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秀梅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摘 要：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从产生即受到日本教育界的关注，甚或可以认为，日本学者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几乎与它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本文重点研究了日本在社会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借鉴与研究，以及在各个阶段传播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和他们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陶行知；教育思想；日本；传播；研究
日本教育界自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关注陶行知教育思想，从最初的对他的“小先生制”、“工学团”运动、“生活教育”的推广宣传，直到对他的思想形成、人格形成的研究，至今已60余年。在这漫长的过程中，陶行知教育思想影响了日本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发展，吸引了几代人的共同研究，涌现出一批如斋藤秋男、牧野笃等成功的研究者，并发表了大量对全世界陶行知研究有影响的优秀作品。
一、陶行知教育思想在日本的传播
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在信息交流方面享有天然优势，但更为重要的，陶行知与日本有着密切的关系。1930年4月，国民党政府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等罪名，强行封闭了陶行知创办的南京晓庄学校，并下令通缉陶行知。是年秋至次年春，陶行知曾一度避难于日本。此后，他就始终和日本教育界直接或间接地保持着联系。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和实践也引起了日本有关学者的极大关注,并对日本教育产生了有形或无形的影响。综观60年来日本学者研究陶行知的历史，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是陶行知教育思想传播的前期阶段；二是陶行知研究在日本学术界的正式开展；三是日本学术界陶行知研究的深化期。
（一）陶行知教育思想传播的前期阶段
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中叶（二战结束前），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一些军国主义者把战火蔓延到周边的亚洲国家，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苦难和灾难。教育就成为这些国家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武器。陶行知及其教育理论和实践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开始被日本有关人士介绍给国内教育界和人民大众的。
最早把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和实践介绍给日本教育界的是一位曾在东京池袋“儿童之村”小学执教，名叫牧泽伊平的进步人士。1934年4月10日，几位自称陶行知学生的中国留学生叶维奏等人访问了这所小学。他们向该校的教师户塚廉以及牧泽伊平等人介绍了陶行知领导的小先生运动等有关情况，引起了牧泽伊平、户塚廉等人的浓厚兴趣，认为陶行知小先生制的教育主张和实践，与他们正在从事的教育革新运动有某种相似之处，在思想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随后，1935年，以户塚廉、牧泽伊平等人为中心，创办了《生活学校》杂志。牧泽伊平于此年1月在《生活学校》杂志创刊号上，以“岸本辰三”的笔名撰写了《中华民国的新教育——世界新教育的动向（一）》一文，向日本教育界介绍了陶行知的“小先生”运动。这是日本教育界第一篇评价陶行知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文章。牧泽伊平关于陶行知的“小先生”运动的介绍，引起了日本教育界有关人士的高度重视。
在这一时期，除了牧泽伊平等人的介绍宣传外，日本新闻界也对陶行知的有关情况做了报道。记者村田孜郎在一篇题为《抗日中国的背景》的文章中，在谈到国难教育社时是这样评价陶行知的：国难教育社——以教育界的泰斗、理论方面的领袖为代表的组织，其目的在于实施国难教育方案和完成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另一位日本记者中保认为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国难教育社的陶行知。他评价陶行知是中华教育界的泰斗。由于日本新闻界对于陶行知有关情况的报道，使陶行知的名字开始为教育界之外更多的民众知晓。
总的来说，虽然这一时期日本教育界、新闻界乃至出版界对于陶行知及其实践作了不少介绍和宣传,但这些文字大多是属于一般性的介绍,尚未出现有理论深度的研究成果,离真正的学术研究还相差甚远。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没有日本教育界、新闻界乃至出版界许多有识之士的积极介绍和宣传，为后来的研究工作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后日本陶行知研究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二）陶行知研究的正式开展
40年代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80年代初是第二阶段。战后，日本一度处于美军占领之下，这个时候有三大力量在进行教育民主化。一是美国出于长远考虑，宣布实行五大改革：解放妇女、工人有团体权、教育自由主义化、废除专制政治和经济民主化。在1947年，正式公布教育基本法，开始实施教育民主化；二是各种反动势力正重新抬头，竭力把教育民主化纳入他们的轨道；三是进步力量也试图把包括战后教育民主化在内的各种民主改革作为日本人民的自主改革来进行，以争取战后日本人沿着真正民主的轨道前进。在这种背景下，被誉为“中国民主教育之父”的陶行知及其教育理论和实践再次引起日本教育界有关人士的重视。他们一边继续介绍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一边开始对其做理论研究。
伴随着陶行知研究在日本学术界的深入开展，涌现出象斋藤秋男、新岛淳良、市川博、世良正浩等一批颇有影响的研究者。他们大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学养丰厚，思想进步，长期在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工作，专门研究中国教育问题，他们着手陶行知研究，很快就发表和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其中，研究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成果最多的是斋藤秋男。他在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时，在汉口书店里偶然看到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发行的机关刊物《民主星期刊》，读到陶行知为实现儿童解放和民主政治而写的富有特色的诗篇和讽刺时政的文章，深为陶的斗争精神和相信群众的精神所感动。1946年7月，他回到东京，参与了编辑中国研究机关刊物《中国评论》、《中国研究》的工作，并兼任东京都立大学讲师。1947年3月，他在《新中国》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研究陶行知的文章——《重庆"社会大学"的设想》。从此以后，斋藤秋男将毕生致力于对陶行知的研究，直到2000年3月逝世。他坚持不懈地研究陶行知，形成一个“斋藤模式”，他的陶行知研究，思路新颖，见解独特，具有比较浓厚的理论色彩。尤其令人钦佩的是，他并非为研究而研究，而是始终以日本新教育为宗旨，针对日本的国情，为日本的教育服务。斋藤秋男的陶行知研究，代表着这一时期日本陶行知研究的最高水平。
（三）日本学术界陶行知研究的深化期
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这一时期的日本社会与战后那种百废待兴的情形相比，显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建立一个民族、民主的新教育的根本任务没有变。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教育界在深刻反思战争的基础上，许多教师从亲身经历出发，决心以后决不再为侵略战争培养战士。但政府却不愿意教师给学生讲过去的历史事实，教师们在教学实践上受到限制和压力。于是，阻止军国主义的复活，遂成为日本教育界的一个重大问题。此外，日本的升学竞争相当严重，同时社会上又有学校的暴力、家庭内暴力、自杀等现象出现，而且相当普遍。学生们的心理状态，一般来说很不稳定，即使所谓的好学生，也会因很小的摩擦突然挑起暴力冲突。特别是当时一些日本青少年的世界观非常狭隘，他们愿意关心自己和周围的厉害问题，但对于政治、经济问题，即使是日本国内的，也漠不关心，更不用说世界的问题了。
面对这些情况，怎样在理论上寻找到解决的办法，以保证学生的健康全面发展，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教育学者在理论上研究日本国民对世界的发展应该有什么贡献，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国民，这也是一个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日本学者也期冀从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中寻求启示，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日本学术界陶行知研究的开展，并使之进入深化期。其中，牧野笃是当时所有研究者中最有成就的一个人。
二、日本学者对陶行知的研究
在日本研究陶行知思想的学者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以下几位，首先，牧泽伊平是最早把陶行知思想介绍到日本的，同一时期，户塚廉等人也做了介绍和宣传，其中斋藤秋男因从事陶行知研究时间最长，成果最丰，贡献最大，在日本受到教育界的尊敬，称他为日本陶研的核心。其次是牧野笃，主要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对陶行知进行研究的，以下主要对斋藤秋男和牧野笃两位学者进行介绍。
1.斋藤秋男
斋藤秋男在长期不懈地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和发表的作品有《新中国教师之父——陶行知》（1951年，刀江书院）、编译《民族解放的教育》（1961年，明治图书出版公司）、撰写《陶行知传》（1968年，劲草书房）、《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1983年，明治图书出版公司）等四部专著以及许多专题论文，博得国际学术界和中日两国人民的好评。
斋藤秋男在介绍陶行知时，十分重视与理论研究之间的联系。事实确是如此。长期以来，他一直是日本陶行知研究的核心，在理论研究方面颇多建树。他的陶行知研究成果不仅以数量多著称，而且还因筚路蓝缕，锐意开拓，勇于创新而受到教育理论界的好评。尤其是他所提出的3个重要理论观点受到了陶行知研究者的广泛注意，不仅在日本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还深刻影响了中国陶研界。这3个重要理论观点如下：
其一，关于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这个问题是陶行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斋藤秋男着力认真探讨的问题。在其代表作《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一书中，对此作了较为集中的阐述。
斋藤秋男认为，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始终是与接受和克服杜威的理论密切相关的。斋藤秋男认为陶行知接受杜威的理论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完全没有照搬。在回国以后的实践中,他感到老师的理论有缺陷,完全照搬老师的理论是行不通的,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对老师的理论进行改造。这也就是斋藤先生说的陶行知理论对杜威理论的克服,从而创造出了一个符合国情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生活教育理论。他认为这是陶行知向民族土壤的回归，也就是体现了陶行知的中国性、平民性。这个理论比较客观地辨证地说明了陶行知与杜威理论之间的关系，比较科学地阐明了生活教育理论形成的根基。
由上可见，斋藤秋男关于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形成的研究，思路新颖，见解独到，有较强的说明力。同时，它对于日本教育的发展也有积极意义。正如有的日本学者所指出的，斋藤秋男的这一研究，是对日本教育学仅仅把杜威理论不加批判地接受或排斥，并没有在日本的“土壤”上加以扬弃的一种批判，也是对战后日本教育在“民族”问题上的毫无或缺乏关心的病理的一种透视。因而它受到了日本教育理论界的重视，被称为“斋藤模式”。
其二，斋藤秋男提出，陶行知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全世界的。他从两方面对这个理论作了阐述。首先，陶行知的伟大人格是各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不仅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各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他说，陶行知始终置个人名利地位于不顾，一心为工农劳苦大众服务。他为大众办教育，为大众写文章、写诗歌，为大众争民主、争自由，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该这样生活，应该走这样一条道路。其次，陶行知教育思想是世界人民的宝贵遗产。斋藤秋男认为，陶行知是鲁迅“救救孩子”呼声的勇敢实践者。他在教育实践中推行“小先生制”，要求解放儿童的思想，发挥儿童的才智，让儿童做社会的小主人。陶行知提倡儿童解放，是为了达到大众解放，达到民族解放，最后达到世界人民的解放。他心中不仅有中国，而且有全世界。所以他留下的宝贵遗产，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人民的。
很显然，陶行知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全世界的，这是斋藤秋男从事三十多年陶行知研究后的切身感受，同时它也科学地揭示了陶行知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因而，它一经提出，即为大家所普遍认同、接受，成为陶研界的共识。
其三，主张要把握陶行知的整体人格形象。如果说前面两个观点是关于陶行知教育思想和陶行知历史评价的话，那么这个观点探讨的是如何从事陶行知研究的问题。斋藤秋男提出这个观点是1996年在武汉召开的“陶行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时年80岁。他的这个观点有两个基本内容：第一，他认为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和大众诗人陶行知不应该孤立而应是紧密联系的，因为这两个侧面共同存在于陶行知的人格当中，因此，我们在从事陶行知研究时应该塑造他整体的人格形象，不能孤立地静止地去进行研究。第二，为了描述陶行知的整体人格形象，我们必须透视到在陶行知人格内部所共存的“教育家”和“诗人”的内在冲突和革新，正是这种矛盾中创造了陶行知的人格形象。斋藤先生提出的这个观点，我认为是积极的，是很能引起我们的思考的。
2.牧野笃
牧野笃是一个后起之秀,但现在他已成为日本陶行知研究的中坚力量,他现在人到壮年,40岁,是日本教育界、学术界公认的继斋藤秋男之后的又一个陶行知研究的代表人物。
牧野笃博士，毕业于日本名古屋大学，他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全新的知识结构，是第一个对“斋藤模式”提出异议的人。在他看来，斋藤秋男分析陶行知教育思想发展过程的理论框架基本上是有效的。因为，陶行知留学美国，师事杜威，深受杜威理论的熏陶，而且自美返国后，他的思想发展确实是克服杜威理论的过程。但将陶行知视为“杜威的学生”并以此作为陶行知教育思想发展的起点，却是值得推敲的。
其实，斋藤秋男所论述的只是杜威理论对于中国教育的有效性，而不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主体性。在“斋藤模式”里，陶行知接受杜威理论的必然性不是分析的对象，而是研究的前提条件。正因为如此，斋藤秋男忽略了贯穿所谓“改良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双方的陶行知的一贯性态度和立场。换言之，他忽略了贯穿陶行知接受杜威理论之前和之后的陶克服杜威理论界限的必然契机。因此，他不会不说陶行知克服杜威理论尽管是必要的，但不是必然的。这一点正是“斋藤模式”的不足之处。
牧野笃认为，陶行知不是回归到“民族土壤”里去，“民族土壤”始终在陶行知内部。陶接受杜威理论，辞退官职，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里，克服杜威理论，对于民族解放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形成了民族解放的教育思想。这一过程不是一次又一次的偶然的过程，而是由陶行知跟自己内部的“民族土壤”交感而造成的必然的过程。这个必然正是使陶行知与当时其他教育家区别开来，使陶行知成为陶行知的根本所在。
由此认识出发，牧野笃先后发表了《试论陶行知‘生活教育’论的基本构造》、《关于陶行知‘工学团’运动中共同体论的考察》、《陶行知‘生活教育’论小考》、《陶行知‘工学团’的集团论》、《陶行知‘乡村师范’的集团论》、《陶行知教育思想之根基——金陵大学时代对王阳明思想的解释与吸收》、《陶行知童少年时期的活动与教育》、《陶行知与日本》、《关于陶行知在美国留学期间学习与生活的若干考察》等一系列论文，从陶行知教育思想主体性的审视角度对陶行知的生平家世、思想演变等问题，作了许多饶有新意的探讨，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斋藤秋男相比较，牧野笃更为重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主体性，更为重视陶在接受杜威理论之前特别是他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和教育经历，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潜在制约和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啻是修正了的“斋藤模式”。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在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方面卓有成效的学者，他们不断努力，相互合作，共同开拓了日本陶行知研究的新局面。
以上我介绍了几位著名的日本学者，他们从事于陶行知研究，有的是几十年孜孜不倦，其目的是为了改革日本的教育。希望能够通过借鉴、介绍和研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使日本的教育走上和平民主发展的道路，是日本的教育能在改革中向前发展。我想日本学者这种认识对于我们有重要启示作用。
总之，陶行知教育理论和思想自产生即开始对日本产生影响，并引起日本教育界几代人的高度关注，他们的研究，一方面推动了陶行知教育理论在国际学术界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日本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在经济发展的新时期，研究与发展陶行知教育思想，必将对世界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稳定产生新的推动作用。
陶行知先生不仅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也受到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和研究。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为中华民族在近现代有这样一位杰出的教育家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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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林祥．日本陶行知研究的两位先驱·教育评论·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