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科学社的创办与影响

曲铁华袁媛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摘要：中国科学社是中国第一个综合性学术团体，由一些留美学生在美国创办。本文分析了中国科学社的创办缘起，认为早期的科教兴国思潮和清末的留学教育为其产生提供了温床，而留美学生所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的中西差距起了直接的催生作用，国外学术团体的组织形式也给了创建者灵感。中国科学社通过创办《科学》杂志、译著书籍、举办通俗科学演讲、创立科学图书馆等等措施普及科学，产生了一些重大的影响。如，直接推动了科学教育思潮的兴起，为其他学术团体的创办提供了榜样等等。中国科学社从创立到辗转回国到最后解散，历时四十多年，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中国科学社；创办；影响

中国科学社1914年6月创建于美国康奈尔大学，1918年迁回国内，1960年在上海正式宣告解散，先后经历了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它是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的自然科学学术团体，在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一直致力于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普及，促成了近代中国科学的产生、发展与兴盛，为中国现代科学的创立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一）

作为中国第一个综合性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没有在国内创建，而是诞生于大洋彼岸的美国；创办者也不是官方部门或国内学术名流，而是胡明复、赵元任、任鸿隽、杨铨、周仁、秉志等一些在美国学习的庚款留学生和“稽勋”留学生。由此，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科学社的创办同国外的种种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首先，早期“科教兴国”思潮的涌动与清廷派遣留学生的举措为中国科学社的诞生提供了土壤。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与其后被迫打开国门开放通商口岸，使国家与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与变局，也让上至朝廷下至一般民众的社会各界目睹了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奇技淫巧”般的“声光化电”。这一切促使有识之士放眼寰球，认真省察中西差距及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喊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以御敌的学西保国思潮初现端倪。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国家愈发陷入深重的存亡危机，洋务运动兴起。洋务派认为，若想摆脱国难危机，自强比“制夷”更为重要，而救国、强国、富国之急务，就是学习西方。所以，与早期主张“制夷”的开明地主相比，洋务派的观点与所采取的措施显得更加主动和开放。他们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创办了外国语、军事、技术实业等类型的洋务学堂约30所。这些学堂以“西文”、“西艺”为主要教学内容，改变了中国沿袭了数千年的只重经学教育的陈规旧制，带来了物理、化学、矿务、航海等等新兴学科。更为重要的是，在洋务派的极力主张下，清政府先后向美国、日本派出了为数不少的留学生，以更加全面和深入地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这一举措开近代中国官派留学之先河，为后来庚款留学生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在这一时期，“科教兴国”思潮逐渐生成、发展。

中日甲午海战后，民族危机急剧加深，维新运动蓬勃兴起，但很快就在封建顽固势力的绞杀下惨遭失败。其后，在严酷时势的逼迫下，风雨飘摇的清政府实施新政。“维新”和“新政”虽大相径庭，却都十分重视讲求西学，力图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技术而培养新式人才以振兴国家，改革措施中都有“兴西学、办学堂”一项。朝廷的政策措施和思想界的呼声相得益彰，“科教兴国”思潮在这一时期发展到一个高潮，日益深入人心。最为重要的是，在清末新政的激励下，近代留学教育骤然勃兴。1908年美国提出退还庚款以兴留美教育之后，留美学生人数较以往大大增加。这在客观上为中国青年学生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西方先进的科技和巨大的中西差距提供了机会，为后来中国科学社的创办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其次，留美学生亲眼目睹与亲身经历的中西差距直接催生了中国科学社。

留美学生走出国门来到美国后，面对的完全是一个全新的现代世界。20世纪初的美国在物质上工农业发展迅猛，工厂林立，机器轰鸣，高楼林立，道路纵横交错，经济发达；在精神层面上，民主与法制也日益健全，民众思想开放、先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的中国一方面仍旧处于落后的农业社会，并且仍然采用落后的一家一户式耕种方式，所用器具仿佛几千年没有更新，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广大农民挣扎在赤贫线上；另一方面，政局动荡，战争频仍，加之自然灾害的侵袭与帝国主义的盘剥，国民几乎都只是在苟延残喘般地营生活，思想保守落后，有着宿命般的消极。再加上民初掀起的尊孔复古逆流，一片乌烟瘴气。一名留学生在给友人的信中对此进行了简述：“美国物质上之文明，与我国相去固不可以道里计，而其精神上文明尤有可惊异者。”[1]

在学校内部，美国的大学在师资力量、教学管理、实验设备和图书器材等方面都比较完备，而且“从一开始，大学的思想方式上就有一个重要的革新，即接受一种以研究为基础的教育体制”，即重视科学研究水平和教授的创造能力，其结果是建立起完善的教学与科学研究体系。[2]康奈尔大学的课程设置就相当完备，以农科、土木工程和机械工程为最著。农科前两年学习英文、植物、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物理、生理等课程，后两年选科，可选习农业、化学、畜牧、昆虫学等；土木工程第一年学习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化学、绘图、制图几何、浅近测量等基础学科，第二年学习地质学、工程力学、工程实习、绘图、测量、建筑几何、化学分析，第三年学习理财、铁道工程、建道计划、水力学、工程难题等，第四年学习测地术、制图术、供水法、电机工程等；机械工程可开设解析几何、微积分、化学、测图、工程力学等课程，还设有大量的实验课。[3]师生关系上，“教师与学生无不亲近而浃洽，故教师之德行，日灌溉浸淫于学生”[4]，这些一方面对留学生全面而系统地学习科学知识，培养和树立科学精神，形成崇尚科学、以科学为指导的思维方式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充分意识到了国内科学之不兴，缺乏系统的科学介绍、宣传与教育，科学研究的展开则更为匮乏。

通过中美两国的差距之比较，留美学生认为“今试执途人而问以欧、美各邦声名文物之盛何由致乎？答者不待再思，必曰此食科学之赐也。”[5]即美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得益于重视科学、发展科学，科学在物质文明、人生、道德、民风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国人失学之日久矣，不独治生楛窳，退比野人，即数千年来所宝为国粹之经术道德，亦陵夷覆败，犹不足以图存，矧其在今之世耶。……然使无精密深远之学，为国人所服习，将社会失其中坚，人心无所附丽，亦岂可久之道。”所以，留美学生认为，“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惟科学乎。其惟科学乎！”因此，“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过屠门而大嚼，不如归而割烹”，[6]留学生们决心向国内传输科学。

再次，国外的学术团体，尤其是英国皇家学会给了创建者们具体的灵感。

其时的美国科学学会发展非常蓬勃，“美国之专门家，皆有学会，……故虽散于数千里之外，呼应极灵，研究之事以相互鼓励而愈进，学问之事以相互讨论而愈明。”中国由于没有这种学会，“如在汪洋之中，不知舟之所向，已回国之留学生……无学会为之联络，故四散而势散，事多而学荒”，在美留学生也因“无学会为之联络”，“故输进学识之事不能举办，专门相同之人不易相知”。[7]任鸿隽对组织科学社团传播、发展科学的重要性指出：“然何必组织团体乎？……譬如外国有好花，为吾国所未有，吾人欲享用此花，断非一枝一叶搬运回国所能为力，必得其花之种子及其种植之法而后可。今留学生所学彼此不同，如不组织团体，互相印证，则与一枝一叶运回国中无异。如此则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均无移植之望，而吾人所希望之知识界革命必成虚愿。此科学之所以有社也。”[8]当时的欧美学术团体有两种不同的模式，英国皇家学会模式和法国皇家科学院模式。前者属于民间学术研究团体，没有实体性的研究机构，会员分散于各地，定期讨论并创办刊物进行交流，经费来源于会员所缴会费和社会各界资助，不依赖于国家财政支持，会长由会员选举产生；后者由国家建立，由国家财政支持，属于国家机构之一。中国科学社“开始组织时，是以英国的皇家学会为楷模的，即除了介绍科学之外，它着重实行科学研究，并为民众公益事业服务。”[9]

一言以蔽之，中国科学社的创办是“内困外交”的结果，国家民族的危亡和民生的困顿凋敝是中国科学社创办的根本原因，而美国退款兴学的决定、国内留美学生的派遣、留学生在美国受教育期间所见所闻之中美巨大差距和所学所成的科学知识与科学精神直接决定了中国科学社的创办。因此，可以说，当时的中美教育交流促成了中国科学社的诞生。

（二）

中国科学社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学术团体，也是教育团体，它一系列的科学传播活动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第一，中国科学社促动了其他学术社团的成长。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科学社团，中国科学社对其他学术社团的成立和发展起着榜样或示范的作用。在其影响下，科学团体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获得了全面发展。

首先，各专门学会纷纷成立，如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化学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数学会，等等。其中最主要的科学团体达到42个之多，成为科学发展的有力杠杆。[10]这些学会中的成员多系中国科学社社员。并且，大多学会在具体的运作程序上也效法中国科学社，制定会章，规定各类成员的专业标准及其权利与义务，组成董事会、理事会或评议会等机构，发行会刊，举行年会进行学术交流等。其次，一些综合性社团，如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技术协会等在组织机构上也都借鉴中国科学社的经验。

另外，中国科学社对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国立专门科研机构的成立与发展也颇有影响。首先，中国科学社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央研究院的成立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1926年，中国科学社派代表参加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三届泛太平洋科学评议会，但由于中国科学社属于民间团体，所以会后据任鸿隽回忆：“此次太平洋会议，不让中国加入，他们唯一的借口，就是中国没有一个代表全国的科学机关。……我们在东京的时候，每每有人问：你们中国有学术研究会吗？我们的答应是：没有。他们再问：那么，你们有科学院吗？我们的答应还是：没有。说到第二个‘没有’的时候，你可看得见失望或轻蔑的颜色，立刻出现于你的问者面上，你自己的颜面上也不免有些赧赧然吧？”他呼吁“到了时机勉强成熟的时候，希望我们有这种相当的组织” [11]这个颇具国耻色彩的事件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的科学界，极大地推动了中央研究院这一国立科研机构的成立。在成立中央研究院的40位筹备委员中，只有5位不是中国科学社社员。在蔡元培主政期间，很多中国科学社社员应邀到中央研究院工作，4位总干事中有3位该社社员，15位所长中有13位是该社社员。[12]中国科学社为中央研究院积聚了大量的人才，迅速扩大了研究院的社会影响。

中国科学社带动了一大批科学社团的成长，它具体的组织机构、运作方式、规章制度等也被频频效法，如召开年会、创办会刊、设立奖学金等等，这些正是科学体制化的表现。所以，中国科学社为推进近代中国科学的体制化进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科学真正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科学体制的形成，一个国家科学良性发展的前提和保障之一也是科学体制的形成。因此，中国科学社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上有着深远的光辉影响。

也正是因为在中国科学社的影响下科学团体纷纷建立，科学研究日益勃兴。更为重要的是，从创建之日起，中国科学社就致力于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等等方面的传播，在其努力下，科学观念日趋深入人心。再加之中国科学社的很多社员就直接投身于教育文化事业，所以，这一切带来了中国科学社的第二个影响，即引领了科学教育思潮的兴起，大大影响了“科学教育化”和“教育科学化”。

中国科学社自成立起就有浓厚的科学教育机构的意味。其成立之初没有宣言和公告，只有一个《缘起》和一个《科学社招股章程》。《科学社招股章程》中规定，中国科学社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缘起》中声明：“相约为科学杂志之作，月刊一册以饷国人。专以阐发科学精义及其效用为主”。[13]《科学》杂志分通论、物质科学及其运用、生物科学及其运用、历史传记等栏，宣传的内容主要围绕五个方面。第一是传播科学理念，注重诠释科学的内涵，介绍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宣扬科学的社会功效；第二是介绍科学知识与科学原理，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领域的新发现，电磁学、热力学、细胞学等新兴的分支学科，国外先进的科技发明，以及一些科学常识以纠正人们的错误认识，比如唐钺的《雷电说》、胡明复的《说虹》和竺可桢的《论早婚及姻属婚嫁之害》；第三是引进科学技术；第四是挖掘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整理中国自己的科学史，一则向世界展示，二则培养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第五是提倡科学教育，宣传科学于教育上的重要意义，第7卷第11期特辟“科学教育号”，由知名专家撰文阐述改良教育的具体主张，包括师资改良，加强女子教育，改进学科教学法，等等。《科学》上所发表的文章都不艰深，所用语言通俗易懂，有利于非专业人员阅读、理解，从而实现其宗旨。此外，中国科学社还通过发行《科学画报》，编译科学书籍，举行通俗科学演讲等，多途径、多渠道传播科学知识，对国人进行基础的科学教育，从而开阔了国人的知识视野，在潜移默化中移除传统的迷信、愚昧观念，使科学观念渐渐深入人心。

由于中国科学社一系列的科学宣传及其自身对“科学教育”的直接倡导，通过教育使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儿童掌握科学知识与科学方法，形成科学态度及科学精神渐趋成为思想界的强音。所以，目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教育思潮的形成与中国科学社有紧密联系。

任鸿隽作为中国科学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科学社存在四十余年间最主要的负责人，其思想在科学教育思潮的形成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任鸿隽重视科学教育，主张将科学引进学校教育内容，认为随着科学的发展，学校设置的科学课程的门类也应该日渐增加，内容不断丰富。任鸿隽认为，“科学于教育上之重要，不在于物质上之智识而在其研究事物之方法；尤不在研究事物之方法，而在其所能与心能之训练。科学方法者，首分别事类，次乃辨明其关系以发见其通律。习于是者其心尝注重事实，执因求果而不为感情所蔽，私见所移。所谓科学的心能者，此之谓也。”[14]由此可见，任鸿隽不仅重视科学的内容，更重视以教育培养理智、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科学精神。他的科学教育观有三大要点，一为科学知识的传授，二为应用科学方法研究教育，三为训练培养人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自此，“科学的教育化”和“教育的科学化”成为为教育界人士共识的科学教育思潮的基本内涵。“科学的教育化”是指科学应通过教育传播给民众，学校应设置科学课程，在教学中运用科学方法，重视学生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的培养与训练；“教育科学化”是指要将教育作为一门科学，运用科学的方法，本着严谨的科学态度与求真的科学精神加强对教育进行科学研究，从而提高教育自身的科学性，具体包括儿童心理和教育心理研究，各种心理和教育统计与测量的试验及量表的编制应用。

1923年，“科玄论战”发生，问题的焦点是科学与玄学孰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玄学派”认为科学教育只能解决人的理性与“身”的问题，而意识形态、道德、情感、意志等“心”的问题则必须由玄学来解决，“科学派”的观点则不然。中国科学社的很多社员都参与期间，但虽然都属“科学派”阵营，观点却不尽相同。丁文江认为科学是由于它“科学的方法”才“万能”、“普遍”，而不是因为科学知识本身，所以，在他看来，“求真”的科学能使人获得求真理的能力、爱真理的诚心和生活的乐趣，所以科学能解决所有人生观的问题，是教育和修养的最好工具。任鸿隽认为科学可以发生各种伟大高尚的人生观，因为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永无止尽、至善至美至真的真理，所以研究科学的人都有一种勇往直前、不存偏见私意的人生精神。胡适大声疾呼“中国此时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上科学带来的‘灾难’。……至于‘人生观’，我们只有做官发财的人生观，只有靠天吃饭的人生观，只有求神问卜的人生观……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信仰科学的人看了这种现状，能不发愁吗？能不大声疾呼出来替科学辩护吗？”[15]“科玄论战”最后以科学派的胜出而告终。这是中国文化思想界一次著名的论战，吸引了当时学术界的众多名流，影响非常深远，“科学派”的胜利极大地加快、扩大、加深了科学教育思潮的传播，推动了科学教育运动的蓬勃开展。

此外，中国科学社的很多社员直接投身于教育领域，如陶行知、陈鹤琴、廖世承、朱经农、程其宝、高阳、刘廷芳等。他们一方面在中小学包括幼稚园中积极开设科学类课程，实施科学教育；另一方面引入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教学方法，大胆探索，积极尝试，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形成了自身著名的教育理论，如陶行知的小先生制，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廖世承的教育实验研究，等等。他们认为教育是科学，应该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廖世承、陈鹤琴、刘廷芳等积极倡导教育测量和心理测验，一方面在高校开设相关课程，传授统计测量原理，培养专业人才，另一方面以南京高师和北京高师为基地，形成南北两个研究工作中心，南京高师理科、工科、农科教授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社员。1921年，廖世承、陈鹤琴合编出版了《智力测验法》，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智力测验方法。次年，测验编制进入高潮。陈鹤琴还通过对自己儿子的追踪研究，运用观察、实验的方法，写成了《儿童心理之研究》，对我国儿童心理发展及教育规律的研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直接参与科学教育的社员们力行科学教育化，培养了大量新型人才，促进了中国教育、教学管理的科学化，推动了科学教育的形成。这不仅对当时是莫大的影响与贡献，而且在今日也有极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为当前教育事业的科学性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第三，中国科学社促进了中外教育交流，并对当时中国的教育改革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0年9月，中国科学社在上海青年会欢迎来华考察的法国前国务总理班乐卫一行，并请其为社员演讲“中国科学与教育问题”。班乐卫在演讲中提出，当前的中国应该在全国组织初级教育，除小学教育外扩张专门教育，“作为开办一切工程实业之预备，并采取世界最新颖最适宜之法，以及应生上之种种机械，流行国中，以促成文明之进步。”[16]

在1922年召开的中国科学社第七届年会上，胡敦复主持科学教育讨论会，美国渥海渥大学教授推士、社员王岫庐分别论述了中、美中小学教育的不同状况及改进中国教育的方法。经过交流中美两国中小学教育状况和将二者进行比较，有社员提议，中国科学社有改进中国教育的责任与义务，其途径之一就是规定中学科学教师的参考书目，规定中学应设有的各科学实验目录及所需仪器与价目单。[17] 这次会议的部分精神对1922年的学制与课程改革颇有影响，如在学制上，“新学制”采用了美国式的六三三分段法；在课程上，加强了实际能力的训练等。

1924年10月21日，中国科学社理事会举行大会，正式通过了规定中学教学教员参考书目及编订科学实验指南与设立实验研究委员会两案，还特别选举了科学教育委员会委员。这无疑将对当时中国教育在那一时期内的改革更新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推士在访期间还对中小学校教学法提出了八点具体的改进建议，包括将讲演时间减少，使占该学科教授时间的20%—40%；学生必须有个人之实验练习，实验时间须占该学科教授时间的40%，至少亦须每星期一次，1次两小时；教授科学时间50%当用于问答或讨论式之教学研究，师生一致参见讨论，等等。这对中国中小学教学法的改革与改进给与了事无巨细的指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重要的实践价值，值得中国教育界认真反思与借鉴。

总而言之，中国科学社不论是对近代中国科学体制化的形成，还是对科学在国民大众中的普及，以及积极进行中外交流、改革教育等方面都有极大的贡献与影响，它在中国科学发展史和科学教育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