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中华之道脉，激东海之儒流

传中华之道脉，激东海之儒流

施克灿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摘要：中国的文教思想尤其是明末朱舜水的思想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推动日本江户时代重振儒学文教政策的实施；推动了日本儒学“纯化”运动；丰富了日本江户时代的教育内容体系。

关键词：朱舜水日本文教思想

宋元以前，中日之间主要是僧侣作为文化传播者往来频繁，而到了明末清初，文人东渡渐多，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大特色，影响最大者当属明末大儒朱舜水（1600—1683），舜水于明亡之际，为避清全节，蹈海东渡，旅居日本二十三载，传道授业于异域。其著述及教育活动在国内影响甚微，而在日本，凡德川幕府时期各大儒学门派，大多受其感化。日本学者后藤新平这样评价舜水：“道义则贯心肝，学术则主王业。不得行怀抱于故国，而却传衣钵于我邦。”梁启超认为，朱舜水给予日本学界乃至政界影响之深，史所罕见，“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最大的动力实在舜水。”[i]本文主要探讨朱舜水对日本江户时代文教思想的影响。

一、推动日本江户时代重振儒学文教政策的实施

中国儒学自五世纪初传入日本后，日渐得以普及，但到了镰仓时代，武士执政，儒学又走向衰微。进入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实行重振儒学的文教政策，儒学逐渐进入全盛时期，各种官立、藩立、私立学校不断建立，儒学成为学校的重要课程，江户、九州、冈山、水户等地，冠名“圣庙”、“圣堂”的各种孔子庙也大量涌现。而在德川幕府实行重振儒学的文教事业中，朱舜水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件事。

其一，传播儒学，施于有政。舜水初到日本时，正是德川幕府锁国时期。日本学者安东守约慕其学识德望而请业，并分禄俸之半以赡之。感于安东守约的诚意，舜水在长崎住了七年，努力传播中国儒学，他的声誉很快传遍日本各州。朱舜水六十五岁时，水户藩主德川光国闻其才德文行，特遣儒臣小宅生顺到长崎屡诣舜水。翌年，迎舜水至江户，礼聘舜水为宾师，亲执弟子礼。此后，舜水往返于水户、江户之间，“倡明儒教”，教授《孝经》、《小学》、《大学》和《论语》等书，日本学者纷纷诣门受教，“水户学者大兴，虽老者白须白发，亦扶杖听讲，且赞儒道大美。颇有朝闻夕死而可之意。”[ii]

舜水认为儒学以“仁、义、礼、乐为宗”，而其核心思想是“诚”，作为施政者，必须以仁义为先，体察民意，身体力行。他在《源光国字子龙记》中，以龙行“仁义”，资生万物之意，劝导德川光国施行“仁义”，以贤治国。他说：“龙非仁义无以为灵，人君非仁义无以为国。仁义兼施，赏罚明允，国以大治。”[iii]希望德川光国能够施以儒家仁政治国的教化。舜水的这些经世济民思想对德川光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光国在治国理民时，能以仁恕御众，虽卑贱疏远者，亦能推心置腹，假以辞色，故国人皆乐为所用。光国主经世之学，不仅严禁府下奢侈，而且尤留心于民事，皆与舜水教导有关。

前田纲纪乃加贺藩主，治世十分清明，与水户的德川光国、冈山的池田光政一起被称为江户时代前期的三位名君。纲纪先师于木下顺庵，后慕舜水之名，拜舜水为师。在舜水教导下，儒学造诣颇深。他在藩内鼓励学问文艺，设立书物奉行，编写古书，招聘江户时代著名的学者，以儒家思想治理天下，厘革制度宪章，兴勤俭之风，又表彰南朝忠烈事迹，谋求朝典礼仪的保存。他还派儒臣源刚伯赴水户从舜水受业，整理舜水著述。

朱舜水向德川光国、前田纲纪这些执政者传播儒学，自然是希望他们利用政权的力量，真正重视教育，推广儒家思想，为日本儒学的发展培养人才。

其二，作图制宫，行释奠礼。舜水认为，教育是建国之本，对于教育不发达的日本尤其如此。他对学生小宅生顺说:“兴国学事是国家大典，而在贵国为更重，仆深有望于贵国。”[iv]当他得知德川光国准备在江户兴办学校时，高兴地对安东守约说：“闻贵国京江户有设学校之举，甚为喜之！贵国诸事俱好，只欠此耳。然此事是古今天下国家第一义，如何可以欠得?今贵国有圣学兴隆之兆，是乃贵国兴隆之兆也。自古以来，未有圣教兴隆，而国家不昌明平治者。”[v]同时，又致函长崎镇巡说：“闻水户上公以姬旦之尊，欲兴庠序之教，此诚贵国万年之圣政，丕显于后昆，增光于史册，是何如重典也。”[vi]在德川光国兴学建校时，舜水亲为之设计学宫的规划，凡古升、古尺、簠豆笾鉶之属咸备，其图式模型连巧匠都敬佩不如，接着又为之详细制订学规，另外，舜水曾应德川光国之请，制定释奠礼，改定仪注，亲率儒学生习之，颇有洙泗遗风，于是水户学者皆精究仪礼，使日本自镰仓幕府以来遭受破坏的释奠礼得以重现，后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首次代表幕府祭孔，于是，全国各地争相效之，释奠活动方兴未艾，对日本江户时代儒学教育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其三，指导编史，提倡尊王。《大日本史》是在儒家“大义名分”思想指导下，以正确的史实依据编辑成的一部日本史。在德川光国亲自领导下，“彰考馆”诸儒生付诸毕生心血凝聚而成，由舜水最亲近的弟子安积觉任“彰考馆”总裁，确定修史《义例》，内容记述及考据之风，皆仿中国史籍，其史学价值如板仓胜明所云：“国家文明，生若义公，以有为之材，举旷世之典，聘舜水朱之瑜，讲究春秋之大义，就僧契冲发明古语之难析，史馆诸人，亦极一时之选。列神功于后妃，揭大友于帝纪，以南朝为正统，盖公之义例，可为万世之史法。”[vii]这段话也说明了舜水在《大日本史》编写中的贡献。

二、批判理学、佛学，推动日本儒学“纯化”运动

舜水寓日之时，日本儒学的主要特点是崇奉朱子学。江户时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康自执政后，偃武修文，大兴文教，召请朱子学派的林罗山为顾问，创建幕府官学，利用其伦理道德思想维护幕藩体制，朱子学受到幕府的青睐，在德川家族的推崇下，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与之相对抗的是下层武士、平民阶层的社会思潮，即作为民间之学的阳明学，以中江藤树为代表的阳明学派，对朱子学提出了批评。

舜水与王阳明同为余姚人氏，故其初至日本时，被误认为是“倡明王学”而来，鉴此，舜水断然声明：“……非仆宗阳明也，幸勿深疑。”[viii]并抨击阳明“良知说”：“王文成即有高才，何得轻诋之？不过沿陆象山之习气尔！王文成固染于佛氏，其欲排朱子而无所排也，故举其格物穷理以为訾识尔已。……故专主良知，不得不与朱子相水火，孰知其反以伪学为累耶！”[ix]认为阳明学乃沿陆九渊之心学且受了佛教的影响，确实点中了阳明学之要害。舜水虽然钦佩阳明的英雄业绩，但对其创书院而讲良知是颇不以为然的，从事教育事业的人是不能以阳明为指导思想的。由此出发，舜水又有针对性地指出：“陆象山、王阳明之非，自然可见矣，不论中国与贵国，皆不当以为法也。”[x]在日本朱子学与阳明学之争中，鲜明地表明了立场。

舜水自诩是属朱子学派的，然而其批评朱学之弊亦毫不留情，他以为朱子学以格物穷理为骨干，然总不见诸实行，则其功用不显，他说：“若欲穷尽事事物物之理，而后致知以及治国平天下，则人寿几何，河清难俟，故不若随时格物致知，犹为近之……仆谓治民之官与经生大异，有一分好处，则民受一分之惠，而朝廷享其功，不专在理学研穷也。晦翁先生以陈同甫为异端，恐不免失当。”[xi]在此舜水公然反对理学家空谈性理之学的倾向，主张随时格物致知，且为陈亮的功利主义学说作辩护，他认为一种学说有无价值，要看其是否产生实际效果，在国计民生、民族存亡之中是否有用，人民能否得到实际利益，是否能够变化民土风俗。以此来衡量理学思想，舜水认为理学犹如“棘端刻猴”、“工虽巧，无益于世用也。”[xii]宋儒虽然把道理辨析得十分精密、细致，但不曾做任何有益的事，宋儒以后的理学家，在宋儒的“屋檐”下“架屋”，则更加空疏无用，他认为这对国家民族是极其有害的。“明朝之失，非鞑虏能取之也，诸进士驱之也。”[xiii]舜水所述虽指明室，而实际上亦是对日本文教事业的一种警告。

舜水的儒学观，即讲究实际、倡导实践、注重实行、追求实功的“实理实学”。他说：“圣贤践履之学，中国已在世季，宜乎贵国之未闻之也。”[xiv]直接越朱子乃至越汉儒而到先秦原始儒学处寻找指导思想，这是舜水思想的一大特色，他说：“夫子至圣，不言天道；子贡名贤，言天道不可得闻。”[xv]既然孔子及其弟子均不讲天道，那么理学家将天道说成圣贤之道，岂非欺世盗名之举？于是，舜水托“圣贤”以阐明自己的主张：“圣贤之学，俱在践履。”“学问之道，贵在实行。”[xvi]这实际上是明清之初实学思潮之核心，同理学家重讲说、轻实行的特点有着本质区别，从而给日本儒学界注入新鲜血液。他要求日本学者“知向学之方，推之政治而有准，使后人知为学之道，在于近里著己、有益天下国家，不在乎纯弄虚脾，捕风捉影。若夫窃儒之名，乱儒之实，使日本终不知儒者之道，而为俗子诋诽，则罪人矣。”[xvii]很显然，舜水已不局限于朱子学与阳明学之争，而是强调了理学与实学的对立，他反对理学的“纯弄虚脾” 和“捕风捉影”，主张“近里著己，有益天下国家”的“圣贤之学，”亦即重践履，贵实行的“实学”思想。他主张学术为政治和社会服务，批评宋儒虽于义理辨析毫厘却不曾做得一事。反对空谈，反对坐而论道，要求那些巨儒鸿士应以康济时艰为己任。认为真正有用的鸿儒不是空谈性命义理、徒守章句训诂的儒者，而是能够解决政治、经济实际问题的人才。

舜水还对当时日本上层人士存在的崇尚脱离实际、空谈佛理的僧侣主义倾向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古代日本主要吸取中国的文化思想，尤其是中国佛教文化在日本影响很深。日本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希冀普及佛教文化，而佛教也就在最高统治者的荫庇下，发展蔓延起来。镰仓幕府一百五十年间，上至天皇将军，下到地方武士，人人参禅究道，个个皈依禅宗，随后的德川幕府时代则是佛教绪宗持续的鼎盛时代，故舜水初到日本时，即陷于“嘘佛之气，足以飘我；濡佛之沫，足以溺我”[xviii]的氛围之中，出于对明亡的切肤之痛，舜水对此空疏之风深感忧虑，他曾对弟子安东守约说道：“贵国惑于邪教，举世不能自拔。”[xix]

舜水一方面指出佛教以空疏之理害人的弊端，他说:“程子去孟子千四百余年，世远言湮，圣学亦既灭息矣。黄、老、庄、列之书，虚无清静之旨，为祸于世者，十四朝矣。……其最烈者，无如彼释氏之言。如佛图澄、鸿摩罗什、达摩、惠能、志公之徒，遂能举天下之人心而摇之。高明者、昏愚者、贵者、贱者、善者、恶者，一鼓牢笼于其术中，惨亦甚矣。”[xx]认为佛氏之论足以败坏人心风俗：“惟佛氏为丧心败俗，必不可为者也。欲为圣人之道，而以佛氏杂之，是犹烹大牢于函牛之鼎，而投之以鼠失，谁能食之?”[xxi]另一方面，他又力陈排佛兴儒对日本的好处。他说：“贵国山川降神，才贤秀出，恂恂儒雅，蔼蔼吉士，如此器识而进于学焉，岂孔、颜之独在于中华，而尧、舜之不生于绝域？”[xxii]大兴儒学可以逞治民心，开启民智，“而贵国文明开辟之机，均於此基焉。”[xxiii]这是说，如果儒学流行，则其居安富尊荣，子弟孝悌忠信，君臣和睦协力。所以，弘扬儒学的结果，必然是“圣贤之道，一旦振兴于贵国，此今日中原、九州之所不及也。”[xxiv]阐明了他在日本锐意弘扬儒学的目的，是为了给日本学术思想界注入一股利国益民的清新学风。

朱舜水的思想对日本排佛运动及理学脱佛纯化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其一，在舜水思想的影响下，一些日本学者逐渐认识到儒学之精旨，开始排斥佛教。如德川光国当政期间，毁弃了新建寺刹九百九十七座，废掉淫祠三千多个，并使受戒僧徒三百四十余人蓄发还俗，德川光国成为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敢于斥释反神的封建统治者。安东守约在舜水教导下，拼力从日本朱子学中杂佛教中摆脱出来，他向舜水表示：“近世一种阳儒阴佛之辈，涂人之耳目者，不暇枚举。先生慨然以正学为己任，敬想天使先生继斯道之统，故守节不死，将及中兴之时也，宁不自爱乎?守约无他长，只好圣贤之学，未至者也。然知愚儒可怪，异端可排，伏乞书自上古圣贤至明儒道统图以赐之，岂不后生之幸乎！”[xxv]古学派的创始者伊藤仁斋在朱舜水的开启下，学术思想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逐渐认识到儒学与佛老的本质区别，认为：“佛老尚空虚，圣人尚实理”；佛老教人“舍父母，绝妻子”，以清静无欲、涅槃寂静为务，而不知天地之化，人伦之情，实则陷于虚无，背于纲常，而“圣人之道，以彝伦为本，以思议为法”。[xxvi]二者有天渊之别。这些思想或行为扩大了舜水排斥佛教、力倡儒学的影响，从而使迷津佛教的日本学术思想界逐渐形成注重实际的特点。

其二，舜水的思想间接地推动了日本朱子学的改造。日本朱子学主气派着重继承、发展了朱舜水的经世致用思想，主博学、尊知识、倡实行、蓄经验是其特征，由此构成了有别于中国朱子学而别具风姿的日本朱子学。安东守约乃舜水第一位日本弟子，被舜水称为生平第二知己，曾入京师从松永尺五学朱子学，舜水嘉其立志圣贤之学不可多见。守约自受舜水之教，在世界观上主张“理气合一”，具有唯物主义倾向，这与朱舜水“理事同一”思想也相吻合，以后，舜水这位嫡传高徒与贝原益轩一起，把朱子学改造成唯物主义流派—省庵学。安东守约曾有《遣兴诗》写道：“我生愚鲁不如人，自许居常慕隐沦，为善近名本非善，志仁役物亦何仁？种花静观有开谢，酌月朗吟作主宾，至乐知从自然得，随时舒卷任天真，”已深得朱舜水务实不务虚之要。

其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日本古学派的形成。古学派的奠基人之一伊藤仁斋，开始笃信宋儒心性之学，后来又欲从学舜水，但舜水认为其学与己相牴牾，曾复书辞之，并劝其从朱子学中解脱出来，后仁斋自创新派，舜水又给予重新评价：“伊藤诚修兄策问甚佳，较之旧年诸作，遂若天渊，倘由此而进之，竟成名笔，岂逊中国人才也。”[xxvii]古学派另两位著名学者山鹿素行、荻生徂徕亦曾受舜水影响，日本学者认为，山鹿素行抱一家之见，主古学，这与舜水借托古人以述己见的思想是一致的。与朱舜水的交往经历，是山鹿素行对务实之道的最初感受阶段，日后他能成为日本古学派的鼻祖，撰写出反映其理论真髓另外部分的《圣教要录》，多半与舜水学说的古学倾向有关。[xxviii]日本古学沿着舜水批评宋明理学的道路，发展为具有无神论思想的朴素唯物主义学派，为实证科学在近代日本社会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三、倡导“圣学”，丰富了日本江户时代的教育内容体系

朱舜水以其数十年的教育实践，影响了日本江户时代教育内容的体系，而其关于教育内容的主张主要是基于其教育目的论的。

其一，道德教育的内容。舜水强调“明实理”，即学习实实在在的具体事物之理。“吾道明明现前，人人皆具、家家皆有；政如大路，不论上下、男妇、智愚、贤不肖，皆可行得，举足即有其功。”[xxix]他甚至说：“躬行之外，更无学问。”[xxx]那么，这种“明明现前”的学问究竟有哪些内容呢？在《答小宅重治书》中，舜水提出：“学问者，亦何必废时荒业，负笈千里而后学哉？家有母，学为孝；家有弟，学为友；家有妇，学为和；出而有君上，学为忠慎；有朋友，学为信；无往而非学矣。” [xxxi]可见其“实理”的内容主要是封建伦理道德的践履，而不是那些仁义礼智的空洞说教，他还说过：“余谓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夫和妇顺，兄友弟恭而朋友敬信，此天下之至文也。” [xxxii]但这也明显地流露出轻视理论思维的倾向。

舜水还特别重视封建礼教，认为礼乃“天理自然之节父”，也是必须学习的内容，礼“不特为国家之精神荣卫，直乃为国家之桢干。在国家为国家之干，在一身为一身之干，未可蔑也。”[xxxiii]凡是明哲贤豪，皆讲求以作兴之，以登进于有礼；而对于国家而言，必须有上下之制，贵贱之等，这实则肯定了封建等级制度，对水户学派“君臣名分”思想影响甚深。

其二，淹贯之学。舜水既以正统儒学伦理传诸日本，同时又以平实淹贯之学，指导于其日本弟子，获得更广大的敬服，于日本学界辟开一条平实之正道。他以“经邦弘化、康济艰难”作为教育培养之目标，认为为学必求能实行，要有实用，故凡民生日用彝伦间，无一不通。日本学者在论学之余，往往提各种问题，凡天文数理、历史传记、文物制度等等无不包括，而舜水学贯古今，谆谆教诲，都能一一解答。伊藤仁斋初问学时，他拒绝收于门下，理由是：“伊藤诚修学识文品，为贵国之白眉，然所学与不佞有异。不佞之学，木豆、瓦登、布帛、菽粟而已；伊藤之学，则雕文、刻镂、锦绣、纂徂也，未必相合。”[xxxiv]德川光国在舜水死后，竭力称赞其淹贯之学：“先生为一经济家，假令旷野无人之地，士农工商各业，先生皆可兼之，而礼乐刑政之大，以及田园耕作、酒食、盐酱等等，先生殆亦无不胜任愉快也。”[xxxv]田园耕作、酒食、盐酱等业，在中国古代倍受轻视，被称为“小人之术”，舜水能以之为教育内容传授给日本弟子，亦可视为对传统教育的某种批评。

其三，重史学教育。舜水认为求学方法有两种，一是向实践学，一是向历史学。他教导日本弟子要多读史书，通过历史事实总结出国家兴亡得失的规律，读史书“如明镜在悬，凡物之来，妍媸立辨。”[xxxvi]借古鉴今，以振纲纪，舜水疾恨玩弄经义的概念游戏，力图以史书来代替空洞乏味的经书。他说：“晦庵先生力抵陈同甫，议论未必尽然，”因为“经简而史明，经深而史实，经远而史近……得之史而求之经，亦下学而上达耳。”[xxxvii]经义简奥难明，读之必生厌倦，读史则肤浅易懂，而与事理吻合，必喜而好之，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舜水这一思想影响了德川光国及其“水户学派”。德川光国曾说：“史者，所以记事也，据事真书，劝惩自见焉。自上世迄今，风俗醇浇，政理隆替，炤炤然如睹诸掌，善可以为戒，可使乱贼之徒知所惧，将以裨益世教。”[xxxviii]，也是舜水重史学教育的直接结果。

其四，诗文教育。因舜水主张学以致用，而诗无益世用，故其极力反对学诗，曾说：“吟诗作赋，非学也，而弃日废时，必不可者也。‘空梁落燕泥’，工则工矣，曾何益于治理？‘僧推月下门’，覈则覈矣，曾何补于民事？”[xxxix]但舜水并不否定所有诗教，对于《诗经》，他赞口不绝，原因在于《诗经》有补于世。“如三百篇，风者足以劝，刺者足以惩，善心发而逸志创，于世道人心，未尝无补也。……今之诗益无用矣，高者宣淫导豫，下者学步效颦。”[xl]或者说，舜水以有无用处作为诗教之标准，有用之诗则学之，无用之诗则弃之。

对于文，舜水认为有补于世，故极重视。“文章匡翼世教，心使宜乎义、合乎礼、协乎万人之情，非徒以媚悦一二人而已，甚不可以苟焉。”[xli]文章是辅助世教的手段，也是传圣人之言的途径。“言者，心之声也；文者，言之英也；非言则圣人之心亦不宣，非文则圣人之言亦不传。”[xlii]既然文如此重要，在教育中必须有其地位，而当时日本对此不够重视，“今贵国事事盛美，而无文以达于中华，则亦何能知其美且大？万一后来之治不能如今日，则贵国之名，永永不传矣。此君相士君子之忧也，亦君相士君子之耻也。”[xliii]于是，他不惮其烦，一再教其弟子及日本学者以作文之道：“作文以气骨格局为主。当以先秦、两汉为宗……以《四出》、《六经》为根本，佐之以《左》、《国》、子、史，而润色之以古文。”[xliv]在内容上强调圣人之道，在艺术上强调古文之“气骨”。其教人作文如此，故安东守约、安积觉、木下顺庵等都成为日本古文大家。

四、客观评价朱舜水对日本文教思想的影响

朱舜水通过其教育活动及教育思想的传播，言传身教，传播儒学思想，为日本培养了一批儒学人才，改造了日本朱子学，启发了日本古学派与水户派的创立，给日本德川时代文教事业以极大影响，正如梁启超所言：“舜水之学不行于中国，是中国的不幸，然而行乎日本，也算人类之幸了。”[xlv]然而，对于朱舜水的作用，也不宜过分夸大。

首先，舜水在日本所收弟子虽多，但除了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关西硕儒安东守约，木下顺庵的弟子源刚伯以及幼师朱舜水、后成名震四方的大儒安积觉外，其他诸人如一代儒宗伊藤仁斋，日本古学开山鼻祖山鹿素行，木下学的代表人物木下顺庵、新井白石，日本朱子学的代表人物林罗山之子林春信、林春常等等大多介于师友之间，只是曾经书问笔谈、切磋学问而已，谈不上真正的师生关系，其中大多学者在接触舜水之前便已经在日本负有盛名，受舜水思想的影响有限。

其次，日本江户时代的排佛纯化儒学倾向，早在舜水寓日之前便已经产生，如林罗山之师藤原惺窝由禅僧转向儒学，继而用朱子学的理论对佛教发动进攻，为朱子学在日本思想领域的地位作了开创性的努力，林罗山本人同样也是由批判佛教走向朱子学的。可以说，朱舜水的努力只是对既有的思潮起了推动的作用，以个人的力量影响了他周围的一些人，而不能说是整个思潮的发动者。

其三，朱舜水思想影响范围的局限性。舜水学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水户藩与加贺藩，前者虽然是“御三家”之一，但其势力远不及尾张、纪伊两家，水户家不仅官位比其他两家低，领地也不过只有另两家的一半，而后者也不过是江户幕府三百藩之中比较强盛的一藩而已，即使通过门人弟子的传播，恐怕其影响范围亦不会太大。

其四，不能夸大朱舜水对日本明治维新及日本近代文化的作用。明治维新产生的因素很多，不能全然归因于《大日本史》的影响，况且朱舜水并未直接参与《大日本史》的编撰。将朱舜水宣扬的尊王论和名分论视为幕末志士尊王倒幕、大政奉还运动的前奏和先声，将朱舜水“忠君爱国”的精神视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甚至将朱舜水视为“日本维新致强有力的导师”[xlvi]运动的思想启蒙者是不恰当的。

最后，朱舜水学问本身的局限性。在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之中，论博学工夫，舜水不如顾炎武；论摧陷廓清之功，舜水不如颜元；论经世致用思想，舜水又不及黄宗羲之深刻，舜水学只注重学术致用的一面，而忽略了儒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儒学的正常发展，这也许是舜水学只产生于日本的重要因素罢。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