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
李顺光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摘 要：近代中国历史可谓是一部屈辱史，中古时代的文明，并没有带给近代科技发展所须的成长土壤。究其原因，复杂而又多样。此文则从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角度去审视其科技落后的原因，并认为：近代之前中国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上的被动性和从中获益甚少，影响了近代科技在中国的产生；近代之前中国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上的被动性和从中获益甚少，影响了近代科技在中国的产生；和“经学”致用的社会价值导向，其本身没有培植出适合自然科学生存的土壤，再加上清政府的闭关锁国外交政策，致使中外文化交流不能结出近代科学的果实。
关键词：文化交流 科技 获益
近代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国家，这已是个不争的事实。英国著名科学史大师李约瑟在《中华科学文明史》中这样说道：“16世纪的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从这时开始产生现代科学，理论素养的薄弱和希腊科学中精却性的基础——推理几何学的缺乏，对中国人产生了负面影响。尽管如此，在中国古代社会，比起在希腊、罗马甚至欧洲中古社会，科学更容易得到应用。”①不难看出，中古时代的中国科技是发达的，然而到了近代为什么会变的如此落后呢？几十年来，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也相应做出了各式各样的解释。此文试图从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角度来审视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
一、近代之前中国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上的被动性和从中获益甚少，影响了近代科技在中国的产生
在近代之前，中国与地处西欧的近代科技强国的交流中，更多的表现为被动性这一特点。如古代中国派往国外的交流人员比起外国使节出现在中国的人数却少之又少。明清以后，近代科学技术的特征已在欧洲出现时，中国仍然没有对潜藏着制约科技发展的不利因素有所认识，也没有从中外交流中获得支持近代科技飞跃的科学基础。造成这一被动性和获益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古代中国长期处于文明强国之列，所以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国总是表现为“天朝上国”和“华夏文明”的姿态，从而导致了缺乏主动性和获益甚少。
从秦朝统一六国并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到明清之前，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中国一直没有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基本上都是在平稳中渡过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没有太大的变化，华夏文明和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发展水平。让中国人引以自豪并领先世界的“四大发明”就是一个实例，其它如铸铁技术、弓弩、活塞风箱、深钻技术等均处于领先水平。若在某一朝代君主贤明、政策得当，科学技术还会出现蓬勃发展之势。如中国的汉唐及宋元明时期就是例证。从张骞到郑和，发生在中国古代的几次范围广大的中外交流亦多是发生在上述几朝。汉代武帝时期为了抵御匈奴的侵扰，募使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共同反击匈奴。汉人张骞应募，率众100余人于公元前139年出行，前往已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及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一部）的大月氏，途中张骞曾被匈奴两次捉拿并扣留长达十年之久，于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张骞出使以前后13年的困苦代价，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闻的丰富的关于对西域的了解。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行，其目的是招引乌孙东归。目的没有实现，但加强了汉王朝和西域各国的联系。张骞的出使奠定了连接中国文化与伊朗文化之间以丝绸之路著称的贸易路线的基础，同时使汉王朝的声威和汉文化的影响传播到了当时中原人世界观中的西极之地。汉朝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使古罗马和叙利亚“使者”出现了几次访问中国的高峰，而这些“使者”更多的是仰慕中国的强大和富足而来的。
张骞一例，可以看出其出使的真正起因是汉王朝受到匈奴的侵扰，导致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生，但其被动性是不言而喻。而在唐代这一特点更是突显，日本派出大批的遣唐使，直接大规模的与唐政府进行文化教育交流。唐人袁晋卿于公元735年随遣唐使到日本由于他“善《文选》、《尔雅》音”，到日本后被任命为大学音博士，为汉学在日本的传播作出了贡献。应日本僧人荣智和普照的邀请，唐鉴真和尚一行东渡日本传播佛教文化。在此可以看出，日本的主动性表现的十分明显，相比之下中国的表现就显得逊色了。
我们再来关注历史上中国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获益甚少的问题，这可以从英国著名科学史大师李约瑟所做的有关数学交流方面的记述中得到结论：
“在中国数学与旧大陆其他重要文化区的数学之间发生过的接触，而我们收集到的有关资料是如此之少。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具体影响很有限。然而，当问到有什么数学概念似乎曾从中国向南方和西方传播出去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一张可观的清单，它包括如下内容：
1)
开平方和开立方；
2)
用竖行表示分数；
3)
负数的应用；
4)
“毕达哥斯拉定理”的独立证明；
5)
诸如圆面积和一些立体图形的几何问题
6)
确定比例关系的三率法；
7)
假设法求解方程，三次和高次方程的求解；
8)
不定分析；
9)
帕斯卡三角形。
还有位值记数法的完善和零符号的书写这些问题。就其年代之早而言，他们似乎是完全独立地在中国成长起来的，中国数学并没有从古巴比伦数学家常用的形式中汲取什么，除了抽象的位值概念可能来到（自）中国，而这也仅仅是可能。尽管证据还不确凿，似乎印度接受位值法不仅较晚，而且是从中国而不是从美索不达米亚得来的。零的书写符号是一个发生在中国之外的数学发明，然而就这项发明而言，也是出现在中印文化交错的地带。
这样，大致的情形似乎就是，不管中国的（地理）‘隔离’和各种各样使传播更困难的社会因素，在公元前250年到公元1250年之间，中国数学向外输出比输入多得多。只是在相当晚的时期，从南方和西方来的影响才变得显著，而即使在那时，影响也很少是根本性的。传入了一些三角学，在数学的书写和乘法的演示上有点小改变，仅此而已。”②
数学是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古代中国数学的自然演化是沿用技艺应用的价值取向方向发展的，缺乏超越实用的和经验的理性意义取向。这其中的原因，与中国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获益甚少有很大关系，再加上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使的数学在发展中没有及时地汲取西方近代数学的优秀成果，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裹足不前、举步维艰，影响到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产生。
二、近代之前中国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上的被动性和从中获益甚少，影响了近代科技在中国的产生
中国的科学技术在明、清之前基本上处于领先地位。这种数千年领先于世界的优越感，使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上产生了足够多的自信，以至于不能清醒的认识到过于自信的结果是“自负”。所以，无论是在明代末年传入的《几何原本》，还是在16世纪中叶以后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先后有数百名耶稣会及其它各会传教士来华带来了西方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虽初有成果，但终未能激起有影响力的波澜，更没有能在社会生产中得到应用。而且，由于对中华文明的“自负”，却使得统治者和大多数学人、士子努力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寻找某些与“西学”相近或类似的记载，以证明“西学”出于“中学”。“乾隆年间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又以‘钦定’的姿态，肯定了《周髀算经》等古代典籍‘其本文之广大精微者，皆足以存古法之意，开西法之源’。显然，这种对待西学和中西文化关系的错误认识，阻碍了中国士大夫学习和接受西方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而走向世界，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③
这种排斥“西学”的思想和“自负”的作为，严重地制约着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进程，致使近代科技中西差距的拉大。然而，对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和科学技术的排斥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是中西认识事物哲学观的差异。
1．古希腊自然哲学的特点
古希腊自然哲学包容哲学和早期各门自然科学,那时哲学与自然科学还没有“分家”,形成单独分立的学科。后人为了研究方便才把有关世界本原论以及对于运动一般规律的认识提列出来归到哲学里,形成自然哲学独特的认知领域。所以，无论是关于物质构成的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还是阿拉克萨哥那的“种子说”，以及德莫克里特的“原子论”学说，都把对世界本原的认识后来转移到对物质结构的认识层面上。后期的“原子论”已经接近近代化学原子论的基本思想,近代化学原子论的创立者道尔顿承认他的原子论得益于德莫克里特的“原子论”思想,大科学家牛顿也认为古代“原子论”对它的科学研究影响很大。这是因为从整体论到单元个体论，不仅仅是认识层次的变化,同时也是认识方法的变化。如果说整体论采用的是综合法,那么“原子论”用的就是分析法。而近代科学总体采用的研究方法就是分析法或分解法。比如研究对象从单个物质进入到单个分子,从单个分子又进入到单个原子,从单个原子又进入到原子核,从原子核又到基本粒子(质子﹑中子﹑电子),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夸克层子水平上了。认识层次的逐渐分化是近代科学的一大特点,而这个思想最初来源于古希腊的原子论,没有原子论也就没有今天的各种学科。
2．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
中国古代哲学是带有浓郁思辨性质的自然观。如＂阴阳说“主张阴阳和谐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原因；“五行说”则认为万物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组成,元素之间“相邻相生，相间相克”；柳宗元的“元气说”认为万物都由阴阳二气相互作用而成，气“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一切运动变化的原因；张载认为“凡象，皆气也”，并提出“一物两体”、“不有两，则无一”的矛盾论观点；王夫之的“方动方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理论阐述了动与静的辩证关系。总之，我国古代自然观更多讨论的是世界的本原问题和对运动规律的思辩解说，纯粹是各家的主观臆测。对事物的认识是从整体角度考虑的，注重的是辨证统一。对问题的讨论也只是泛泛而谈，不作深究。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在那时不可能出现象古希腊“原子论”那样的思想；而且这些辩证思想与我国古代自然科学没有多大的联系,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没有起多大作用，只有中医学是个例外。
由此可见，中国与西方在认识事物的哲学指导思想上的不同和对中华文明的“自负”，排斥中西文化教育的正常交流和科技思想的有机融合，是导致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经学”致用的社会价值导向，其本身没有培植出适合自然科学生存的土壤，再加上清政府的闭关锁国外交政策，致使中外文化交流不能结出近代科学的果实
中国自汉以后儒学的尊崇地位逐渐确立起来，社会中就存在着“经学致用”的社会价值导向，从而使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土壤限定在经学的框架下，自然科学要发展就必须依附与经学，它的扎根以及所结出的果实无不桎梏于经学。
在中国古代，“五经”、“四书”等被认为是包罗万象的科学知识，不仅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基础，而且是“经世致用”的全部知识内容，由此形成的传统观念影响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文化、科学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经学”的自信和自负，使得中国古代学者的研究兴趣主要局限于儒家的书卷中，人们都乐于从“经学”教条中寻求对自然之理的诠释。尽管这些解释常常是牵强附会、生搬硬套，然而在中国古代社会则被认为是完善之解释。于是，“经学”之理也就成为了万物之理，用“经学”为自然科学作理论诠释，或以科学附会地注解“经学”，体现在各门学科中。例如，“天地之间、六合、不离于五，人亦应之。”于是，《皇帝内经·素问》将金、木、水、火、土“五行”，与苍、赤、黄、白、黑“五色相杂，把人的长相、品行、宜忌分为阴阳二十五人”。④卧“周天之数三百六十”，于是，《神农本草经》收录药物数量也是三百六十，应周天之数。晋代陶弘景作《神农本草经注集》益以三百六十，以应周天之数。宋代郑樵作《昆虫草木略》益三百六十，以应周天之数。⑤科学家沈括在对“太阴玄精”为什么呈现六角形龟纹的解释就直接引用了《周易》关于六为阴极之数的原理。“此乃禀积阴气之凝结，故皆六角”。这种附会“经学”的解释，没有丝毫的科学依据。难怪康有为曾说：“《老子》只偷得半部《易经》，《墨子》只偷得半部《春秋》。”⑥可见中国古代的科学家、思想家无不是受制于“经学”。这样的社会价值导向势必会制约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技自身的发展又被迫依附于“经学”，这怎么能够促进科学技术健康的发展呢？又怎么能够成为支持近代科技发展的中流砥柱呢？或许称之为近代科技的“绊脚石”更为贴切。
正当中国科学技术以自身所特有的科学特征在缓慢的发展时，西方人们的思想却从基督教的神权束缚下解放出来了。从16世纪中叶至清代中叶，先后有数百名西方传教士踏上中土，他们以传教为媒介，促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中西文化首次大规模的交流活动。这次大规模的交流，虽然没有触动“经学”的统治地位，但已经产生了近代科学技术的萌芽。明朝末年，朝廷开设历局，聘请传教士参与其中，修成《崇祯历书》，入清后用之为《时宪历》，颁行天下。虽引发了一场震动一时的“历法之争”，但中西交流的成果已初见端倪。康熙年间，传教士南怀仁，时任钦天监监副，奏请改造观象台仪器，制成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仪、天体仪凡六种，并绘图立说，纂成《灵台仪象志》一书。清人梅文鼎，精通天文、立法、数学，贯通中西，对中国传统的九章算术和西洋数学知识均加以研究探讨，发掘各自的长处，补正它们的不足，先后著成《中西算学通》凡九种，并有关数学的著述20余种。乾隆年间，代表欧洲天文学最新成就的哥白尼“日心说”传入中国。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法籍传教士蒋友仁手绘《坤舆全图》进呈，其后附有《坤舆图说》一卷，详细介绍了哥白尼的“日心说”。与此相应，西方科学的地图绘制方法也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在传教士的主持下，开展了大规模的测绘全国疆域地图的工作。历经十余年绘成《皇舆全览图》进呈。这是我国首次运用近代科学方法，即以三角测量为主，辅以天文测量，并采用梯形投影法绘制而成的地图。李约瑟称赞它“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⑦还有堪称中西艺术交流融合的珍贵结晶，如《十俊图》、《大宛骝图》、《红玉座图》等绘画艺术作品。但是，由于传教士来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以征服东方的中国，加之东西方文明的巨大差异，相互矛盾不断，终于演化成清廷与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并导致了清政府禁教政策的实施，也标志着闭关锁国的开始。
虽然中国科学技术的生存土壤虽然受制于“经学，但面对着大规模的文化交流还是显示出了一定的可融性。这时科学技术交流的屏障只是传统文化的不同，然而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使得原本就不易克服的文化障碍变的更是困难重重。也许，继续深入的文化交流可以使中国的自然科学早日摆脱“经学”的束缚，汲取近代科学所需的科学实验和分科研究的特点，走上近代科技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闭关锁国却扼杀了这一可能。
可见，自然环境的天然屏障并不能阻断中西文化教育的交流。但是，中国在文化教育交流上的被动性和获益甚少，却影响了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而中国与西方在认识事物的哲学观上的不同和对本国文化的过于“自负”，致使传入的学术思想受到中国文化的排斥；“经学”致用的社会价值导向，其本身没有培植出适合近代科学所需的自然科学观的生存土壤；加之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扼杀了通过中西文化教育交流使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摆脱“经学”桎梏的可能性。这些方面就致使在中国近代没有能结出科学技术的果实，而最终的结果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落后于西方。
注 释：
①李约瑟原著、克林·罗南改编：《中华科学文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P2
②李约瑟原著、柯林·罗南改编：《中华科学文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P65。
③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P348。
④《永乐大典》·医药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P480。
⑤郑樵：《通志略·昆虫木略·序》，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1990，P786。
⑥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孔子改制㈠，中华书局竖字排印本，1918，P106。
⑦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1分册，P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