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鑫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摘 要：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繁盛的时代，其高度发达的文明为东亚邻国所景仰和向往。于是这些国家积极利用与唐邻近的地理位置和唐统治者兼容开放的外交政策，跟唐朝频繁地开展文化交流，考察和吸取唐文化。教育是传播文化的重要途径。长安作为唐朝的京都，是文化交流的中心，教育事业也最为发达。东亚邻国大规模地派遣留学生、学问僧赴长安学习唐文化，并逐渐移植到自己的国家，从而使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以汉字、儒学、律令、中国式佛教为基本要素的唐文化圈。
关键词：唐朝 长安教育 唐文化圈
唐代（618—907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作为大一统帝国，唐朝社会繁荣，文化昌达，再加上其兼容开放的外交政策，使得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同中国进行交往，把中国古代的对外文化交流推向了高潮。
教育是传播文化的重要途径。长安作为唐朝的国都，教育事业极为发达，学校种类之齐全，生徒之众多，等级之森严，学习内容之丰富，为前代所无法比拟。当时，在长安国子监里有许多国家派来深造的留学生，在寺庙里有众多来中国求法的学问僧，可谓“万方辐辏，盛况空前”。①
在这些留学生和学问僧中，以东亚邻国的新罗人和日本人最多。新罗②自公元640年将王族子弟派往长安求学后，新罗学生来唐者日众，人数竟为外国学生之冠。而据一些中日史学家考证，日本正式派出遣唐使就有19次，其中有大量留学生和学问僧，规模罕见。新罗、日本留学生如此众多，是由于日本和新罗两国在当时都面临着国家统一后的政治体制重建及社会改革等问题。于是，他们便利用与唐邻近的地理位置和唐朝统治者开放兼容、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频繁地与唐朝进行文化交流，考察和吸收中国的先进文化。这些留学生和学问僧学成回国后，带回大量汉文典籍，并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文化，使他们国家的文字、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社会制度都基本上模仿唐朝。这样，在7—9世纪时，东亚地区③逐渐形成了一个“唐文化圈”。 “东亚唐文化圈”，就是以唐朝为中心，包括朝鲜半岛和日本在内的文化体系。汉字、儒学、律令和中国式的佛教，是这个文化圈的共同特点。东亚唐文化圈的形成，是东亚邻国同唐朝进行文化交流的结果，而唐都长安的教育是传播唐文化的重要途径。以下从四个方面阐述唐代长安教育与东亚唐文化圈的形成。
一、以汉字为基础，创制本国文字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是中华文明的结晶和标志。汉字在唐以前就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被他们吸收和运用。到我国唐朝时期，他们才有了自己的文字。在唐代，长安国子监下设书学，专门教习汉字，并开设书法课程。新罗、日本的一部分留学生在长安学习唐文化的同时，也精心研究汉字，他们回国后在汉字的基础上创制了本国文字，对他们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6世纪末时，新罗就发明了利用汉字的音和义来标记新罗语言的“乡札标记法”。但是，汉字毕竟不是本国文字，用异国文字来表达本民族的语言，使用起来有诸多不便，以致“学书者患其旨趣之难晓，治狱者病其曲折之难通。”④于是，在7世纪末（新罗已统一朝鲜半岛），曾到长安留学、精通汉字的新罗人薛聪在总结整理以前的“乡札标记法”的基础上，系统制定了
“吏读”方法。吏读，又称吏道，吏文，是吸收中国汉字的字型结构、音义符号而构成的汉语、朝鲜语混合文字。这种文字形式上都是汉字，语法从朝鲜语，按照朝鲜语的语序排列，并在汉语词后面添加一些用汉字标记朝鲜语语法意义的助词。“吏读”的创制，使汉字在朝鲜半岛得到更广泛的应用，朝鲜半岛上的国家得以用朝鲜语讲解更多的汉语书籍，从而使学习儒家经典与汉字书籍进入一个新阶段，也为朝鲜人创造后来的文字——训蒙正音提供了前提。
日本原来只有口头语言，而无书面文字，后来的日本文字是借汉字形成的。从5世纪开始，日本逐步运用汉字的音和义来记录日本的语言。到8世纪时，假名已在日本和歌诗集《万叶集》中大量使用。假是借的意思，名即指文字，假名即假借之字。当时还出现了用大小汉字书写诏敕的所谓“宣明体”，大字汉文意思不变，小字则作为日语助词等的表音符号。然而，无论是假名还是宣明体，都难读难写，在应用上极不方便。日本奈良时代（710—794年）后期，曾在长安留学、学过书法的吉备真备借汉字楷书的偏旁部首创制了“片假名”，另有一位留学长安、于汉字书法上有一定造诣的学问僧空海，借汉字草书创制了“平假名”，并把它编成七音歌，被广泛传颂。空海还编成了《篆隶万象名义》，为日本古代第一部汉语字典。9世纪后期，天台宗名僧安然最后排定了五十音图，即日语字母表。从此，日本语言文字便迅速发展定型。日语的创制是日本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途径，尤其是为文学的创作开辟了前景。此外，从日本文字与汉字的关系看，日本文字由汉字脱胎而来，以汉字为素材，并且在应用中与汉字有机结合起来，这也促进了汉字在日本社会的广泛应用和深入普及。与汉字相联系，中国的书法艺术也传到了日本。直到现在，书法艺术依然风行日本，成为中日友好交往的纽带之一。
二、对儒家思想推崇备至
中国儒学为春秋末年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所创立。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儒学经过历代统治阶级和思想家们的继承发扬，得到持续的发展，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到唐朝时期，统治者虽然奉行儒佛并举、兼尊道教的文教政策，但儒家文化依然是社会的主流文化，学校的主要课程以及科举考试的内容，都以儒学为主。长安国子监所领导下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开设的主要科目就是儒家经典和文史典籍。新罗、日本派来长安的留学生大多被安排在国子监，系统学习中国古代的经典。归国后，他们带回许多儒学书籍，并亲自传授弟子，以极大的热情传播儒家思想，从而掀起了一股学习儒学的高潮，使儒学文化风靡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入唐后，随着唐朝对外交往的发展，新罗贵族子弟大批来到长安，进入国子监学习经术，如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新罗王金真德派遣其弟金春秋及其子文正来到长安学习，金春秋请诣国学观释奠礼及讲论。玄宗开元十六年（729年）新罗王金兴光派遣其子弟入太学学习经书。此外，新罗还专门派遣王族子弟入唐进朝宿卫，这实际上也是进入国子学或太学学习中国儒学思想的最佳机会。在众多新罗留学生中有许多学习成绩优异者还在唐朝宾贡科（专为留学生开设的科举考试）应试中中举，不少人还在唐为官，最著名者为崔致远和金云卿。这些学有所成的留学生回国后，或在新罗王廷中充任高职，或传授弟子著书立说，为中国儒学的进一步传播及新罗文化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在入唐留学的高潮促进下，新罗国学在课程设置、教材选择、考试等方面也完全取法于唐朝长安的中央官学。公元682年，新罗在礼部下设置国学，专门讲授中国儒学。公元747年，新罗在国学中设置了专门讲授中国儒学经典的诸经博士及助教。国学中讲授的儒学经典分为三类：一，《礼记》、《周易》、《论语》、《孝经》；二，《春秋左氏传》、《毛诗》、《论语》、《孝经》；三，《尚书》、《孝经》、《论语》、《文选》。公元788年新罗设立读书三品科的考试制度，以熟悉儒家经典的多寡来从国学的学生中选拔官吏，上品通《春秋左氏传》、《礼记》、《文选》三者之一及《论语》、《孝经》；中品通《曲礼》（《礼记》中的一部分）及《论语》和《孝经》；下品通《曲记》和《孝经》。若能兼通五经、三史及诸子百家的书，则另定特品。新罗还在学校设立孔庙，举行祭祀，以至于学礼中的束修礼、释奠礼及乡饮酒礼都模仿唐朝。
大量日本留学生也进入长安国子监学习儒家学说。他们学成归国后，积极推动国家的改革。645年，日本进行的“大化革新”从整个政变过程到政变后的律令，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留学生还带回来大量的儒学典籍，并亲自担任经史的讲席，传授弟子。唐玄宗时吉备真备从长安留学回国后就亲自教授学生，令学生400人学习五经、三史。膳大丘在长安国子监专攻儒术，回国后为大学助教及博士，讲授儒家经典。由于留学生的努力，儒家经典被日本社会吸收消化，统治者也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学儒明礼。大学明经科学生必读《礼记》、《周易》、《论语》、《孝经》、《春秋左氏传》、《毛诗》《尚书》、《周礼》、《仪礼》等九种儒经。日本还对教材的注疏本也作了具体的规定。《周易》用郑玄或王弼的注释本；《尚书》用孔安国或郑玄本；《周礼》、《仪礼》、《礼记》及《毛诗》用郑玄本；《左传》用服虔、杜预本；《孝经》用孔安国本；《论语》用郑玄或何晏本。日本孝谦天皇还带头宣扬儒学，诏令天下各家各户都勤学《孝经》。此外，在公元768年，膳大丘还向朝廷献议，仿唐尊孔崇儒之制，奉孔子为文宣王。日本称德天皇准奏，敕尊孔子为文宣王。从此尊孔之风更盛。公元870年，日本派遣的遣唐使而未成行的菅原道真写下了一首诗，赞颂孔学源流道：“圣教非唯一，孔源引万流。珠从洙水出，辖自孔门投。问道谁为远，趋庭莫暂留。此间钴仰事，遥望鲁尼山。”⑤可见对孔子的尊崇程度。
三、以唐代律令制度为社会运行的基本机制
“律令”指法典，是律、令、格、式的简称。《新唐书》记述：“唐之刑书有四，曰：
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⑥用现代的术语解释，令是指关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项制度的行政法规；格是指国家机关各部门日常工作所依据的办事规则；式是指官署通用的公文程式；律确定罪名与刑罚，相当于现在的刑法，是法律的主体。
中国从秦朝开始，就定律令为国家大法。到唐代时法典已相当完备，《唐律》成为中华法系的典范，律、令、格、式并行。唐代长安律学以《唐律》为主要教材，教学内容以律令为主，兼习格式。新罗、日本来的留学生有一部分专门攻读过法律学，回国后，也以《唐律》为蓝本，制定了本国的法典。
曾经出使唐朝的金春秋，在他成为新罗国王（654——660年）的当年，即命大臣按照唐朝律令制定新罗的刑律条文。新罗法律中的罪名如妖言惑众、诈病离职、背公离私等，以及刑罚如夷九族、谪远方等，都与唐律相近或相同。新罗令也吸收了唐令的不少内容，具体来说，在中央政治制度方面，新罗分别依据唐朝的尚书省、兵部、礼部、户部、吏部、刑部、工部，御史台等而设立执事部、兵部、礼部、仓部、位和部、左右理方府、例作府、司正府等机构，从而完备了中央集权体制。新罗还根据唐朝政府设置有“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郎”的权限分配序列，也在中央机构中设
“令”、“卿”、“大舍”、“舍知”、“史”五级职官。在地方制度方面，新罗也借鉴了唐朝的地方制度——郡县制。新罗还在经济制度上模仿唐朝的户籍、均田、租庸调制而建立起户籍、丁田与租庸调制度。在教育和科举制度上，新罗亦借鉴唐制，在中央礼部设国学，分儒学、医学、律学、天文历算、算学等诸多专业，并在地方设立州学，学校设博士、助教和直讲。新罗还模仿唐朝教育机构的祭祀制度，在太学供奉孔子及其弟子，定期举行释奠之礼。此外，新罗设立的读书三品科，也借鉴了唐朝的科举制度。
日本在隋唐之前，还不知道什么是法律，因而遣唐使中有好多留学生甚至学问僧前来长安专门攻读律学，学习唐朝的施政及包括律令在内的一切典章制度，并把他们介绍到了日本。隋末唐初留学生高向玄理、舒明、南渊请安等人把唐朝的律令带回日本并加以应用。赴唐学习的大和长冈早年就爱刑名之学，后来与吉备真备同到长安留学，继续钻研刑名，成为刑法专家。回国后，他同吉备真备共同删定律令二十四条。大和长冈对《养老律令》的编纂和制定也做出了卓越贡献。
从日本律令的制定来看，日本“大化革新”后，于646年模仿唐制设立刑部省，并在其下设立赃赎司和囚狱司，并开始制刑律，内容与唐朝律令相同或相似的就达420条。661年颁布的《近江律令》，是根据唐武德、贞观、永徽三朝的律令制定的，这也是唐朝律令对日本发生作用的第一个成文律令，编纂者是高向玄理等人；684年颁布的《天武律令》也是根据唐武德、贞观、永徽三朝的律令制定的，编纂者也是留唐学生伊吉博德等；701年颁布的《大宝律令》则是仿照唐朝长孙无忌编纂的《唐朝疏义》，其中的许多刑罚都是从唐律中派生出来的；718年《大宝律令》被修订为《养老律令》，《养老律令》与《唐朝疏义》篇名完全相同，刑名和罪名也与唐律相同或相近。
从日本令的内容看，日本所设的中央官制为二官八省一台制。二官指太政官和神祗官，其中太政官相当于唐朝的尚书省和门下省，而神祗官为日本之独有，为日本重视祭祀传统而设，职能相当于唐朝的太常寺；八省指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太藏、宫内等八省，分别相当于唐朝的中书省、吏部、礼部、户部、兵部、刑部、大府寺、殿中省等机构；一台即弹正台，相当于唐朝的御史台。在地方制度方面，日本分国、郡、里三级，大体上相当于唐朝的道、州，县。日本在经济制度方面也仿照唐朝，也建立起户籍制、计帐制、班田制、租庸调制等。在学制方面，唐朝在长安设立国子监，下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地方也设学校。日本亦模仿唐朝，分中央大学与地方国学，在中央设大学寮，分明经（讲授儒家经书）、纪传（讲授《史记》、《汉书》、《后汉书》及《文选》等）、明法（法律）、算学四道。
四、信奉中国式的佛教
佛教自西汉末东汉初传入我国后，逐渐与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为一体，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形成中国式佛教。朝鲜半岛、日本初次接触佛教时，中国佛教已经宗派林立，汉译佛教典籍浩如烟海，名僧寺院数不胜数。唐朝时，统治者虽然尊崇儒学，信奉道教，但对佛教并不排斥，有些皇帝还笃信佛教，这使得佛教更为兴隆，佛教宗派大兴。各宗派之间为了竞争，都积极完善自己的教义、教规和传教的形式。唐代盛行的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等都有自己系统的理论著作和传教方式。除此之外，大量的印度佛经也在这一时期输入中国并译成汉文。唐朝佛教势力强大，典制完备，博大精深，这就使得僧侣教育发达起来。新罗、日本不断派遣僧侣，学问僧赴唐求法取经，他们当中大部分进入长安著名的寺院，师从高僧研究佛学，使中国的佛教也被新罗、日本社会所信奉。
新罗与唐的佛教交流突出表现在新罗派大量僧人赴唐求法，派遣出的高僧达64人。在这些僧人当中，成就大的有圆测、义湘、惠超等。圆测于公元628年入唐后，在长安拜法常、僧辩学习佛教经论，后来又拜玄奘学习唯识论，他最后学有所成，自成体系，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唯识学。他不仅精通六国语言、三次参加大规模的译经活动，而且著作甚丰。圆测拒绝回国弘法，最后圆寂于唐，但他的佛学著作，他独特的唯识学，却传回新罗，对故国的佛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义湘于662年入唐求法，在长安终南山至相寺拜智俨为师，研习《华严经》，他对华严宗教义造诣颇深，成为一代名僧。公元671年,义湘返回新罗弘法，得到新罗王庭的重视和支持。义湘开创了新罗佛教华严宗的新局面,使华严教义在新罗迅速得到传播,并形成一大学派。他圆寂后，他的学说得到他的弟子的继承和发扬。惠超于公元723年赴唐求法，拜印度僧人金刚智为师，后曾赴印求法。733年惠超在长安荐福寺与金刚智共同研究密教，并与金刚智合译过佛教经典。惠超终老于唐，他为中国佛教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著述也对新罗佛教密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日本的学问僧入唐后，大部分进入长安著名的寺院，寻师求法、参加寺院的各种佛事活动、抄写和购买佛教经卷。他们的重要贡献是把唐代盛行的主要佛教宗派移植到日本，日本奈良时期来长安求法的学问僧有道昭、智通。他们二人都曾在长安拜玄奘为师学法相宗，回国后创立日本法相宗。平安时代入唐学习的著名僧人有“入唐八大僧”：最澄、空海、圆行、常晓、圆仁、圆珍、惠运、宗睿，据史料明确记载，他们中有六位在长安学过佛法，回国后又大力弘法，取得很高的成就。其中影响颇大的是空海法师。空海于公元804年赴唐，在长安青龙寺从惠果和尚学习密教，回国后开创日本密教——真言教，并与最澄和尚一起积极主张宗教改革，提倡僧侣教育，培养宗教骨干。八大僧入唐求法还带回经书1700余部、3600多卷，还有大量的佛像、佛画、佛具、佛舍利，这对平安时代佛教的发展及日本的文化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日本学问僧来唐求法相辉映的是东渡日本传播中国佛教文化的鉴真和尚。他去日本后把严格的佛教授戒制度和以钻研戒律为主要内容的律宗教义传给日本，保证了国家对佛教的控制，这也是东亚国家佛教的共同特点。
综上所述，新罗和日本通过往长安派遣留学生、学问僧，积极汲取唐文化，使东亚地区形成一个以唐为中心，包括朝鲜半岛和日本在内的，以汉字、儒学、律令、中国式佛教为共同点的唐文化圈。唐文化圈的形成，不仅促进了朝鲜半岛和日本社会的繁荣昌盛，也增加了中国对东亚邻国的文化认同感，促进了唐朝对外认识的提高，对以后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奠定了基础。唐文化圈的形成，主要是唐文化向东亚邻国辐射的结果。而我国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在学习西方，批判甚至彻底否定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国从盛唐的文化辐射国变为今日的文化受容国。在教育上，我们一味地要求教育国际化，与国际接轨，盲目地尾随在一些西方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后面，而忽视了中国教育自身的魅力。我们应该在学习西方教育的同时，积极展示自己的教育特色，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教育，使中国教育走向世界。
注 释：
①刘新科、刘兰香著：《西安教育史》，西安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第173页。
②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自两汉以后，进入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时期。新罗在公元668年统一朝鲜半岛，亡于935年。新罗对朝鲜半岛的统治，大体同唐朝相始终。
③本文的东亚地区含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因越南在唐朝时属唐王朝的郡县，不作另述。
④转引自杨昭全著：《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II，昆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432页。
⑤转引自徐连达著：《唐朝文化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286页。
⑥欧阳修、宋祁著：《新唐书》卷56,《刑法志》,中华书局,1975年4月第1版,第1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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