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云
（山西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摘 要：中国现代教育是在学习和借鉴西方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最初在学习和借鉴的过程中，由于盲目崇洋和急于救国救民的功利主义思想影响，再加之当时对教育目标不明确以及对教育的认识不足，出现了新教育外国化现象。具体表现为“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教育成了一种装饰，不能有效地促进国家和社会发展，还带来了一些相应的社会问题。也正因为这样在教育界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新教育中国化运动。
关键词：新教育外国化 原因 表现 新教育中国化运动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教育自身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引起了教育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很多教育家对其进行了深入思考，试图找出其不尽如人意之因，从而探索新教育改革之路，出现了一个集体反思的潮流，这就是轰轰烈烈的新教育中国化运动。也就是说，新教育中国化是建立在对新教育批评的基础上而开始的，正因为新教育没有切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需要中国化。因此，有必要首先分析新教育中国化的原因，也就是看当时的中国教育家是怎样描述新教育现状并提出批评意见的。
因为新教育是引进外国教育的结果，不免出现外国化现象，因而外国化就成了新教育的主要问题。1927年11月，庄泽宣为斐列宾中西学校三十周年纪念写了《三十年来中国之新教育》一文。在文中，他回顾了中国自办新式学堂以来三十年的新教育发展历程，并寻求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说：“从制度上看起来，这三十年中中国的新教育在前二十年是日本化在近十年是美国化”[1]。因此，“新教育原本不是中国所固有的，但是非把他中国化了，不能算为中国的。”[2]舒新城在《中国教育建设方针》中回顾中国三十年来的教育发展时说：“此种不择土宜的移植政策，为我国新教育失败的总因，三十年来教育上的种种败征与恶果，几皆可以由此推衍出来。”[3]晏阳初也回顾中国新教育产生、发展的过程，认为：“中国数千年来的旧教育，现在已经整个的推翻了，可是新教育尚未产生。” 而“现在所谓‘新教育’，并不是新的产物，实在是从东西洋抄袭来的东西，日本留学生回来办日本的教育；英美留学生回来办英美的教育，试问中国人在中国办外国教育，还有什么意义？”他强调：“各国教育，有各国的制度和精神，各有它的空间性与时间性，万不能乱七八糟的拿来借用。”[4]
可见，中国教育之所以要中国化是因为它本身是一直外国化的教育，不适合中国的社会。下面就先分析一下新教育之所以会出现外国化的原因。
一、何以会出现外国化现象
中国教育的外国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为什么会出现中国教育的外国化，充分外国化呢？时人的论述很多，总的说来，主要有一下几种看法：
第一，“崇洋”心理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要扩张势力，缓解国内的矛盾，才把触角伸向了经济未发达的国家，而这些落后国家成了他们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输出国。正因为经济上的优势才使得他们能够在各个方面占主导地位。这样，依靠强势力量把他们的文化也带到被侵略国家，造成了“‘西化’就是‘世界化’”的“合理”思维。许崇清这样说道：“西方文化的最高造诣在于它的‘科学的理论’，那些‘科学的理论’固然有一部分已达到了普遍的真理的。但本着西方特有的事实情势而构成的却居多数，而其妥当性竟亦扩展到全世界，这是什么缘故，这个优势从何而来，实也不外是由于他们西方的经济力的优越。”[1]许崇清认识到关键原因在于经济的发展，“他们仗着他们的优越的经济力，把整个世界操纵在他们的掌握里，任由他们摆布。在思想的分野，他们也执住了世界的牛耳，而支配了全世界。”[5]
当然，西方的经济强势只是造成“崇洋”心理的一个方面。外国的枪炮给中国造成的压力，中国承认了其威力，决定向他们学习。而外国的产品又有“物美价廉”的优势，所以能够在中国赢得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对“舶来品”的青睐无可厚非。“中国现在的教育不是‘土产’，‘不是国货’，而为欧美日本各国的‘舶来品’——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中国教育界的欢迎‘舶来品’，正如一般人民的欢迎舶来品一样，所以它——‘舶来品’的教育能够风行各地；大家如不相信，请看近年来出版的教育刊物之连二接三的介绍某某制度，某某方法，即可知道。”教育界的“舶来品”虽不是因为“价廉物美”，但是直接舶来的教育省时省力。而且教育在西方以及日本等国家所起的作用也使得中国人有了“崇洋”的心理。结果，“因为崇拜外人，投合骛新的心理起见，凡是西洋有一种新制出来，必有人投机大介绍特介绍，是否于实际情形相切合不问也。”[6]
第二，功利主义思想驱动
古楳在他《现代中国及其教育》一书中，详细分析了中国新教育产生的过程，指出新教育产生就是外敌压境，统治阶级为了抵御外敌的侵略而采取的措施。因此，在新教育产生之初，功利主义思想左右着教育的每一步发展。他总结新教育产生、发展的过程时，这样写道：“总括一句话，西洋教育的发展，自有其历史与背景，原非可以贸然抄袭或模仿的。中国当局因为受了西方帝国主义的侵击，急不暇择，以为西洋人如此，我也如此，便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制敌之命’。却不知道自己有过去的历史与背景，‘橘逾淮为枳’，决不能勉强移植的。”[7]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迫使中国向西方学习，办军事和外语学堂，目的是抵御外侮。但是由于盲目抄袭外国的教育，虽然新教育不断地发展更新，但是中国的形势并未因此而有很大的改观，相反，形势愈益严重。李璜指出：“就是在功利主义方面，我们十分觉得欧美的一些有利于我们，能够教我们。但是我们同时要顾到本民族固有的精神，而要拿这种精神去作一切新的知识的中坚。”[8]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从功利主义出发吸收欧美国家有利于我们发展的东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味地从功利主义出发而不顾中国“本民族固有的精神”，就出现了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外国化教育。
第三，教育目标不明确
中国教育之所以外国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教育缺乏明确的教育宗旨，正因为目的不明确，才会出现不断推倒重来的“轮回教育”。“中国十几年来教育事业之不能得到实际的效果，最大的毛病是在宗旨不确定，太随风倒了。因为崇拜外人，投合骛新的心理起见，凡是西洋有一种新制出来，必有人投机大介绍特介绍，是否于实际情形相切合不问也。像这种情形结果弄得教育自教育，实际自实际，两者渺不相关。”[9]高卓也认为中国教育的弊病在没有教育方针。“……，一方面可以看出中国教育的弊病。你若问这是什么病？这就是不先定教育方针的病。因为没有确定的方针，所以义务教育也好，职业教育也好，设计教学法或道尔顿制也好，只是新奇的，便可以引起一时的闹兴，只要稍微陈旧一点，便可以远抛千里之外。”没有确定教育方针，所以对于外国的教育，出于一时好奇拿来用，不久又很快被新的内容所替代，不断地更新不断地重复老路。“反之，假使我们在先已经确定一种方针，那么，遇到一种新运动或新教学法，便将问这种新运动或新教学法是否可促进我们中国所抱的教育的目的。可以呢，便尽量采用或加以改革；不可呢，便极端拒绝。所以决不至于有像准近来教育界空呐喊的现象。而且确立教育的方针或目的之后，一切教育的设施都有所准备；教育制度的价值，教科书的编制，留学生的选派，统以是否适合教育目的为标准。”[10]也就是说教育要制定明确的教育方针作为教育改革的评判标准，这样的改革才能有效果。吸取外国的先进经验并不是不对的，关键就是要有一个基准。中国的新教育缺乏明确的教育宗旨，盲目外国化不顾国家需要而不断推倒重来。这是新教育外国化的原因之一。
第四，对教育的认识不足
功利思想也好，教育目标不明确也罢，都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教育者对于教育没有清晰的认识，部分教育家这样认为。正是由于对教育的认识不足，所以才导致了功利主义思想影响了教育的发展；也正是因为对教育的认识不清楚，所以才没有制定出一个明确的教育方针来引导教育改革。因此，有学者这样认为：“过去改造的失败，根本原因，就在从事教育者没有教育全部的知识，因而未能认清其内容，了解其功能，以致盲目抄袭，随意乱动，而形成现在教育之危机，这就是中国教育的病源。”[11]“因为自兴办学校起，一直到了现在，教育制度虽屡有改革，但是主持教育者对于教育本身没有深刻的认识，对于教育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没有切实的了解，所以教育事业上所表现的依然是病态百出，无可诽议。[12]”
新教育的产生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突如其来的侵略使得清政府急于挽救岌岌可危的情势，急功近利地学习西方在所难免。强烈抵制不能奏效，这样外国的先进军事和教育将中国人降服了，中国人开始出现了“崇洋”心理。“功利主义思想”和“崇洋”促使中国人不能对教育进行深刻的认识，认识不到他的社会互动关系。而以上三者导致中国新教育没有在明确的教育宗旨指导下改革发展而只是一味地盲目抄袭，也就造成了中国教育的外国化。
二、外国化的表现
新教育外国化表现在教育各个方面。李璜在《本国化的教育与外国化的教育》一文中，对此作了概要的描述。他说：“近年以来，中国的教育趋向天天求近于外国化，——尤其是求近于美国化，这是在原则上，在方法上，在设置上以及在宗旨上，都显然见诸事实，不必一一指出，便为国中教育界所共通感觉的。”[13]具体而言，新教育外国化主要表现为：
第一，教育成为装饰品
唐珏通过对1922年学制的七个标准进行分析，得出这样的结果。“本节结论——由上面七个标准看来，已大可见现行学制的不适于中国，其不适合的最大原因便是产业发达的制度不能适用于产业不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而中国仍旧是落后的农业国。“产业发达的国家，公款必充足；公款充足，则大规模的学校容易举办；人口必集中，则其学校多设于城市，而学生来往方便；交通必便利，则教育易于普及；事业必繁多，事业繁多，则出校后易于谋生。”[14]资本主义工业国经济发展导致了人口在城市的集中，同时也为学校在城市的举办提供了经济和交通等方面的便利，而事业的繁多又可为学生就业提供保障。而中国的情形却大不相同。“中国民众的大多数虽散处于各处乡村，徒未尝集中都市，然而国内学校集中于城市所在地；至于城市以外之乡村，则甚少有任何学校。唯其如是，学校在中国只成为政治上之一种装饰品，而未能有多大裨益于大多数民众。”[15]庄泽宣也提到“中国是农国，人民住在乡村的占百分之九十，而他们的教育几乎没有人去问，一向中国的新教育多只在城市里举行。”[16]所以说，中国是一个乡民社会，广大的人民生活在乡间，没有经济支持和便利的交通，集中于城市的学校只能是一种装饰。对于这一情况，简冠三有更详细的描述：
（1）中国大多数的民众，饥寒交迫，救死不遑，那有受平民教育的优闲和福气？所以自五四运动以来，各地尝举行什么轰轰烈烈的识字运动，组织平教运动联合会，办理什么通俗讲演、民众阅览室，建筑什么堂皇富丽的图书馆，但多半是社会上的点缀和知识分子空想的幻影。
（2）中国大多数肉体劳动者的子弟，当十一二岁时，即从事谋衣谋食的劳动。所以大中小学校的教育，全为有田产者（约自百亩以上）有薪俸者（每月至少有三十元以上的收入）有资本者（至少是小康之家）所独占，形成特权阶级的教育。（如百亩以上人家，据调查所得，只占全体农民百分之五——根据前北京农商部第六年的统计表）况且具有这种财产资格的人数，又日渐低落，那么，以后有入学资格的人更是一天减少一天了。所以学制系统无论规定如何的完善，教法无论是道尔顿，然而大多数的劳苦民众绝对享受不到其中的美味！
（3）教育设施既不能顾及贫苦学生，亦未考察社会发展的真实途径，只知今天仿效日本帝国主义式的教育，明天仿效美国资本主义式的教育，建筑华美的教室，装璜商业式的校门，把教育看成是装饰品，可远观可欣赏，其奈无“实用”何！[17]
简冠三认为当时的教育设施、制度等是装点门面的东西，教育成了装饰品。昂贵的教育设施花费巨额经费，却使得劳苦人民对教育望而却步。热情知识分子提倡的普及教育和补习教育也随着人民的贫苦加剧而收益甚微。经济的愈益衰落和教育经费的增加成反比。因此，这样的教育根本不是中国经济能力所需要办、所能办的教育。
总之，外国化的新教育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几乎没有裨益。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城市化的国家，需要的不是这种城市化的教育。因此，外国化的教育是一种装饰品，不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促进中国社会发展。
第二，“学非所用，用非所学”
城市化的教育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的结果，这样的教育要培养大量的熟练工人以适应其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这种教育迎合了其社会需要。但是，搬到中国来就出现问题了。中国以农业为主，工业不发达，这样的教育不适合中国国家和社会的需要。结果，“现在的学生是在学日，学美，学英，弄得一塌糊涂。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所以许多大学生都在失业，而国家复闹人才缺乏的恐慌。人找不着事，事找不着人，这是充分去模仿外国的结果，整个教育因此破产。”[18]学生在学校里所学的东西根本不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而中国社会又极度缺乏人才，“人找不着事，事找不着人”。而且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对发展农村社会和经济人才的需要尤其迫切。因此，晏阳初认为如果中国教育普及的话非亡国不可，“并非愤激之谈”。“因为农村青年，未入学校以前，尚能帮助他的父母，拾柴捡粪，看牛耕田，不失为一个生产者，可是一旦入了学校，受了一些都市文明的教育， 他简直变成一个在乡村不安，到都市无能，不文不武的无业游民。”[19]
当时，中国处于亡国的紧急关头，迫切需要人才来挽救中国的危机。而学生在学校里所学的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毕业就面临失业，这更加剧了社会问题，而中国又因为缺乏人才而愈益贫困混乱不堪。
上述两种现象是外国化的新教育在中国出现问题的主要表现，也就是说新教育的问题的关键就是盲目抄袭外国的教育，而没有顾及中国的社会需要。对此，范云龙的总结非常犀利。他说：
此种体无完肤生机断尽之病象其最严重而紧要者：第一是抄袭；第二是空虚；第三是敷衍。中国三十年来的新教育，其开始也如此，至今还是如此，学制的变更是抄袭；宗旨的改换是空虚，一切的设施是敷衍。因为抄袭，采之失其精神，用之不切国情，因为空虚，言之不得边际，行之不得着实；因为敷衍，办理失其真意，改革在其枝节。过去教育的失败，现在教育的病象，一言以蔽之，就在抄袭空虚与敷衍。因抄袭而空虚，因空虚而敷衍，因敷衍而抄袭，辗转相循，因果迭生，其病日笃，其治无望。中华民族现在的痛苦，这种教育，实为厉阶；中华民族将来的生命，这种教育，实促其亡。[20]
中国教育的病根在抄袭，由于不顾国情盲目抄袭促成了教育的“空虚”，即教育内容和社会实际情况不相适应。这种教育因为没有立足中国国情，办理教育的基础出现了偏差，所以历次改革只是枝节上的修修补补，无益于改变外国化的局面。这样的教育，“所学非所用”，长此以往，对中国的教育和社会发展不仅无利反而有害。
需要澄清的是，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是必要的，是有利于本国发展的。许多教育家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近几年来，外国留学生来的日多，关于外国的教育夫妇介绍进来的也不少；我们诚不能不说没有进步。……但现在的中国，科学极不发达，借材异地，自是不可免而很重要的事。”[21]对于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等方面都较落后的情况，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是不可避免的，舒新城强调这也是很重要的。而事实也正是这样。正因为引进才使得中国有了现代教育体系，撇开社会趋向不说，单说教育的发展完善来看，新教育虽然在不断的模仿中进步，如果不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而仅靠自己在社会发展中摸索的话，可能中国的教育要达到当时的发展阶段还需要摸索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关键存在一个立足点的问题，中国的教育必须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正如曹刍所说：“所以政治家，或教育家，或一切社会人士，要谈教育，要为教育策划，其下手处固须借镜于教育设施有成效的国家的制度方案，但根本要在群众潜隐的形态中探索、检查、发现、用作策划的根据。中国以往的教育太注意于前者，完全忽略后者；现在还有这种毛病。现在我们来讨论中国教育出路，却不可再蹈故辙了。”[22]可见，对于外国的教育，并不是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借鉴外国的先进教育经验是必要的，当然借鉴不等于照搬。因为解决的是中国的问题，所以出发点和落脚点还要回到中国的教育和社会现实中来。这一点陈耿光分析的很好。他这样认为：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学校教育绝对不宜于中国，不过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下，是否可以将别国制度搬过来照样应用，那决不能没有疑问。教育不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东西，是必须与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怎样的社会环境必须采用怎样的教育；反之，惟有怎样的教育才能维护怎样的社会。老实说，教育与社会环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不能分开。教育事业虽然可以改造社会环境，但教育本身还只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不明了社会的实际情形，把别个社会所产生的教育制度硬搬过来安上去，无异于削足就履，是必败无疑的。[23]
教育和社会不能截然分开，二者是互为因果的。教育产生于社会，是改造社会的工具，它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如果不明了社会的实际情况照搬外国的教育势必就成了“削足就履”。[24]因此，不是说外国的教育制度在中国绝对不能施行，而是要结合中国社会改造而并非盲目照搬。舒新城也曾强调说：“外国发见一种新制，都有其特殊的历史，我们决不相信照样搬过来，就可以施行，也不相信件件东西都可行于中国而有利，不过一种新方法或新制度的发见，除了适应环境的机械办法外，必有它的特殊原理原则。此原理原则虽不能推之四海无疑，行之万世皆准，但我们同处于一个时代的人们，总有几分可以参考，可以采用。”[25]外国的教育制度可以为我所用，但是一定要坚持一个原则——参考。对于外国的任何一种新的教育制度都要先考察其产生的背景和原理原则，将其适应时代发展的东西拿来作为我们教育改革的参考，而不是不顾社会情形的一味照搬。
可见，并不是因为外国的东西在中国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教育家就对其完全排斥。他们都认识到处于近代的中国不能抛开西方的东西而完全创立自己的教育，外国的教育可以作为我们教育改革的借鉴。只是要把握一个原则，面对中国的问题，要把外国的教育作为我们教育改革的参考而不是灵丹妙药。我们要对外国教育进行深入分析，为我所用，用来为建立我国的现代教育服务，而不是盲目照搬。
注 释：
[1]庄泽宣：《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中华书局，1938年10月版，第21页。
[2]庄泽宣：《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中华书局，1938年10月版，第21页。
[3]舒新城：《中国教育建设方针》，中华书局，1937年。
[4]宋恩荣编：《晏阳初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70页。
[5]许崇清：《“西化”“世界化”与“中国本位”》，《中华教育界》第23卷7期，1936年1月。
[6]许崇清：《“西化”“世界化”与“中国本位”》，《中华教育界》第23卷7期，1936年1月。
[7]常乃直：《外患声中教育界应有的觉悟》，第17卷第5期，1928年5月。
[8]古楳：《现代中国及其教育》（下册），中华书局，1936年10月，第314页。
[9]李璜：《本国化的教育与外国化的教育》，《中华教育界》14卷7期 1925年7月。
[10]常乃直：《外患声中教育界应有的觉悟》，《中华教育界》第17卷第5期，1928年5月。
[11]高卓：《今后教育所应取的方针》，《教育杂志》第16卷第12号，1924年12月。
[12]范云龙：《今日研究教育者应有的觉悟和认识》，《中华教育界》第19卷第2期，1931年8月。
[13]陈耿光：《中国农村与教育改造》，《教育杂志》第22卷第12号，1930年12月。
[14]李璜：《本国化的教育与外国化的教育》，《中华教育界》14卷7期 1925年7月。
[15]唐珏：《我国今日所需要的中学校》，《教育杂志》第17卷第6号，1925年6月。
[16]雷沛鸿：《中国教育的新要求》，《教育杂志》第22卷第4号，1930年4月。
[17]庄泽宣：《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中华书局，1938年10月版，第16页。
[18]简冠三：《由经济的立场观察中国的近代教育》，《教育杂志》第22卷第10号，1930年10月。
[19]宋恩荣编：《晏阳初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70页。
[20]宋恩荣编：《晏阳初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第66页。
[21]范云龙：《今日研究教育者应有的觉悟和认识》，《中华教育界》第19卷第2期，1931年8月。
[22]舒新城：《现在教育界所急需的人材》，《教育杂志》第15卷第11号，1923年11月。
[23]曹刍：《从群众潜隐的形态中寻找中国教育之出路》，《中华教育界》第19卷第3期，1931年9月。
[24]陈耿光：《中国农村与教育改造》，《教育杂志》第22卷第12号，1930年12月。
[25]舒新城：《什么是道尔顿制》，《教育杂志》第14卷第11号，192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