因在大槐树下故称“槐市”。汉代扬雄《法言·吾子篇》说：“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7]（第7册,P6）这里说的书肆,应为较固定的卖书店铺。东汉洛阳太学附近的书肆就更多了。《后汉书·王充传》说：“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肆，阅所卖书”。[10]（卷49,P1629）可见当时的书肆不仅卖书，还兼有教育传播场所的作用。《后汉书·刘梁传》记载：刘梁“宗室子孙，而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 [10]（卷80，P2635） 刘梁以卖书作为谋生手段。此后，书籍数量日增，书肆之设更为普遍，[11]（卷80，P50）此时的“书”仍为简、帛、纸并用。汉代将新的传播技术应用于教育传播领域，应自东汉邓绥太后始。
永元十四年（102年）, 邓绥初为后,下令禁绝“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俗,要求“岁时但供纸墨而已”。[10]（卷10，P421）三年后，蔡伦即将改进后的造纸术奏报朝廷。《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10]（卷78，P2513） 安帝永初元年（107年），邓太后因宫廷中所藏的儒家“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下诏命刘珍及博士等学者50人，在洛阳宫内的藏书之所进行校订。此为著名的“东观校雠”。此次校书由蔡伦监典其事，为全国校订了儒家经书的标准文本。校订完成后，将副本颁发至全国各地，从而形成了大规模的用纸抄写儒家经典和书籍的高潮，初步显示了纸本书籍传播媒介的优势。此后，邓太后不仅“诏中宫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颂，朝夕济济”，[10]（卷10，P424） 又于元初六年（119年）设立另一所贵胄学校，“太后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尚幼者，使置师保，朝夕入宫，抚循诏导，恩爱甚渥。”
[10]（卷10，P428）东汉官办太学和私学讲经,也达到空前的兴盛。据《后汉书·儒林传》记载：顺帝时，太学“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并规定“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太学生员于是大增，到质帝时“至三万余生”。私人讲学更远盛于太学，当时一名经师，及门弟子动辄数千，著录弟子往往万余。《后汉书·牟长传》记载：“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后汉书·马融传》说：“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后汉书·蔡玄传》也说：“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这样的讲学规模，不仅后世私学无法与之相比，即便是后世官学，其学生人数也不过如此。究其原因，大一统的政局和朝廷的号召，汉代经师讲经多以高足弟子代讲，应为主要的原因，而新的传播技术的初步应用，也应为原因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朝代更迭频繁，官学衰废，私学兴起。儒术独尊被打破，私学传授的内容大为丰富，包括儒、佛、道、玄、文学、史学等。民间用纸抄写书籍，进行教育传播，已相当普遍。西晋傅咸作《纸赋》，对纸的功用盛加称赞。《晋书》记载左思作《三都赋》，十年乃成，“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12]（卷92，P2577）
（三）隋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技术初步用于教育传播领域
隋唐时期，国家重归一统,科举取士产生，社会上读书学习的风气大盛。尤其是唐代，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完备的学制体系，选材和育才有了一致的标准，这就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也刺激了教育传播技术的推广应用与发展。当时“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社会对书籍需求量的迅速增大，不仅手写纸质书籍的传播达到鼎盛，复制速度快，而且省工省时的印刷技术也应运而生。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于中书省下设丽正修书院，后改名集贤殿书院，为官方修书和藏书之所，其与汉代的东观、兰台的不同在于，已能“刊辑古今之经籍”。[16]（P687）省工省时的刊印书籍的技术于五代时已开始大规模用于印刷儒家经典书籍，并作为官方钦定标准教材，用于教育传播。
其实早在东汉末年，我国已经具备了发明雕版印刷技术的条件，只是由于当时社会上读书只是少数人的事，用拓印、书写传抄的方法已可以满足需求，社会对大批量复制书籍，还没有强烈的愿望。从科技发展史的规律来看，社会的强烈需要往往才是导致某项技术发明的动因。隋唐之际，科举制创立，选拔人才以考试为主，并规定了考试的内容和要求，允许士子“怀牒自进”，即自由报考，这就大大刺激了人们学习文化知识，投身举业的积极性，同时，人们对书籍的需求量也大为增加。
唐贞观十年（636年），太宗皇帝下令刻印《女则》一书，这是历史上最早的印刷佛像、佛经以外的印刷教育书籍。唐代中期以后，民间也已开始刻印启蒙读物、历书、诗词等需求量大的书籍。到了五代，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宰相冯道因见流行市间的板印图书，多是通俗读物和日历、佛经等，惟独没有学校教育所需的儒家经典，而“经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于是便与李愚一起奏请朝廷“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读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顾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等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 [13]（P96）朝廷准其所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等，依据唐《开成石经》校刻了《易》、《书》、《诗》、《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仪礼》、《周礼》、《礼记》九部经书。自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开始，至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历时22年，《九经》才全部刻完。因这次主持刻印事务的是国子监博士，刻书前的文字书写和校勘工作，均由国子监师生承担，书板印过后也收藏在国子监内，所以世称《五代监本九经》。在《监本九经》刻印的同时，还刻印了《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二书，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国子祭酒尹拙又议奏校勘刻印了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一书，计30卷。这是我国古代第一次由朝廷主持的大规模用雕版印刷儒家经典书籍，并作为官方钦定标准教材，用于广泛教育传播的举动。
《五代监本九经》与此前的石经相比，具有很多优点。一是石经必须由读者自己去观摩抄写，很受时间、地域限制，监本九经是雕版印刷书籍，更便于普及传播；二是石经虽较易传之后世，但一遇战乱，经石破碎，便无法再用，监本九经书板藏于国子监，可根据需要，随时重印；三是石经均只有经文，没有释文，虽有正定经典文字的作用，但不利于初学者对儒经文义的理解。而注文无定本，学者各以其意解经，也势必造成学术纷争不断。监本九经则兼刊经注，初步解决了以上问题。正如王国维《五代监本考》所说：“自开成石经出，而经文始有定本；自五代监本出，而注文始有定本。……田敏等校订之勤，与整齐划一之功，究不可尽非也。” [20] 此为五代后唐至后周，国子监师生们的一大贡献。自此之后，历代朝廷、国子监及各地官署、书院均把刻印经史书籍、进行教育传播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四）宋元时期——印刷技术的发展与书院刻书传播的贡献
雕版印刷技术到了宋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是扩大了印书的范围，除儒家经典外，史书、子书、 医、算和诗文等均雕版印刷，并编辑刻印了四大部类书和道教、佛教经典。二是在雕版、造纸、制墨、印刷的技术上，又有很大提高，为印刷高质量的书籍，进行教育传播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三是政府机构刻书，形成了几个重点基地，如开封、杭州等，其他如书院，坊肆刻书、私家刻书，也均有很大发展，尤其是书院刻书，在教育传播上贡献更大。宋代在印刷史上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庆历年间刻版工匠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技术，使书籍印刷、教育传播有了更为便利、高效的技术方法。由毕昇开创的活字印刷技术，到元代又有了改进。元大德年间（1297-1307年）农学家王祯制成木活字，并制成转轮排字架，使用活字排版更为简便、迅捷。并写成《造活字印书法》一文，附于其《农书》之后。
宋代国子监设有掌管印书的官署，初名印书钱物所，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以名为近俗，改称国子监书库官，“掌印经史群书，以备朝廷宣索赐与之用，及出鬻而收其直以上于官”。[14]（P3916）国子监所刻印的书籍称为“监本”。据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宋代监本书籍种类繁多，除经史义疏外，诸子百家、历朝历书、医、算、占卜和类书等均有。国子监印书作坊规模宏大，出书量之多，超过以往各代。宋初仅有印板4000块，但到宋真宗时印板数就增至10万块。宋代官方所印书籍总数达1.1万部，12.4万余卷,约相当于从西汉至五代出书总数的一半。以至于当时士庶之家都有典籍的收藏。[15]学校之设也更为普遍，“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颂之声，往往相闻。”
[17]（P100）
值得提及的是，宋代新兴的教育机构——书院，在藏书、修书、刊印书籍和教育传播上的特殊贡献。书院因藏书而得名，并以藏书和刊印书籍传播教育为重。宋代书院已形成集大量藏书、讲学授业、供祀先贤于一身的规制，成为一种有别于以往官学、私学的新型教育机构。宋初的著名书院，如岳麓、嵩阳、应天、白鹿等，均有大量藏书。其藏书来源大致有三：朝廷颁赐、官民捐赠、自身购置或刊印。宋初著名书院一般是在官民捐赠书籍的基础上建成书院，而后陆续受到朝廷颁赐书籍。宋初朝廷颁赐之书，多为监本九经及义疏、释文，也有其他书籍。如岳麓书院就是在咸平四年（1001年），得到朝廷颁赐的监本诸经义疏、释文和《史记》、《玉篇》、《唐韵》等书的。
书院刊印书籍较早的应为嵩阳书院。宋至道三年（997年），获朝廷颁赐的监本九经后，“书院即刻印《九经》供应学者”。[16] (P168)南宋及元,书院刊印书籍之风更盛,并自成一家,人称“书院本”或“院本”。书院刊印书籍，重在学术研究，所刊刻之书范围较广，往往涉及经史子集各个门类，包括官方刊印所不屑，私人刻书所不及，坊肆刊印所不谋的一些经史要集、名人论著、山长讲义、诸生论文及书院史志等。有校勘认真、印刷精美、刊布便易等优点。顾炎武因之称其有三善：山长主持，通儒考订，长于校雠；不惜费用，雕刻工精；板不藏官，易于印行。甚至称“宋元刻书，皆在书院”。[18]（P98）南宋书院通过多种渠道，藏书越来越多，甚至一所书院藏书之富，堪与国家三馆（宋有史馆、昭文馆、集贤院，谓之三馆）藏书数相匹敌。如南宋四川的鹤山书院，所藏之书由魏了翁家旧有藏书，加上了翁等人的研究心得所传录的著作，以及访寻于公私所得之书和书院刊印之书，共10万卷。而宋代承平之时，国家三馆藏书尚不满10万卷。
书院拥有丰富的藏书，因而书院教学具有显著的优于官学的特点：以学生读书自学为主，教师讲授为辅；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启发学生思维，提倡质疑问难，求异创新。书院强调学生自己读书钻研，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山长或名儒定期讲课或会讲，其讲授也多是启发式的，一般都是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按照自己的学术观点提举纲领，重点讲解，注重引导。他们的许多著述，往往也都是在书院讲学时的讲义和教材。如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吕祖谦的《丽泽讲义》等。有的著作甚至是当时学生听讲时的笔记汇集而成,如《朱子语类》140卷，就是汇集朱熹弟子99人的听课记录而成的。大师们注重指导学生读书，甚至读哪些书，先读哪些，后读哪些，也都体现着他们的学术主张,还总结出读书的方法和程序,如著名的“朱子读书法”和《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等，既为书院教学提供了新鲜而丰富的内容，传播了自己的学术主张，又可帮助学生提高自学的能力和读书的效果。书院在教学的方法上，多采用质疑问难，讨论争辩的方法，这也有利于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相互切磋，有利于深化学生的学习和思维，鼓励学生不蹈袭旧说，具有求异创新精神。这比一般官学中只是教师讲、学生听，呆板生硬的教学要好得多。而书院丰富的藏书，为学生提供的良好学习条件，也是一般官私学所不及的。书院制度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和显著特点，尤其是在藏书、修书、刊印书籍，进行教育传播上的贡献，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毛泽东、何叔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就提出要“采用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周流于社会”。[19]（P144）
（五）明清时期——印刷技术发展的顶峰
明代弘治至嘉靖年间（1488—1566年），我国已出现了铜活字和铅活字印刷技术,明代中后期，又有了饾版、拱花印刷，印刷技术发展到了顶峰。
明代除国子监仍沿习宋、元旧制继续刊书，政府各部院也都刻书。如礼部每三年刊行《登科录》、《会试录》，兵部刊行《大阅录》、《武举录》、《九边图》。钦天监印《天文刻》及《大统历日》，太医院刊有《铜人针灸图》、《医林集要》，工部刊《御制诗》，都察院刊《三国志演义》和《水浒》。顺天府也刻有《金台八景诗》、《寰字通志》等。明地方各省布政司、按察司、各地儒学、书院等机构也刻书。明中叶之后，私家刻书之风大炽，善本佳刊，不胜枚举，尤以嘉靖、正德、万历间为盛。因此明代在印书的数量和品种、印刷的体系和分布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宋元时代。从印刷规模和印书数量来说，宋、元时期印刷的大部分书籍，特别是儒家经典，在明代都有翻版或重新雕版印刷，有的一种书还出现不同的版本。再加上新出版的当代各种著作，其印书的品种和数量相当可观。从印刷工艺和印刷技术来说，明代发展的最突出标志是雕版、活字版及彩色印刷、饾版、拱花印刷都有了普遍的应用。在活字版方面，不仅有木活字，而且有铜、锡等金属活字。明代彩色印刷则是在雕版印刷的基础上，采用各色分版套印的彩色印刷技术。这一技术是在宋、元朱墨印刷和印后上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饾版、拱花印刷技术，则是明代的创举。“饾版”、“拱花”印刷新工艺是明代后期休宁人胡正言（1580—1671年）在民间众多的雕板刻工、印工多年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做出的巨大贡献。他采用分版分色套印和"拱花"（压凸）印刷技术印刷的《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成为印刷史上划时代的作品。另外明代纸、墨、笔、砚的制作，无论数量之大，制作之精、品种之丰富，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期。
清代康、雍、乾三朝，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为刻书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只是清代国子监刻书规模很小，与前代相比,国子监作为官刻主体机构的地位已被武英殿取代。清代只有内府刻书超过前代，属中国历代内府刻书之最。
明清时期一些著名书院形成了读书讲学、著书印书、关心国事的良好风气。如明代的东林书院，即刊印书院著名人物的文章著作，影响较大的有顾宪成的《泾皋藏稿》、《小心斋札记》、《以俟集》，高攀龙的《高子遗书》等。书院每年还举办大型会讲一次，每月小型会讲三天，讲会结束即将讲会内容总结付印，分发给赴会人士，这些人回到各自住地后可参照印本向本地人广泛传达，从而形成多级传播的形态。这种主动传播的方式，为后世留下可资借鉴的资源。清代阮元创建诂经精舍之后
又创建学海堂，提倡经史考证之学，扭转了此前空谈心性究心八股的风气。这两书院自行刊刻的书籍主要也是两种：一是重刊前人或他人的著述，二是刊刻本书院师生编撰之书。阮元
组织师生，搜罗甄录清代以来的各种解经书籍，酌定去取，汇辑成《学海堂经解》，收书183种，共计1400卷，此书是清代前期以考证学为中坚的学术成果的集中总结，时人称颂其囊括一代，整齐百家。与此同时还汇编刊刻本书院师生的文章为《学海堂全集》、《学海堂课艺》等书。这对传播教学与学术交流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中国古代教育传播媒介与技术在海外的影响
在世界教育传播史上，中国的教育传播有着极为辉煌灿烂的篇章。尤其在教育传播技术方面，我国古代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的发明与传播，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产生了重大作用。也创造了人类教育传播史上的奇迹。
（一）我国古代造纸技术对海外的影响
我国西汉时已能造纸，但由于当时工艺简陋，生产出的纸很粗糙，使用很不方便。蔡伦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革，用树皮、麻头、破布和旧渔网等作原料，制造出了书写效果良好的植物纤维纸。人们称之为“蔡侯纸”。蔡侯纸的出现，不仅结束了我国在竹简、缣帛上写字绘画的历史，对我中华文化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不久即传到国外，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造纸术首先传入与我国毗邻的朝鲜和越南，随后传到了日本。在蔡伦改进造纸术后不久，朝鲜和越南就有了纸张。朝鲜半岛各国先后都学会了造纸的技术。大约公元四世纪末，百济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学会了造纸，不久高丽、新罗也掌握了造纸技术。纸浆主要由大麻、藤条、竹子、麦杆中的纤维提取。此后高丽造纸的技术不断提高，到了唐宋时，高丽的皮纸反向中国出口。西晋时，越南人也掌握了造纸技术。公元610年，朝鲜和尚昙征渡海到日本，把造纸术献给日本摄政王圣德太子，圣德太子下令推广全国，后来日本人民称他为纸神。
中国的造纸技术也传播到了中亚的一些国家，并通过贸易传播到印度。造纸术传人阿拉伯是在公元751年。 那一年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部与阿拉伯军队交战，唐军大败，被俘士兵中有从军的造纸工人。阿拉伯最早的造纸工场，是由中国人帮助建造起来的，造纸技术也是由中国工人亲自传授的。10世纪造纸技术传到了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开罗、埃及与摩洛哥。
欧洲人是通过阿拉伯人了解造纸技术的，最早接触纸和造纸技术的欧洲国家是一度为阿拉伯人统治的西班牙。公元1150年，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萨狄瓦，建立了欧洲第一个造纸场。公元1276年意大利的第一家造纸场在蒙地法罗建成，生产麻纸。法国于公元1348年，在巴黎东南的特鲁瓦附近建立造纸场。此后又建立几家造纸场，这样法国不仅国内纸张供应充分，而且还向德国出口。德国是14世纪才有自己的造纸场。英国因为与欧洲大陆有一海之隔，造纸技术传入比较晚，15世纪才有了自己的造纸厂。瑞典1573年建立了最早的造纸厂，丹麦于1635年开始造纸。到了17世纪欧洲各个主要国家都有了自己的造纸业。
西班牙人移居墨西哥后，最先在美洲大陆建立了造纸厂，墨西哥造纸始于 1575年。美国在独立之前，于1690年在费城附近建立了第一家造纸厂。到19世纪，中国的造纸术已传遍五洲各国、世界各地。
造纸术的发明和推广，对于世界科学、文化的传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二）我国印刷技术对海外的影响
我国印刷术发明之后，就逐渐向国外传播，向东传到朝鲜、日本，向南传到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国，向西经伊朗、埃及传到欧洲各国。因此，世界各国的印刷术，可以说都是由中国直接或间接传过去的，或是在中国印刷术的影响下发生发展起来的。印刷术的传播是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有了印刷术才有生产大量书籍的可能，才能为普及文化、传播知识提供有利的条件，我国发明的雕版印刷术及活字印刷术是对世界文化的一项伟大贡献。
中国活字版技术，于13世纪初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以后又沿着丝绸之路向西方传播。1450年，德国人谷登堡（J.
G. Gutenberg）在吸收中国活字技术的基础上，首创铅合金活字，1455年，印成铅活字本《42行圣经》。此后，这一技术得到很快的发展，并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
朝鲜是最早接受我国印刷术的国家之一，因中朝两国疆土相连，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早已经开始，公元7世纪时，朝鲜经常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回国时往往带走大批书籍，甚至雕板，被作为礼物或商品输入朝鲜，他们也在中国学到许多印刷工艺技术，于是他们利用本国特产的好纸、好墨，仿照中国开始雕版印书。
公元7世纪日本掀起学习中国的热潮，多次派遣使者、和尚及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吸收中国文化，他们回国时带去很多物品，如铜镜、刀、尺、毛笔、墨砚等，也带回印本书籍。日本有确实年代可考的最早雕版印刷品是1088年（日本宽治二年）刻印的《成唯识论》，这是我国宋版书传人日本后的产物。
越南与我国在历史上、文化上的关系都较悠久，两国交往很多，来中国的使节要求买各种书籍及药材，回国的使节都带回满箱书籍，中国书籍便传入越南。越南历史上有记录的最早的印刷品是1251～1268年木版印刷的户口帖子，正式印书是1435年雕印的《四书大全》，到1467年又翻刻了《五经》，这样，中国儒家经典书籍在越南出版了。
东南亚各国如真腊（今柬埔寨）、暹罗（今泰国）、爪哇、旧港（在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在14世纪都曾得到我国所赠送的印刷品，如历书《大统历》和明代通行的纸币“大明宝钞”，特别是1404年明成祖命礼部向海外各国赠《列女传》一万本，暹罗就曾得到一百本，中国的印刷品直接传到这些国家，引起当地人们对印刷术的兴趣，激发了他们从事印刷业。
我国历史上称伊朗为安息、波斯。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6世纪就有友好往来，并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中国的纸及纸币也传入波斯，波斯人熟知中国的印刷术，曾效法中国印制纸币，所以在中国印刷术向西传播的过程中，纸币有很大的影响。1294年波斯京城大不列士利用雕版印刷，仿照我国元朝的“至元宝钞”印制了纸币，上面印有汉字和阿拉伯文，1310年波斯的历史学家拉希德丁在《世界史》中，对中国雕版印刷术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这些都证明波斯人是从中国知道印刷术的。
欧洲人最初见到的中国印刷品是元朝的纸币，如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游历中国，在北京住过几年，回国后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对纸币有详细的记载，通过这些旅行家，把印刷术的知识带到欧洲是很自然的。在14世纪末，欧洲开始有木版印刷圣像、纸牌的雕版印刷品。欧洲人从印刷画像、纸牌发展到印刷雕版书籍是在15世纪40年代。在印刷方法上也是在木板上雕刻阳文的文字或图画，上面蘸墨，然后铺上纸张，用刷子轻轻一刷而成印页。这与中国印刷方法完全一致，印页也是单面，一张上印两页，然后对折，同中国书籍一样，另外在欧洲出现雕版印刷之前的半个世纪中，有大量不见历史记载的“小人物”，不断由水陆往来于中国和欧洲之间，这一事实本身也证明：欧洲的雕版印刷术是在东方的影响下产生的，在技术的特征上是与中国相同的。总之，中国发明的印刷术，首先传入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各国，其后通过中亚传入中东和阿拉伯，并通过阿拉伯或蒙古军队进攻欧洲的战争传到欧洲，最后通过欧洲传到美洲、澳洲以及世界更多的地方。
总括全文分析可知，我国古代教育传播媒介主要有两种类型，并分属于两大媒介系统。示现媒介系统——主要指口语及体态语言；再现媒介系统——主要指文字。前一种媒介是我国最古老，同时也是最基本的媒介形式，后一种媒介是前一种的延伸与发展。两种媒介的关系是前后相因，累积叠加的关系。因为教育传播不仅是书面的说理论证，它更需要的还是一种“打动”，打动受传者接受自己的观点，言传身教，耳提面命，显然更具有“打动”的优势。而著书立说的教育传播方式，则跨越了时空的局限，使更为广泛的传播成为可能。梳理我国古代先进的教育传播媒介和传播技术及其在教育传播实践中的成功运用，可以看出，在先秦时期，示现媒介系统的口语传播，具有简练、形象的特点；殷商时期我国较为成熟的文字，使再现媒介系统教育传播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教育传播媒介及其载体和技术上，不仅有竹木简牍的书、缣帛书,还有纸质手写书，东汉质优价廉的“蔡侯纸”的诞生，使纸质手写书籍发挥了更为巨大的教育传播功能；隋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技术及宋以后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在教育传播上不仅形成我国自己的特色与优势，而且使教育传播呈多元化、多渠道模式,中央国子监及各级官学印刷书籍进行教育传播, 政府各部院、地方各省布政司、按察司、私学和坊肆也印刷书籍进行教育传播,尤其是书院印书,在教育传播上更具特色。而中国发明的印刷术，经过源头期和古代期以手工操作为基本特征的、长达数百年漫长岁月的演变并传往世界各地，为世界各国普及文化、传播知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作出了伟大的贡献。随后到了十八、十九世纪，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工业革命中，随着近代以动力、机械、冶金、光学、化学、电器，以及纺织、造纸为中心的工业体系的形成，印刷术及其印刷事业也获得了划时代的、突破性进展，开创了以机械操纵为主要特征的、印刷发展史上的新纪元。随着中西文化交流，更确切地讲，是随着西方基督教徒的传教活动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又回输到它的故乡。正是这一回输，直接导致了中国近代一百余年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重大变革。研究和继承这份文化遗产，吸取其精华，对现代教育传播事业的发展，具有借鉴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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