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玉
（安徽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摘
要：吴汝纶是我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者之一，尤其是他的日本教育考察对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清末新学制的建立产生了直接影响；主张“兼包新旧”，对我国近代教育观念的更新具有积极意义；延聘外国教习，对近代中国师范教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关键词：吴汝纶；日本教育考察；西学；教育近代化
吴汝纶（1840—1903），安徽桐城人，字挚甫，同治进士，授内阁中书，是清末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大师和杰出的教育家。吴汝纶曾师从曾国藩，成为曾门四子之一，受李鸿章重用，成其幕僚，“时中外大政，常决于国藩、鸿章二人，其奏疏多出汝纶之手。”[1]在他任直隶深州、冀州知州时，“其治以教育为先……民忘其吏，推为大师。”[2]吴汝纶不仅国学造诣深厚，也颇重西学，曾明确指出：“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吾国所独优。语其实用，则欧美新学尚焉。博物、格致、机械之用，必取资于彼，得其长乃能共竞。”[3]吴汝纶正是以这样的远见卓识，借清政府决定整顿京师大学堂之机，主动请赴日本考察教育，其考察所得汇成的报告稿《东游丛录》，实际上成了我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指南。吴汝纶在清末教育改革和学制制订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方向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一、吴汝纶赴日考察的动机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在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深的民族危难之际，吴汝纶清醒地认识到创办新型学校培养人才的重要，他说：“国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兴在乎作养。今日之积弱不振不在兵败，不在饷竭，而在吾国人才不足与外国相抵及。今再不作养永无人才足用之时。”[4]他认为，“兵战”、“商战”并不是强国御侮的根本大计，必须兴学堂、育人才、提高国民素质，这才是振兴民族之基。在他看来，中国所谓“人才奇缺”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士子，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呆板、因袭和没有创造精神的人，他们只会做堆砌骈偶华丽词藻的文章，非经国济民之才，更不是新时代所需要的新式人才，无法满足已经变化了的社会需求。故此，培养和造就新式人才已成为当务之急。
在吴汝纶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人才辈出，就在于其教育先进，学校林立，“化电声光之微妙，格致制造之奥邃，内治、外交、兵谋、商政、公法、国律之权变，无一不出于学，无所不适于用”[5]。因而，他认为学校是培养人才的理想场所，“人才之兴，必由学校”，“学校不兴，人才不出”，国家就会有“殄瘁之忧”。[6]因此，他认为必须举国上下广立学堂，振兴教育，而改革的主旨在于培育人才，“无人才则无中国”。为此，他提出了培育人才的四种途径，即“兴学”、“译书、“阅报”和“游历”，其中又以“兴学”最为重要。在吴汝纶看来，实现兴学的目标，要做的事主要有两件：第一：以废除科举制来改革选拔人才的制度。当时，清代的教育制度仍沿袭明制，学校教育与科举相辅而行，其学制和内容完全服务于科举。晚清之际，由于科举制度的腐败衰落，学校有名无实，要创办新型学校，培养和造就有用之才，必须彻底废除旧的科举制度。吴汝纶指出：“非废科举，重学校，人才不兴。”[7]吴汝纶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仍沿用科举考试的办法来选拔人才，那么学堂的学生就不会去认真钻研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因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的经、义之学，基于这种认识，吴汝纶曾直言不讳地说：“如科举不改，士皆专心八股，无暇他学，最足败坏人才。”[8]第二，导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新教育的教学内容。要学习西方，首先必须了解西方。寻求教育兴国之道，是吴汝纶这次走出国门的主要目的。但吴汝纶倡导以日为师，以日本为考察对象，强调清末教育创新应该以日本为学习模式，既与他对一衣带水的日本早有初步了解有关，更与明治维新的成功改革使日本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对中国具有极大启示和借鉴作用密切相联。
吴汝纶充分肯定明治维新对日本教育改革的推动作用，认为日本“广建学堂，变通教法，振国势而臻富强，自明治维新治。”经过几十年的学习欧美新法，日本“学制大备，欧美人多艳称之。” [9]在吴汝纶看来，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础的德育教育与以西方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智育教育相结合的日本模式，应该是中国近代教育创新效法的理想模式。另外，吴汝纶还认为中国人学习日本比较容易，掌握运用日文是通往西学的一条捷径。认为“东文若通即能渐通西学，而西学要书日本皆已翻译”。[10]正是基于这种思想认识，吴汝纶在初步答应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之际便提出了赴日教育考察的请求。
二、吴汝纶日本教育考察概况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初三，63岁高龄的吴汝纶率团东渡日本考察学务。随行人员中包括京师大学堂提调、浙江候补道荣勋（军机大臣荣禄的侄婿）和大学堂提调、兵部员外郎绍英等5名文武官员和16名学生以及莲池书院附属东文学堂教师、日本人中岛裁之。日本方面对吴汝纶的考察也极为重视，作了周密的安排。在日期间，吴汝纶一行的考察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实地考察日本各级各类学校。在日期间，吴汝纶足迹遍至日本长崎、神户、大阪、京都、东京等地。在日本外务部和文部官员陪同下，他先后参观了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师范学校、工学校、农学校、高等商业学校、女子美术学校、女子职业学校、陆军幼年学校、炮兵学校、士官学校及同文书院在内的各级各类学校44所。在考察过程中，吴汝纶对每一所学校都怀有浓厚的兴趣，考察务求深入细致。从学校课程设置到校舍构建，从课堂到实习、实验场地，从教学经费来源到教职工的薪俸，从学生餐厅到学生宿舍。举凡与教育、教学活动有关的一切内容无不纳入其考察视野。李景濂曾撰文形象地刻画吴汝纶精审的态度：“至则冒盛暑考察日本各校，日辄数十区。自讲堂教室以至一椽一桷之微，自图籍仪器以至一名之物之细，靡不详览精研。”[11]在每日考察之余，吴汝纶将所见所闻一一记入日记当中，其子吴闿生称吴汝纶在东京期间“考核学事，文书山积。”[12]其敬业精神和历史责任感由此可见一斑。
2、赴日本文部听取教育专题讲座与介绍。在日本考察期间，吴汝纶还参加了日本文部为其专门开展的教育讲座或专题介绍19次。这些讲座在内容上涉及教育行政、学校管理、教育教学方法、学校卫生、教学设备、日本学校制度沿革及欧美各国小学校学科课程等诸多领域。主持讲座的，大多是在日本从事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多年且声誉卓著的教育家、文部官员和学者，如松村茂助、三岛通良、野田义夫等。这些讲座在内容上直接与中国即将进行的教育改革相联系，对于吴汝纶更好地认识、把握日本教育的历史与现状，从而为正在走向近代化的清末教育改革提供了相当有益的借鉴；同时，日本近代教育走向普及化、标准化、科学化的有益尝试更使吴汝纶对“西学”的认识进一步加深，这种学习的机会，对于许多中国学者来说是求之不得的。
3、广泛接触日本政治界、教育界官员和学者，虚心讨教教育问题，尤其是中国教育改革的问题。依吴汝纶日记所记有：东京帝国大学总长山川健次郎、外务大臣小村寿太朗、文部大臣菊池大麓、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华族女学校长下田歌子、东亚同文会副会长长冈护美、外务省总务部长珍田舍己、教育家伊泽修二、宪政党总裁大隈重信、前文部大臣滨尾新、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长井上哲次郎、枢密院顾问官副岛种臣、法务大臣清浦圭吾、政友会总裁伊藤博文等。访日期间，吴汝纶一行还破格受到明治天皇的接见，这在近代中国考察日本学务潮流中实属罕见。吴闿生回忆道：“先君官不过大夫，非盟聘专使，无觐见国君之例，日主明治特延见示敬。”[13]应该说，这种礼遇，既与吴汝纶清末硕学地位有关，更与他在花甲之年忍辱负重、身体力行、谦逊好学的精神引起日本朝野的震动有关。
考察期间，吴汝纶除了撰写详细的考察日记外，还写了大量的信函回国，及时向张百熙汇报考察所得，并将收集到的教育情报及日本教育界对中国教育的意见和建议，结合自己的心得、设想告知京师大学堂的主要官员。此外，他还为大学堂物色了服部宇之吉、岩谷孙藏等日本教习，又推荐留日学生范源濂等任助教；他对留学生戢元丞等设立的教科书译辑社大加褒扬，要求朝廷给以奖励；他着力收集学校建筑物模型、图纸；与学制制订关系最密切的日本学校章程、课表、经费表等等，他也通过各种渠道设法收罗齐全，及时提供给国内制订学制的诸位同仁。在考察即将结束时，吴汝纶汇集考察所得，整理出版了十余万言的《东游丛录》（归国前就由日本三省堂书店于1902年10月17日出版）。《东游丛录》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文部听讲，记述教育行政、教育大意、学校卫生、学校管理法、教授法、学校设备、学校教育沿革并附欧美各国小学校学科课程；第二、摘抄日记，起于5月15日至9月6日（阴历）；第三、学校图表，如东京大学员数度支表、西京大学预算表、东京府立中学校学则课程度支成绩表、西京寻常中学宿舍规则、东京富士县小学校略图、私立女子职业学校概则、现行学校系统、高等学校预备科课程表等19幅；第四、函札笔谈，收录了日户胜郎、望月兴三郎等人来书，九州《日日新闻》、东京《日本新闻》等报的译文及与日本教育名人的谈片（由他人作的记录）等共28篇[14]。吴汝纶撰著该书，其意十分明确，就是要将日本考察所得集录下来，呈管学大臣在推行教育改革时“以备采择”。[15]
三、吴汝纶赴日考察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吴汝纶一行将近4个月的赴日教育考察，像他在给张百熙的信中所言：“辰承遵命，渡海东游，视察学制，居处三月有余，仍未得要领。”[16]其实，吴汝纶视察日本以后的教育改革思想已基本上在这封信中表白出来了，其要点似可概括为：其一，培养教员，“窃谓吾国开办学堂，苦乏教员”，“谓救急办法，惟有取我高材生教以西学，数年之闲便可得用。查日本初时，令各藩送士人入大学，谓之贡进生，意也如此。今所开师范学校适与符契，即明年开大学堂，恐仍须扼定此指”；其二，普及基础教育，“欲令后起之士与外国人才竞美，则要由中小学校循序渐进，乃无欲速不达之患。而小学培养成大中学基本，乃是普及国人而尽教之，不入学者有罚。各国所以能强者，全赖有此”；其三，统一语言，“此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日本学校必有国语读本，吾若效之，则有省笔字，不可不仿办矣”；其四，兴办实业学校，“若初办大学堂之专科，……政治法律之外，则矿山、铁道、税关、邮政数事为最急，海陆军法、炮工、船厂次之。此皆数年卒业即可应用者也”；其五，废科举，“其尤要者，教育与政治有密切关系，非请停科举则学校难成。”[17]
那么，吴汝纶考察日本教育后的这些意见究竟对近代中国教育改革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笔者认为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吴汝纶赴日考察对清末新学制建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1902年8月，张百熙制定《钦定学堂章程》时，吴汝纶已在日本考察，他并未直接参与这个章程的制订工作。但是，吴汝纶访日期间曾有6封信写给张百熙。他在信中所阐释的教育改革意见，也在章程中有所体现。例如，吴汝纶主张中西兼学、学制要缩短，故《钦定学堂章程》所规定的读经时间和内容相对的少些；在学制年限上，以初等教育来说，寻常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各为3年，这较之后来的《奏定学堂章程》所规定的初等小学5年级、高等小学4年，合计为9年的要短3年。
另外，吴汝纶在日本考察报告书《东游丛录》中不仅有28幅图表，而且还有“译教育法规中建筑准则”、“早川译中学设备一则”、“早川译学校清洁法”等，对学校校址的选择、校舍规格、教室要求、学生坐椅以及灯光和黑板的亮度及角度、清洁卫生要求等都有明确详尽的叙述。如在《奏定学堂章程》的《学务纲要》中就专有“各学堂建造须合规制”的款项，规定“外省大小各学堂，建造屋宇均宜求合规式，方能有益。查各国学堂，其布置之格局，讲堂斋舍，员役之室，化验之所，体操之院，实验之场，诵读之几凳，容积尺寸，光线之明暗，坐次之远近，屋舍联属之次序，皆有规制。一为益于卫生，二为便于讲习，三为便于稽查约束，皆系考验阅历多年而后审定者。凡游历外国者，固已亲见其规模式样。近来日本专绘印有学堂图，尤可取资模仿。若限于地势经费者，原可酌量变动。但其有关系处，万不可失其本意。虽不师其形，要必师其法。”[18]显然，吴汝纶的考察报告是被详加采纳的。
如果人们仔细翻阅一下《东游丛录》，再对照光绪二十九年颁行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并联系民国时期大中小学的分设，及学制、课程的设置等，便不难知道，吴汝纶此次赴日考察，对我国近代教育制度建设所起的推动作用有多么巨大。
（二）倡导“西学”，主张“兼包新旧”，对近代教育观念的更新具有积极意义。
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为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起了创榛斩棘的作用。到冯桂芬那里，不仅肯定“师夷长技”而且把“长技”明确提高到“西学”的地位。但是，真正将“西学”大规模运用到中国并影响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历程的却是“洋务派”所开展的“洋务运动。”但是，洋务教育活动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指导思想的限制，处在以封建传统为主体的大环境中的洋务教育，其成效自然是有限的，这是当时中国近代社会条件下教育发展所难以逾越的阶段。
吴汝纶曾长期接触洋务派，但最终却未能成为洋务派之一员，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对西学的理解已经超越了洋务运动精英们的思想。在《答薛叔耘》中，吴汝纶批评洋务派学习西学“重物不重人”的短视，“转移风气，以造就人才为第一，制船购炮，尚属第二”。[19]在《与陈右铭方伯》中，他又以“未入流”自嘲，以示自己同洋务派相区别：“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某一老布衣，清浊二流，皆摈弃不载。顷故以未入流解嘲也。”[20]应该说，吴汝纶对西学的先进认识使他成为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在他花甲之年还能以饱满的热情对日本学务进行考察，岂不正是他重视“西学”的最好明证？《癸卯学制》的形成明显带有模仿日本的痕迹，是非功过暂且不论，吴汝纶自觉成为近代西方学说在中国传播的实践者、先驱者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不正是吴汝纶倡导“西学”，力主新学，对中国教育近代化产生直接影响的例证么？
重视西学，以西学为主，主张熔中西学于一炉，这种“兼包新旧”、“中西合璧”的教育思想，不仅是吴汝纶教育革新思想的一大特色，而且比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又前进了一大步。这一思想在他亲创的桐城学堂的亲笔留题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他题写的匾额是：“勉成国器”；楹联为：“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他要求学生掌握中外学问的精粹，将来成为国家有用之才。正因为如此，他对兼长中西二学的严复称赞不已，在给严复的信中写道：“鄙论西学以新为贵，中学以古为贵，此两者叛若水火之不相入，其能熔中西为一冶者，独执事一人而已，其余皆偏至之诣也。”[21]提倡西学，是当时进步的社会潮流，它必然要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他们说什么采用西学是“礼失求野”，主张“不悖正道”。对此，吴汝纶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说：“天算格致等学，本非邪道，何谓不悖？西学乃是西人所独擅，中国自古圣人所未言，非中国旧法流传彼土，何谓礼失求野？……此等皆中儒谬论，以此偏见讲求西学，是所谓适燕而南辕者也。”[22]吴汝纶虽以旧学取得进士功名，却能审时度势，力倡西学，力主新学，强调“兼包新旧”，能如此有见地地提出这些适合时宜的教育革新主张，确属难能可贵，对近代中国教育思想观念的转变与更新具有深远的影响。后来蔡元培主持北大提出“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恐怕就是受到了吴汝纶的启发。
（三）延聘外国教习，对近代中国师范教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清末聘请日本教习来中国任教，虽有1896年京师同文馆聘用杉几太郎，1898年杭州创办蚕学馆也聘请了日本教习，但当时并没有明文规定和形成制度。清政府正式向日本提出招聘教习是在吴汝纶访日期间，且吴汝纶作出了不少的努力。吴汝纶一贯认为学校开设“西学”课程，特别是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课程，因国内没有师资故必须聘请外国人为师。为此，他也曾多次谈到可聘西方在华传教士为师。但他又指出聘请欧美教师所费甚巨，加之学生掌握西语比较困难，相比之下，聘请日本教师比较有利，其主要理由为：其一，聘请日本教师费用相对较少；其二，日语较易学得，便于教授；其三，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著作及教科书日本人大多译成日文。他说：“日本维新三十余年，教育规制不亚欧、美，其学校卒业人员最多，与中国临近，招延甚易。”[23]在日期间，他会见了服部宇之吉、岩谷孙藏等人，经考查认为他们适合于担任京师大学堂教习，于是便写信向张百熙推荐：“尚书先开师范学校、仕学院，实为扼要办法。所延服部、岩谷二君，此邦上下皆贺我得人，皆望能尽其用。”[24]由于吴汝纶的推荐，服部和岩谷先后来中国担任京师大学堂教习，其中特别是服部被师范馆聘为“正教习”（相当于教授——笔者注），讲授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课程，为中国近代师范教育作出了一定贡献。同时，吴汝纶还推荐留日学生范源濂任其翻译、助教，译述服部的讲义。后来，范源濂说：“将来如有人作中国教育史，叙述师范教育之起源，第一页就应当从服部博士所曾尽力之事业说起。”[25]
在日本考察期间，吴汝纶一方面与日本政府官员、教育家进行交谈，要求日本选派教员到中国来任职。这也正合日本之意，如日户胜郎给吴汝纶的信中说：“养成教员者，是教育上最先最大之急务也。……文相之意，方今之际，鄙国虽乏干济之材力，然欲为清国送良教员，正在妙选未定，又不日期应阁下之质问，予有所审虑碎心，待面谈吐胸中之见。”[26]在与日本帝国教育会会长辻新次的交谈中，辻氏谈及聘请外国教员，如若“始基之不慎，贻害於后学者匪浅。日本明治初年，迭受此种弊害，愿贵国勿复踏此也。”他还直接向吴汝纶提出：“窃拟募集鄙国师范生之卒业者，授以贵国历史地理，并告以风俗人情，及通行之语言。此假鄙国人士，养成贵国教员者也。”[27]由他所主持的帝国教育会专门设立了“清国派遣教员养成所”，负责训练来中国任教的教员。另一方面，吴汝纶又去信张百熙，力荐日本教员到中国任教。在吴汝纶的影响下，京师大学堂聘请了多位日本教师开设各门课程，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教授物理学和数学的太田达人、教授生物学和动物学的桑野久任、教授植物学和矿物学的矢部吉桢等。从此，清政府聘请日本教习成为定例。因此，也有人称清末教育改革为“日本教习时代”。[28]
参考文献：
[1][2][3] 赵尔巽等. 清史稿[M] . 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443页.
[4][5][8][9] 吴闿生. 桐城吴先生（汝纶）文·诗集[M] . 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933页、第934页、第945页，第704页.
[6][7][16][17][23][24][25] 吴闿生. 吴先生（汝纶）尺牍[M].
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209页、第2093页、第55页、第56～59页、第2320页、第2250页、第2257页.
[10] 吴闿生. 桐城吴先生（汝纶）日记[M]. 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1755页.
[11] 李景濂. 桐城吴先生全书·清史本传[M]. 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1页.
[12][13] 吴闿生. 桐城吴先生全书·传状[M]. 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28页.
[14] 赵建民. 吴汝纶赴日考察与中国学制近代化[J].
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5期.
[15][21][22] 徐寿凯、施培毅校点.
吴汝纶尺牍[M] . 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299页、第83页、第89页.
[18]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M]. 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217～218页.
[19][20] 吴汝纶. 吴挚甫尺牍（卷一）[M]．成都昌福公司，1922年版，第21页、第32页.
[26][27] 吴汝纶. 东游丛录（函札笔谈）[M] . 东京三省堂书店，1902年，第1～2页、第86～87页.
[28] [日]多贺秋五郎. 近代フツフ教育史研究（下卷）[M].日本学术振兴会，1975年，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