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朝鲜教育与中国教育的比较研究

俞启定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摘要：古代朝鲜一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教育领域，从价值观到教育体系均移植于中国。朝鲜和中国的古代教育有许多共同点：将礼仪视为国家的根基，政府关注教育的发展；推崇孔子学说，并将古代儒学作为学习的主要内容；拥有几乎相同的学校体制和学校类型，科举考试制度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因政治、文化和人文环境的需要，古代朝鲜没有追随中国教育体系的模式，而是采取了适合其国情的体制并保持了教育体制的稳定性；它的人才观并不完全限定于对孔子学说的掌握，政府对专门人才的关注超过中国，小学教育比中国繁荣；在学校种类、课程内容、管理方法等方面也具有特性。

关键词：古代，朝鲜教育，比较研究

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连为一体，历史上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古代朝鲜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政治制度多仿效中国，教育也不例外。截止到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前，朝鲜的教育制度大体上可以被视为中国教育制度的移植，但在时效上并不完全同步，而且根据本国的人文社会环境及政治、文化的需要．又具有某些自身固有的特征和发展脉络。对两国古代教育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两国教育发展规律的探索，也是辨析共同的传统文化背景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朝鲜教育的肇端(三国时期)

古代朝鲜受中国政教之影响，可追溯到公元前1l世纪，被周朝灭亡的殷商贵族箕子据有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又制八条之教，①此属广义的社会教化，但崇尚礼义教化的价值观，是奠定两国文教事业发展的共同基础。

中国封建时代教育制度形成于西汉。汉武帝罢黜百家，尊崇儒术，于首都建太学，设儒家五经博士教授弟子，并下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吞并古朝鲜国，置乐浪、临屯、玄搜、真番四郡。②现在史料未见四郡兴学的记载，不过在当时汉朝推行教化的背景下，当具有兴办学校的可能。至高句丽、百济、新罗并立的三国时期及后来的新罗统—时期，是中华文化全面传入朝鲜半岛的时期，教育事业正式发展起来。

(一)高句丽的教育

三国中高句丽立国最早，且与中国比邻，与中国的交往最多。中国历次战乱及政局变动，均有不少流亡者投奔朝鲜半岛，高句丽首当其冲，这些人中不乏儒家士大夫，在移植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学术文化方面发挥了直接作用。

372年，高句丽小兽林王立太学于国都，教授贵族官员子弟，教官有博士、舍人、通事、典书客等，均以“小兄”(高句丽十六级官阶中第七级)以上官阶者担任。③这是朝鲜古代最早建立的最高学府。高句丽太学从名称、机构来看，是中国汉、晋以来太学制度的移植，但教学内容不仅有儒家经学和文学，还有兵法、武艺，看来受中国前秦的影响更为直接。因为此时前秦符坚统一了中国北方，与高句丽接壤，而且前秦太学中也有学习兵法的内容，而东晋太学则仍以学经习文为主，并不专收贵族子弟，且与高句丽无直接往来。以往中国学术界多认定高句丽太学仿晋制，不够确切。

高句丽民间子弟教育则是在私塾——“扃堂”中进行的。《旧唐书·高丽传》记载：“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爱，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珍爱之。”此当在公元6世纪后期，当时高句丽有如此普遍的民间教育，修文习武蔚然成风，教育发达程度超过当时中国的南北朝。

(二)百济的教育

百济与中国隔海相望，中华学术文化的传入也较早。百济官署二十二部，其中司徒部掌管文教，与《周礼》官制相符④。公元3世纪，百济已引进五经博士的官职，专司讲授、研究儒家经学。286年，百济博士王仁赴日本，以《论语》、《孝经》教授皇子，是为儒家学术传入日本的最早记载，而百济实为中介。百济早期的经学传授内容多为中国汉、魏时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541年，百济向梁朝求聘《毛诗》博士，遂有陆诩赴百济讲学之举，可见百济十分重视引进儒家经学。⑤除经学博土外，百济还设有医学、历学等专科博士，以培养专门人才。

(三)新罗的教育

三国中新罗与中国交往较晚，但发展势头很快，在引进中国的政教体制方面也最为积极。631年，新罗首遣子弟赴唐朝．请求入国学学习。640年再遣王子入唐国学，高句丽和百济同时也派遣留学生赴唐。647年，新罗赞德女王之子、侄赴唐，明确要求“改章服，从中国制。又诣国学，观释奠讲论”⑥。7世纪50年代中，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大部分，新罗赴唐留学生派遣制度也渐趋完善。官费生每年派出10人，旅费、书费由新罗政府供给，衣食费用则由唐朝鸿胪寺开支，需修业10年期满方许回国。私费生一切费用自理，但行动较为自由，可随时回国，也可在唐长期求学或供职。837年统计，新罗在唐留学生有216人。新罗政府对回国留学生相当重视，多有任命文翰机构或地方守令之职者。789年，“以子玉为杨根县小守，执事吏毛肖驳言：子玉不以文籍出身，不可委以分忧之职。侍中议云：“虽不以文籍出身，曾入大唐为学生，不亦可用耶？王从之。”⑦这些学成归国并在政府中任要职的人，对新罗移植唐朝政教制度起有重要促进作用。

682年，新罗神文王下令正式建立国学，隶属礼部，设卿一人主管其事。717年，金守忠自唐带回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画像，供于国学中，自此学校开始祀孔仪式。747年，景德王改称国学为太学监，长官称司业(唐国子监长官称祭酒，副长官称司业)。后惠恭王又改为原称。教师有博士和助教，每名博士配备一名助教，负责一门儒经的教学。又设大舍2人，景德王时改称主簿，与唐国学同，负责文书簿籍。又设吏2人，掌管图书，惠恭王时增为4人。学校管理机构与唐国学类似。

新罗国学的学生限年15岁至30岁，出身限大舍(十七等中的第十二等)以下以至无位。而唐国子监有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分别招收三品以上、五品以上、七品以上官员子孙(四门学招收部分八品以下至庶民子弟)，学生门第划分严格。相比之下，新罗国学主要面向下层官员及平民子弟。学生学习年限为9年，与唐国学同。“若朴鲁不化者罢之，若才器可成而未熟者，虽逾九年，许在学。位至大柰麻、柰麻(十七等中第十、十一等)，而后出学。”⑧新罗国学的教学以儒经为主业，其中《论浯》、《孝经》为公共基础科目，与唐国学同。经学课编为三组：一为《周易》与《礼记》，二为《毛诗》与《左传》，三为《尚书》与《文选》，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选修。与唐国学设九经之科相比，少《仪礼》、《周礼》、《公羊传》和《谷梁传》，也不按大、中、小经定量组合来分类选修。⑨788年，定读书三品出身，下等的只读《曲礼》和《孝经》，中等的加读《论语》，上等的则需再通《礼记》全书，并读《左传》，这样，《易》、《诗》、《书》并非必读典籍。不过又规定“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⑩，这是对全体读书人的要求，非专指国学生。学生仍习弓箭武技，保持文武兼习的固有特点。747年，国学内设算学博士及助教各1人，教祖冲之所撰《缀经》及《三开》、《九章》等中国数学典籍。而唐代算学则为国子监下属的专门学校。由此可见，新罗国学生的学习内容广于唐国学生。765年，惠恭王视察国学，开君主视学之端。视学主要进行祭奠孔子、讲论经义的活动，并赏赐师生。此后，景文王、宪康王、荣留王等也有视学之举。而中国直到600年以后的明朝，皇帝视学才成为惯例。

此外，新罗设有天文学(包括历法、测候、阴阳、地理)、医学和律学博士，以培养专门人才，各隶属于有关职能机构，也与唐朝相仿。

科举制度在中国始于隋朝，成熟于唐朝。它是以国家设科考试的基本方式来选拔人才、补充官员队伍的制度，对教育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科举的内容及选拔标准决定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方式。788年，新罗开始实行科举，其具体制度，因缺乏史料难以详察，从新罗当时热衷于仿建唐制来看，科举应当也不例外。在这之前，民间以尚武为俗，官方用人多以武功选拔。科举实施后，由武选为重转向以文选为重，有力地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从高句丽办大学到新罗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学校机构，标志着古代朝鲜教育制度在移植中国教育制度的基础上正式确立。此后的教育也像中国古代教育一样，虽然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但无本质的改变。

二、王氏高丽时期的教育

918年，王建夺取新罗政权，是为高丽太祖。930年创学校于西京，命秀才廷鹗为书学博士。可见西京学最初是教汉字书法。廷鹗又自立学院，会聚六部生徒教授。太祖得知后，赠廷鹗缯帛以示嘉奖，并嘱其增设医学和占卜学二业，并赐谷百硕，采用存本取利的方式，以供学院开支。太祖又起用留学唐朝归国的登科进士崔彦撝为太学师，一时贵游子弟多拜其为师。太祖时弘佛抑儒，故专门教育虽有建树，经学教育却一时衰落。

北宋王朝建立后，与高丽的交往又趋密切。976年，高丽景宗派金行成赴宋，入国子监学习，并登科举第，此后高丽定期派留学生赴宋。982年，上柱国崔承上书，强调华夏之制不可不遵，“其礼乐诗书之教，宜法中华，以革卑陋。其余车马衣服制度，可因土风”¹¹。他指出，行佛教以修身是为来生之资，而行儒教以治国则为今日之务，批评舍近求远是荒谬之举。成宗也下教令强调自己“尚切崇儒，

欲兴周、孔之风，冀致唐尧之理，庠序以养之，科目以取之”¹²。这一政策促进了高丽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科举

958年，光宗接受由中国后周投奔高丽的翰林学士双冀的建议，开始实行科举，并派他主管。设进士、明经、卜业二科，进士(制逑)科考试诗、赋、颂及时务策，即以试文为主。本届取进士二人，明经三人，卜业二人及第。此后科举成为常制，最初时间不定，间隔少则一二年，多则三五年，由国君决定开科。自1084年起仿照北宋制度，定常科为三年一试。进士每届均有，取中人数少则五六人，多则二三十人，与唐朝取中人数接近，但考虑到双方疆域及人口数相差甚多，故高丽取士规模还是相当可观的，但与北宋每届取中数百名相比，则只相当于一省的规模。明经、明法、明书、明算、卜业、医业则间有开科，其中医、卜二科为中国科举所无。

由于不断借鉴中国科举改善措施，并适应自身需要，高丽的科举制度逐步完善。964年，光宗御天德殿，主持殿试对策，比北宋实施殿试制度还早9年。赐及第者官服，设宴庆贺。983年开始实施复试制度。后确定考试程序，士人先于本地报考，取中者赴京城考试。

为防止及第进士作官后拘于公务，荒废学业，995年规定，凡50岁以下的进士，每月需写诗三篇，赋一篇。京官由翰林院出题，外官可自行拟题，年末随上计吏交翰林院。这种制度为中国所无。

1004年，改定科举之法，进士科三月开场，头场试贴《礼》经10条，二场试诗赋，三场试时务策，明经诸科则于上年十一月考试，与进士得同时放榜。1155年又改为头场选试论、策，中场试经义，三场试诗赋。

高丽科举规定六品以上的子弟不得应试，是本着唐代科举专为寒门开辟入仕之途的宗旨，确也收到此种成效。例如李永少时好学，为继承永业田之事申报官府，主事嫌他不敬，撕毁申请状。李永正言道：“吾可以科举仕朝，何敬汝辈!”¹³于是勤业擢第，官至知御史台事。可见科举确有激励士人勤于学业的促进作用。

高丽被元朝征服后，其地位降为属国，但被许可风俗百事依旧。元代初年，中国科举停止达数十年之久，而高丽科举照常进行。至1313年元朝重开科举，并将科举条例发送高丽。此后，高丽除依令自行举办科举外，还按期选送及第士3名赴元参加制科考试。1344年，改定科举之法，初场试六经义、四书疑，中场试赋，终场试策问。

(二)国学

992年，高丽正式建立国子监，并立孔子庙。国子监下属六学：国子学招收三品以上官员子弟，太学招收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四门学招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书学、律学、算学则招收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和平民之俊秀子弟。教官有司业、博士、助教等。《论语》、《孝经》共学一年儒经则由学生自行选修，《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各学一年半，《周易》、《毛诗》、《周礼》各学二年，《礼记》、《左传》各学三年。这几乎是移植唐朝前期的国子监制度，可见高丽继续将唐朝制度奉为楷模，而中国经历长期战乱，学校荒废，在当时也拿不出可供仿效的教育体制。但高丽后来也因为辽国多次入侵，国学一度衰废。

至睿宗时开始振兴国学。1109年，国学设七斋，其中儒学六斋，分经设立：丽泽斋学《周易》，待聘斋学《尚书》，经德斋学《毛诗》，求仁斋学《周礼》，服膺斋学《礼记》，养正斋学《春秋》。武学一斋，名为讲艺。各斋学生人数，自八九人至十余人不等，共计七八十人，修业年限为四年。国学由朝廷委派近臣管理事务，选择名儒充任教官，博士则分斋讲论经义。分斋教学是仿效宋代胡瑗、范仲淹的作法。（以下删去一段移到上面）

国学学生的结业出路，主要是参加科举考试而获得作官资格。与其他考生相比，国学生享有较多优待，例如直接赴试，或允许赴试的名额比例较高，国子监还自设考试以选拔人才，称为监试。1155年规定，国学生实施平时学行考核，采用积分法累计，积14分以上者，可直接参加科举终场考试，即免考经义论策而只考诗赋，而且不限名额。这意味着学生平时的学业品行与功名前途有直接联系，从而鼓励了学生在校学习修身的积极性。这也是借鉴了宋代国学中的作法。不过宋国学内实施以三舍升级来取代科考的全部或部分环节，高丽国学则不在学生内部分舍划等次，只看积分多少，相对来说比较简化。但学校取士的作法削弱了科举的地位，而且更易滋生营私舞弊现象，也不利于笼络社会上的土人，故实施阻力很大。至1368年，正式废除国子监试。

国学初建时，政府拨给田庄以供经费开支，拨给奴婢以供日常工役，拨给书籍以供教学研究。肃宗时(1096—1105年)于国子监内设书籍铺，专事印行官版经籍，这也是仿宋国学的制度。1130年，御史台奏称国学养士太多，供给甚费，建议淘汰大多数学生，只保留若干品学兼优者，遭到国学诸生上书抗议。¹⁴此方案虽未实施，但也反映出政府支给国学经费已颇感吃力。实际上因经费短缺而常有供给不足、校舍失修之事，有时还需筹集资助方能解难。1243年，权臣崔怡修建国学，供给大米300斛于养贤库，以维持日常生活用度。

高丽臣服元朝后，国学的正式名称为成均馆，设祭酒为长官，教官有博士、学谕、直学、学录、司艺等。1304年，即元朝下令修建北京国子监的同时，高丽也重修国学。因经费不足，让朝官按品级出银捐布，置于养贤库，存本取息作为教养之资，忠烈王也从内库出钱谷赞助。将殿堂修缮一新，并由中国购置孔子及七十弟子画像并祭器、乐器、经籍、史书等。聘李瑱任经史教授。学生来自京内学馆、宫廷内侍及朝中愿学之士，达数百人之多。此后国学又渐衰落，教官不勤于教诲，诸生多弃其学业，甚至每月朔望两次祭孔也托故不参加。1314年下令，凡不参加祭奠者每人交银1斤，以充实养贤库，可见日常教学已难于维持。¹⁵

高丽于元末遭受战乱，国学于1361年被焚毁。1367年重新营建成均馆，令官员按品级出资赞助。开城府尹李穑兼任国学大司成，著名学者金九容、郑梦周、朴尚衷、李崇仁等兼任教官，生员名额也有所增加。

(三)地方学校

982年，高丽设置十二牧经学和医学博士各1人，于当地组织教学，并令牧宰和州、县官敦加训诲，选拔明经孝悌或医术足用者荐贡于京师，作为常行制度。这是仿效唐朝于府、州、县设儒学，于府、州、市镇设医学制度，而宋朝当时尚未顾及地方学校。成宗关心十二牧及诸州府经学和医学，屡次指示赐以酒食，劝慰师生。989年规定，凡官员有培养学生之举，应作为政绩考核的一项评价内容。十二牧经学博士，如果无一门生赴试，即便任期考满，仍需继续留任，责其成效。这就促进了官员兴办教育的积极性，形成“外置学校，劝课生徒，启校艺之场，广穷经之业”¹⁶的地方教育发达局面。

地方学校学生完成学业后，可以通过科举入仕，也可以被荐举到朝廷，或委以官职，或准入国学。1003年，令三京十道博士师长，奖励生徒学业勤勉有成效者，开列名册申报朝廷，凡于辖区内发现有才学者，可每年荐举。1056年，因各地所用书籍传印途径不一，多有错字，将秘阁所藏九经、诸子、史书、文集及医、卜、地理、律、算学诸子，命有关部门各印一本，送给各地学校，作为范本。

关于地方教育的管理，1105年规定，三京八牧通判以上官员及知州、县令，有文科举出身者兼管理学务。在这之前，1103年北宋政府置各路提举学事司，提学官由朝廷委任科举出身的京官担任，拥有全权，地方当局不得随意干涉学务，当然提学也不得随意干涉当地政务，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近世。这是为了保证中央政府对培养和选拔人才的控制，专人专职也有利于集中精力料理学务，然而由地方官负责学务，显然也有利于教育事业发展的诸多便利，这是由汉代至宋代中国一直采用的方式。高丽不需要像宋以后的中国那样强化中央集权，故仍采用让地方当局负责学务的惯例，但也注意到选用有学业基础的官员，并明确其管理学务的职责，可以克服不过问或难以插手之弊。但是，从总体看，地方学校的

学业与功名没有直接联系，学生在校学习积极性不高，且受政局治乱、经费盈缺及主管者好恶、勤惰的影响，学校往往时兴时废。

1389年，吴思忠、赵晋璞等上书，言近年因战乱，学校废弛，建议选用勤敏博学者为各道教授官，在州郡选用闲居儒士为教导，教本地子弟《四书》《五经》。教授官巡行视察各州郡，严立课程，亲自论难，考核学生，并通过诱导、奖励的手段督促成才。教官中凡培养人才众多者可破格升迁，反之则予以论罚。¹⁷1390年，先置京中五部及东、西、北面府、州的儒学教授官，此时已是高丽政权更迭的前夕。

(四)私学

高丽民间教育历来兴盛，以文宗时的相国崔冲办学最为著名。崔冲有“海东孔子”的贤名，退休后办起学园，四方求学者云集门下，学生分为九斋，分别学习四书五经，故又称九斋学堂，教学成果颇佳，学生中科举及第者众多。后其他学者也纷纷仿效九斋学堂设立私学，仅首都开京就有11处，加上崔冲之学，合称“十二徒”，其声望一度压倒国学。

退隐民间的儒士多在地方从事教学。例如儒士康庆龙终身不仕，家居教授，诲人不倦。已学成的门徒10人，赴考时来拜见他，仍是论难训导，通宵不绝。益阳侯将此事报告忠烈王，忠烈王大为赞赏，命官吏载谷赐给其家。

即使是在战乱年代，官方学校荒废，而不少乡儒仍坚持教学。1389年吴思忠、赵晋璞上书提到：“乡愿之托儒名、避军役者，至五、六月间，集童子读唐宋人绝句，至五十日乃罢，谓之夏课。”¹⁸。尽管他们对乡里先生不教经学提出非议，但正是这些人在官学时兴时废的情况下维持了教育事业的延续。

高丽朝的时间跨度自中国五代后期至明代初年，总的来看，其教育以仿效唐代学制为主，间有借鉴宋代教育制度的举措，同时注意保持自身特点。以高丽一个朝代与中国变动剧烈、且民族间的斗争贯穿始终的若干朝代、国家相对应，采取这种力图保持自身延续性的态度、措施，应该说是颇为行之有效的。

三、李氏朝鲜的教育

1392年，李成桂即朝鲜王位，是为朝鲜太祖。太祖虽为武将出身，但素重经术¹⁹，即位后颁布教令，指出：“文武两科，不可偏废，内而国学，外而乡校，增置生徒，敦加讲劝，养育人材。”²⁰又设经筵，命大司成刘敞、内史舍人柳观等名儒轮班讲授《大学衍义》，使宫廷教育制度化。²¹李朝开国之始，实行尊儒抑佛的政策，于首都汉城建孔子庙，其规制一同于中国。（有删除）李朝不仅继续注重从中国引进经史典籍，而且致力于编写适合本国教学需要的教材。太宗时(1401—1418年)，开始编写按民间谚浯节奏进行句读方式的教科书，称之为“吐”。世宗时，《五经吐》、《四书吐》全部编成，又由提学金汶等人编定《小学》、《四书》、《五经》口诀，以教初学者，奠定了发展教育事业的良好基础。

(一)科举

太祖即位后，鉴于前朝科举选录制度不严密，乃至负责官员以公举为私恩，网罗门徒，失科举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本意。1392年教令中规定今后选士，京城由成均馆负责，各道由按察使负责，选择能经术、有德行的在校生员，会集于成均馆，试讲《四书》、《五经》、《通鉴》，为第一场；以通经多少、论理精粗决定名次高低，取合格者送礼曹，试表章、古赋，为第二场；合格者再试策问，为第三场，取33人送吏曹，量才录用，是为李朝科举的开端。只有国学和乡学生员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与明代以后中国科举考试的要求相同。

李朝科举在国初已形成制度，后虽有沿革，但总体上没有大的变化，其主科为生员、进士和文科。

生员、进士科又称“司马试”，俗称小科，为文官初级考试或资格考试。每逢子、卯、午、酉年秋开科，称式年，与明清乡试大比之年相同。考生为各地乡学和国都四学学生，六品以下官吏(除守令外)也可与考。各在本地初试，生员考五经义、四书疑2篇，进士考赋l篇、古诗、铭、箴各1篇，成绩评定按“粗”、“略”、“通”三个等级计分。录取名额，生员、进士各为汉城200人，京畿道60人，忠清、全罗道各90人，庆尚道100人，江原、平安道各45人，黄海、咸镜道各35人，总计为700人。取中者于次年春赴京城礼曹复试，生员复试内容同初试，进士复试初场试四书疑1篇，论l篇，中场试赋1篇、表、笺各1篇，终场对策l篇，最终录取各100人。取中的生员、进士除继续参加文科考试外，可入成均馆学习，或者充任下级官吏。

文科俗称大科，相当于文官高级考试。考生为生员、进士和成均馆生中居馆满300天以上者，三品以下官员也可与考。文科初试内容同进士复试，录取名额，成均馆50人，汉城40人．京畿道20人，忠清、全罗道各25人，庆尚道30人，江原、平安道各15人，黄海、咸镜道各10人，共计240人。同样于礼曹复试，初场试四书、三经(《诗》、《书》、《礼记》)义，中场试赋、表、笺，终场对策。取中33人，参加殿试，最终排定名次，即甲科3人，乙科7人，丙科23人。甲科第一名(即状元)定官级为从六品，其他两名为正七品，乙科为正八品，丙科为正九品，有官职者，按科名晋升一至四阶。²² 朝鲜李朝科举大、小科与中国明清文科举(即进士科)相仿，是选拔政府文职官员的主途，尤其是高级官员必由科举出身，从而确立了科举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科举考生来自各类学校的学生，使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的程序相衔接，对学校教育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同时也使学校实际上成为科举的预备场所，加上以掌握儒经的义理及实用文体的写作为考试内容，为两国教育的共有模式奠定了基础。不过两国的科举制度也有差别：李朝分为相对独立的大、小科，而明清则统为一科，只有生员、举人、进士的不同层次之分；从取士规模看，明代中叶，大约每百万人口中平均每届录取举人10人，录取进士2.5人，清代中叶，大约每百万人口中平均每届录取举人5人，录取进士1人。而朝鲜大约百万人口中均每届录取生员、进士各14.3人，文科录取2.7人，明显高于中国。另外，李朝还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考，取得升迁的一项资格，而明清的科举常科没有此项任务。

李朝科举还有武科，由兵曹主持，试讲习武经七书及武技艺能，后来还加试四书五经，其考试程序、录取名额与及第待遇大体上与文科同，类似于明清的武科举。李朝科举还有译科，包括汉语、蒙古语、女真语（即清朝的满族语）和倭语（即日本语）、医科、阴阳科(包括天文、地理和命课)和律科，统称杂科。考生为各专门学校的学生及四学学生，只有天文科仅限于天文学学生报考。各科也分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复试录取名额一般为获准与考者的半数。其中译科取19人（汉语13人，其他各2人），列一等者授从九品官级；阴阳科取9人（其中天文科5人，其他各2人），医科取9人，律科取9人，列一等者授从八品官级。杂科等次相当于生员进士科，及第者还可以再报考文科（否则最高只能晋升到三品官）。而在中国，除清代专为八旗子弟设翻译科举外，专门科目的学者均是在相关部门供职和升迁，不能进入普通科举系统。与明清科举专重八股文取士相比，朝鲜科举设科较为多样且彼此相通，虽同样是经学至上，但并不贬抑其他各类专门知识和专业人才。

(二)中央政府办的学校

与明清政府六部对应，李朝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曹，其中礼曹“掌礼乐、祭祀、宴享、朝聘、学校科举之政”²³。全国最高学府为成均馆，亦即国学或太学，为正三品衙门，级别高于明清国子监的从四品。最初成均馆由国王于朝臣中委任提调官治理，后以大司成为长官，大司成为朝中最高学术官员，还兼管经学和讲学咨询等，故1469年设知事、同知事各l员主管日常事务。1658年设成均馆祭酒2员，与清国子监官制类同。教官有博士、助教、学正，学录等，朝中儒臣经常奉命到成均馆与诸生讲论经史。成均馆学生200人，规定从生员、进士中录取入学，不足额时则从京城四学学生中选15岁以上通《小学》、《四书》及一经者补足。此外还允许荫嫡子通《小学》者及朝士赴馆就学，王世子亦有入馆之举。

成均馆每日由学官会讲，每月由礼曹会讲，春秋两季各举行“都会”式的集体讲论。1460年，成均馆设《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礼记》、《春秋》、《毛诗》、《尚书》、《周易》九斋，依次而升。学生每学完一经，由成均馆学官考核，验明通贯精熟后，准予升斋。升到《周易》斋已通者，即可列入候补官员班内，量才叙用。馆生以参加文科举为入仕正途。1469年规定，成均儒生于每年三月和九月由政府有关部门会同馆方进行讲论和制述(作文)，连续三次居魁首者可直接参加文科会试。1639年，采纳大司成李敬舆的建议²⁴，成均馆设求仁、志道、养蒙三斋，学生80人，由京城和各道按定额选送生员、进士、幼学。每年将学业优异者报朝廷，按次第录用，或者通过殿讲，取其通文义者，或直接参加科举会试，或增加积分。国王视学时，除照例祀奠孔子、讲论经义及赏赐师生外，通常还举行考试取士。总之，成均馆生有直接选送为官的途径，统称馆选，这是明清(明代前期除外)国子监生难以获得的待遇．也体现李朝不专由科举取人的特点。

成均馆生由公费供养，1475年设养贤库，以供馆生用度。馆内有食堂提供馔食，政府还拨给婢奴以供役使。但政府财政紧张时，经费也常遭削减。

李朝成均馆与明清国子监相比，学生入学较易，待遇较优．结业后出路较广，馆内的管理也较为宽松。学生还可以向朝廷上书，议论时政得失，这是明清政府所绝对禁止的。但是后来当局也有压制学生议政的举动，导致成均馆学潮时有发生，例如1820年馆儒因抗议当局处分抨击朝官的学生而“卷堂”(即罢课)，1831年又因抗议教官出题有误而“卷堂”，均以当局让步为结局²⁵，这在明清国子监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成均馆所属四部学堂，简称四学，相当于初等学校或预科学校。四学各有学生100人，各设教授1人掌管训诲。1461年，世祖曾亲试四学儒生，考以策问，赐进士成俔等文科及第。1623年，确定四学学生以读《小学》为基业，选择学业精明之人为师儒，分遣四学任教导之责。1654年；又命朝臣中有学问者兼任四学教授。四学学生学成后可升入成均馆，也可参加生员、进士试。四学也由朝廷提供经费。1704年，将扶安地域万顷渔场的税收还属四学支配。

李朝重视专门人才的培养。1393年，太祖为朝臣子弟设经学堂、兵学堂、律学堂、算学堂、射学堂和医学堂，以习文武之业。²⁶又为民间子弟设六学：兵学、律学、字学、算学、医学和译学，均为实用学科。

李朝的专门学校种类较多，均分别隶属政府有关部门。司译院有翻译学生80人，其中汉语学生35人，蒙古语学生10人，女真语学生20人，倭语学生15人。分掌官府和民间医疗事业的典医监和惠民署，分别有医学生50人和30人。观象监有天文学生20人，地理学生15人，命课学生10人。户曹有算学生15人。刑曹有律学生40人。图画署有画学生15人。各设教授1人主管教学，训导1人辅导教学。学生学成后参加相应的科举考试以取得作官资格。后来学生名额多有增长，如算学生增至61人，翻译学生增至204人，天文学、律学和画学生也各增l位，只有命课(占术)学生未增，地理(风水)学生反减5人，这一增减体现了科学认识的进步。而典医监医学生只增6人，惠民署医学生则增32人，也反映了政府重视发展民间医疗事业。

(三)乡校和私学

李朝地方学校体系已较为健全，统称乡校，按行政建制设立，其主体仍是儒学。学生人数：大都护府学90人，都护府学70人，郡学50人，县学30人，人数均多于明清的府学(40人)、州学(30人)和县学(20人)。固然明清地方官学还有增广生和附学生，但朝鲜乡校定员外的学生也不少。凡16岁以上具有良人以上身分之俊秀者，可成为乡校生，16岁以下者也可入校肄业，不计入名额之内。乡校以学习《小学》和《四书》为主，学成可参加生员、进士试，优异者也可由地方当局贡举到成均馆就学。可见乡校生入学仅要求身分，待学业完成后才进入科举程序，而明清地方学校有严格的入学考试(县试、府试、院试)，被录取者已具有生员的地位，二者似有层次上的差别。另外，明清廪膳生有固定的生活津贴，而乡校只有学长享有公廪。1473年定，儒生犯轻罪者，不移交有关当局处理，只由教官予以责罚，这种礼遇倒是与明清生员相同。

乡校教官为教授和训导，且各类学校一致，不像明清分别称为府学教授、州学学正和县学教谕(训导则一致)。乡校教授为从六品官，训导为正九品官。而明代教授为从九品，其余均不入流品；清代教授为正七品，学正、教谕为正八品，训导为从八品。明清的训导是副职，故与教授(学正、教谕)的品级差小；而李朝乡校训导是助理，故与教授品级差大。

乡校教授、训导早期由朝廷选派，也可由地方当局自行聘用。1470年规定，府学和大郡学教授与训导须用文科及第者，小郡学和县学可用生员、进士。总的来看，就教职者多为仕途阻滞的寒贱迂儒，教学亦不得力，常为学生和社会所轻视。²⁷这和明清教官的情形类似，政府虽多次强调优选师儒，然而难有根本改变。

除儒学外，地方还普遍设有医学和律学：大都护府学定员各为14人，都护府学各为12人，郡学各为10人，县学各为8人。在一些具有重点需要或便利条件的地方还设有翻译学，平壤、义州、黄州设有汉学，定员各30人，济州汉学15人，义州、昌城、北表、楚山、碧潼、渭原、满浦等地设有女真学，定员各5人。荠浦、釜山浦、盐浦、巨济、济州等地设有倭学，定员5至15人不等。这也是明清地方学校所没有的，特别是外事活动被视为应由朝廷把持之事，绝不允许地方和民间办翻译学。

李朝的民间教育也很发达，城镇和乡村广设书堂、书斋之类私学，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名儒学者招收门徒从事讲学和研究的也相当普遍。1437年，政府颁布儒士置私塾教生徒的叙用之法，对奖励、起用教学有成效的私学师儒作了制度上的规定，更加促进了民间教育的开展。

（四）书院

书院作为集藏书、教学和学术研究于一体的机构，在中国发端于五代和宋初。990年，高丽成宗于西京修建书院，令诸生抄写书籍藏之于内，看来是以官方藏书为主，仍是唐代风格，与宋初民间学者自办书院不同，但也有从事教学活动的可能。

李朝的书院始设于1543年，丰基郡守周世鹏于名儒安裕的故基建白云洞书院，其制度、规模据说均仿朱熹白鹿洞书院。1550年，明宗赐“绍修”匾额及内府所藏书籍，后又赐田地及奴婢。此后书院发展迅速，至肃宗时已达150多所。但是这些书院均是为奉祀某位已故名流学者而建，类似祀庙，有些书院也从事教育子弟的活动。总的来看，朝鲜的书院既不同于中国以学术研究为宗旨的学者书院，也不同于中国作为地方教育的补充或具体学习场所的官办和私办书院。书院最初只建于名人故里，后来各地往往重复修建，不少书院堕落为地方豪强势力的据点。1692年规定，只有堪称道德学问之表率者，方可为其设立书院，且只立一所，不许迭设，至于一般有贤德美才者，则在乡贤祠奉祀，不得单立书院。1724年撤毁所有迭设书院。1851年，下令严禁私设书院，此时已有防范西方传教士进行文化渗透的用意。[i]

李氏朝鲜与中国明清两朝同时，这段时期中国的政局变动较少，传统的教育制度更是达到相当完善而稳定的程度(清代基本上沿用明制)。李朝除16世纪末遭日本侵略和17世纪初与后金交战外，社会形态也长期保持稳定，因此其教育事业的制度化和稳定性也大大高于前代。直到19世纪末，形势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四、旧教育的终结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的门户，西方传教士开始在华办学，中国人自办的新式学堂也随即出现。朝鲜则是1876年江华岛条约签订后才开放门户。据李丙焘《韩国史大观》记载，1881年，朝鲜政府派朴定阳、鱼允中等10余人组团赴日本考察新制度，派金允植为领选使率团赴天津学习新式机械，开始同时向中日两国学习变革经验。1884年创建西医医院，称“广惠院”，聘美国使馆医生管理并招收学生。这时，西方传教士办起元山学舍、培材学堂等早期新学校。1886年，政府开办育英公院，聘美国人为教师，课程有数学、地理、历史、外语及理科，为朝鲜近代教育之开端。

中日甲午战争后，朝鲜摆脱了中国藩属国的名分，1896年定国号为大韩，颁布新教育令，正式建立起包括小学校、中学校、师范学校、高等学校的新教育体制。中国近代教育从19世纪60年代出现，经历了近半个世纪，至1903年才颁布新学制。朝鲜近代教育变革起步晚于中国，但能同时借鉴中、日两国不同的经验教训，发展势头快，仅10余年就大体完成了由传统教育到近代教育的转变过程，其中朝鲜“独立”起到决定性的催化作用。但此后不久，朝鲜就沦入日本的控制之下，教育也在向殖民地式演化，与中国教育的发展完全不同了。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