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海博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摘 要：儒家思想在我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思想磐石。在秦王朝“焚书坑儒”之后，儒家思想在西汉时期经历了恢复发展、与法道思想争合、主导地位确立和主导地位巩固的四个主要阶段。通过对西汉时期，特别是中前期儒家思想地位变化的探究，正确认识儒家思想在西汉时期发挥的积极作用，理解儒家思想对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 西汉时期；儒家思想；主导地位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真正确立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第一个封建王朝应属汉朝，而汉朝犹以西汉为突出。通西域，开丝绸之路；击匈奴，固中原安定；设郡县，开发岭南闽越……但西汉王朝对历史的贡献不仅仅在于此，更重要的是从此确立了影响我国二千多年封建统治的思想磐石——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
儒家思想，始于孔子，又经孟子、荀子等战国名家的继承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五伦”为根本、“五常”为精华的全面系统的思想体系。但是，这时它只是“百家”中的一家，最多算是“显学”中的一种。那么，到了西汉时期，儒家思想又是如何成为社会主导思想的呢？
一、儒家思想的恢复及其与法、道思想的融合
汉立之初，黄老思想是社会政治的指导思想，而且在学术思想界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儒家思想并没有因为“焚书坑儒”而失去生存与发展的生命力。秦末农民起义的胜利，秦王朝的灭亡，给汉初黄老思想的盛行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为儒家思想的复兴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
西汉初，儒家思想复兴的代表人物是陆贾、贾谊、韩婴等人。他们宣扬儒家思想的仁义道德，批判法家片面崇尚法治和黄老清静无为的思想；同时，又吸收融合法家和黄老思想，表现出汉代儒、法和儒、道既排斥斗争，又相互吸收融合的历史特点。他们的学术为董仲舒的儒家思想体系的建立做了一些理论准备。陆贾总结了秦代遭致覆灭的历史教训后，首先向刘邦提出“马上”、“马下”、攻守异术的建议。述存亡之征，作十二篇献上。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新语》的中心思想是儒家的仁义德治思想，指出汉朝取得胜利、建立政权之后，应该根据守的要求，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五伦”德教作为社会政治的指导思想。贾谊也认为，实现统一之后，为了巩固政权，应该改弦更张，施仁心，行仁政，以仁义为本。贾谊批判当时宣扬“礼仪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的重法思想，要求建立等级分明的礼制，“以荀子的《礼论》思想为蓝图，建立起地主阶级的礼治的等级秩序井然不紊的社会”1。
但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并不顺利，经受了与法家、道家思想的重重斗争，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在这些斗争中，儒家思想又不断融合其中的合理思想内容。
文景两代，是西汉黄老政治的辉煌时期。一是客观形势需要继续休养生息，保持安定平稳的社会环境，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二是文帝受黄老“无为”思想的影响，崇尚节俭，以德化民。至景帝时，黄老政治的消极作用也充分暴露出来，统治者们争相偷安，不思进取，社会上“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2
“火于秦”，“黄老于汉”，被认为是儒家思想遭遇的两大历史厄运。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为实行新政，首先罢免一批墨守黄老思想成规的大臣，启用雅好儒术的窦婴、田玢、赵绾、王臧诸人。三公之位和皇帝身边出谋划策的人全部换成儒家门徒，专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令黄老政治大有江河日下之势。汉武帝欲按儒家礼仪设立明堂，以接纳诸侯朝拜，推行儒家政治，树立皇帝至尊权威，并征召著名儒生鲁申公负责筹划此事；接着又令列侯各自就国，废除封闭的关禁，以“礼”治国。汉武帝的新政，触犯了往日养尊处优、无所事事的权贵们的利益，于是以窦太后为代表的“黄老政治集团”出面干预。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御史大夫赵绾根据儒家所倡导的后妃不得干预朝政的原则，奏请汉武帝废除以往向东宫奏事制度。窦太后闻讯后，立刻意识到新政矛头直接指向自己，怒斥赵绾等人使用诈术欺诳皇帝。汉武帝即位不久，地位不稳，经验不足，只能服从窦太后，以待时机。最后，赵绾、王臧被逼自杀，又不得不罢免窦婴、田玢的职务，刚要兴起的儒家政治遭遇了大扫荡，幻想抬头的儒生们遭遇到血腥棒喝，黄老政治继续延续。
西汉初期，儒家思想已经表现出儒法融合、兼收道家的趋势，以法家的精神理解儒家的仁义礼制，或者在儒家思想中渗透法、道两家的思想观点。例如，贾谊对当时诸侯割据的危险形势的分析和对策，既有法家的深谋远虑、刻薄寡恩，又充满儒家的仁义情谊，不纯以利益为计。他的礼治思想主张，礼是与法制、威严相结合的。
二、儒家思想主导地位的确立
（一）社会经济基础
儒家与中国古老的社会经济传统有着更深的现实联系，“它不是一时崛起的纯理论主张或虚玄空想，而是一具有极为久远的氏族血缘的宗法制度为其深厚根基，从而能在以家庭小生产农业为经济本位的社会中始终保持现实的力量和传统的有效性”3。经过汉高祖、文景两帝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和经济建设，国家的经济实力得到恢复并空前强大起来，以家庭小生产农业为基础的经济运作形式日渐广泛，大量摆脱奴籍的农民通过垦荒、戍边等方式获得土地，分封的诸王列侯因为“削藩”的影响而不得不租让土地维持收入。到汉武帝时，朝廷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改革币制等经济统制政策，大大改善了财政状况，进一步加强了国家的物质基础，从经济上加强了封建中央集权的力量，大一统的经济基础逐步确立。
从汉武帝开始，随着封建地主所有的经济制度逐步确立之后，儒家提倡的伦常规范能够把农民和封建地主的关系加以“正常化”，对这种依附、隶属的关系进行约束和规范，使其在统治阶级许可的社会秩序范围内，这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统治阶级的统治。这是因为，“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4，即儒家讲究的伦常规范、社会秩序是不可变易的。
（二）政治发展需要
西汉初期政治经济的发展趋势是要消除割据分裂、加强地区联系，以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统治。为了适应政治经济上统一的要求，在思想文化上，也曾多次出现统一的尝试。这是“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5的必然表现。与封建大一统政治格局的确立、巩固相伴随，文化思想体制的转换也在同步进行。
儒家所提倡的仁义道德，可以用来调节社会各种关系，缓和阶级矛盾；儒家所鼓吹的礼乐教化，可以用来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儒家主张的大一统思想，可以用来服务于封建中央集权；尤其是汉儒的“天人感应论”，可以用来为封建统治者提供理论依据。总之，儒家思想非常适合汉武帝积极进取、发奋有为的政治需要，所以当统治阶级需要挑选出一套与当时经济、政治发展趋势相适应的统治思想时，一直顺应着思想潮流的变化趋势、不断向地主阶级“皮”上“附”去的儒学6，最终符合了统治者的需要，二者一拍即合，儒学代替了黄老学说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
（三）董仲舒与新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到汉武帝时被定为一尊，董仲舒在此过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延悉阴阳、法、道、墨等诸家思想，精研儒家经典《春秋》，以《公羊春秋》为骨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宗旨，创造性地发展了“天人感应”理论，提倡“尊崇儒术”，主张政治和思想上的统一，创立了一个符合巩固大一统中央集权需要的新的思想体系，这正好适应了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建议，“兴太学”，“置五经博士”，开经艺之试，提拔了大批儒生担任各级官吏，并改正朔、修封禅。
董仲舒提出用儒家统一思想，“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7。董仲舒所谓的儒家，是“霸、王道杂之”的儒家，是阴阳、五行化的儒家，是融合了各家各派思想的儒家，是新的发展了的儒家思想。儒家是吸取了各家各派之长作为自己的组成部分，而各家各派的有用思想，也可以在儒家的名义下保存下来。作为被尊崇的儒家，能以仁义思想和教育诱导方法来对待各种学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各家各派也会同意接受儒家思想的统一领导。所以，对儒家思想而言，经由董仲舒思想体系的重新改造、综合论证，其基本精神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巩固，与封建专制王权密切结合在一起主宰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
三、儒家思想主导地位的进一步巩固
汉武帝时期的崇儒活动，使儒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形式上的“尊崇”地位确立起来，但实际上儒家思想并没有真正“定于一尊”，真正的“独尊”是在西汉中期（昭宣时期）。在汉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儒家思想向法家思想展开进攻，此后才真正逐渐削弱法家思想的实际影响，做到独领风骚。宣帝时期，儒学（今文经学）遇到适宜的环境和气候不断发展，主导地位实际确立并巩固。石渠阁经学会议是汉宣帝主持召开的进一步落实“独尊儒术”政策、扩大儒学统治领域的标志性会议。通过这次会议，真正具体落实了“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实际确立，统治领域开始逐渐扩展到意识形态之外的社会各个层面，儒家思想与皇权合而为一的趋势进一步显现，主导地位得到巩固。
注 释：
1.引自金春峰 著：汉代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2月修订第3版78页
2.引自《史记·平准书》卷三○
3.引自李泽厚 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第1版140页
4.引自《史记·太史公自序》
5.引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6. 引自杨爱民 《试论西汉初期儒学内容的变化》，昆明师专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9卷第1期
7.引自董仲舒《贤良对策·第三策》
参考文献：
[1] 杨向奎 著：大一统与儒家思想，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6月第1版
[2] 韩 敬 著：我看儒家思想的历史作用，《思想战线》，1990年第3期
[3] 刘蔚华 赵宗正
主编：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4] 李景明 著：中国儒学史（秦汉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
[5] 金春峰 著：汉代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2月修订第3版
[6] 张荣明 著：中国的国教——从上古到东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
[7] 李泽厚 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第1版
[8] 华友根 著：董仲舒思想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
[9] 孙玉良 著：西汉文景盛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
[10] 宁 可，中国王朝兴亡周期率，《新华文摘》，2006年第18期
[11] 刘泽华，传统政治思维的阴阳组合结构，《新华文摘》，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