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洁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摘 要：清朝末年，陕西官方和民间人士逐渐开展了国际交流。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派遣学校管理层人士和教师出国考察学务，聘请教师、购置设备。第二种方式是派遣留学生。三是聘请了一批日籍教师充实陕西教育界的师资队伍，加速了省内人才培养的步伐，为辛亥革命做出了积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关键词：清末； 陕西； 留学教育
洋务运动时期，清朝政府即推行留学活动，官费派员去欧美学习西学西艺，以切实和尽快培养实用型人才。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清朝政府重新正视日本的崛起，感受到日本学习西学的成效，开始选派国人去日本留学，赴日留学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潮。清末新政时期，清廷重新颁布了《复派赴出洋游学办法章程》，鼓励职官、学生出洋游历游学。沿海各省纷纷响应，官费私费出洋人数不断增多。
为了改变地处偏远、习俗尚古之状况，尽快实现社会开化、启发民智，清末数年，陕西官方和民间人士逐渐开展了国际交流。当时由于地方经济实力薄弱和社会风尚相对闭塞，陕西对外交流规模较小，人数不多，而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主要表现为中日文化教育交流。其时，交流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派遣学校管理层人士和教师出国考察学务，聘请教师、购置设备。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委派高等学校提调杨宜翰（后为监督）、分教习狄楼海等人赴日考察。光绪三十二年（1906）时，曾委派陕西师范学堂庶务长缪延福、斋务长周镛赴日延聘教师。第二种方式是派遣留学生。光绪三十一年（1905）后，陕西陆续派遣了数批留学生赴日本学习军事和现代科学技术等。三是聘请了一批日籍教师充实陕西教育界的师资队伍，加速国内人才培养的步伐。宏道高等学堂和陕西师范学堂都曾有日籍教师担任自然科学等科目教学工作。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派遣陕西学生留日学习成为促进近代陕西教育发展的重要手段。
一、留学教育的开始和经过
清末政局的发展和新政的推行使陕人逐渐清晰地认识到“优劣竞争之世，势难专己自封，文明互换之时，道在取人为善”[1]，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制定颁布了出洋留学办法章程，开始组织派遣官费留学生，并鼓励自费留学。许多陕籍学子既纷纷赴日本留学。光绪29年（1903）冬，陕西学子井勿幕既在亲友资助下前往日本学习，此时陕西出外留学者还极为稀少。光绪30年（1904），陕西既有学生赴日留学。当年私费留学的有21岁文童出身的城固人康宝忠；洋县文童黄国梁也于光绪30年6月官派赴东洋习武；当年10月，张凤翙、白毓庚、魏国钧、张益谦、席丰、炳炎六人由陕西武备学堂经陆军部派往日本振武学校普通兵事科留学。当年，陕西大学堂向政府留学教育管理机构递交公文，首先为三十名陕西学生留学日本申请注册。
光绪31年（1905）初，陕西巡抚曹鸿勋上任，既奉“做育人才”宗旨，联系布政使范增祥等人力促陕西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展开。他在呈递清廷的奏折中提到“人才必阅历而始成，学务必体验而后备”，为了疏通学界见识、开通陕地风气，他提出“同一造材也，而游学之见功为最速；同一兴学也，而考察之收效为最真。游学考察与人才学务之兴衰皆有密切之关系，二者不可偏废也。”
在全国留学热潮的推动下，为尽快增广阅历、造就人才，陕西地方官吏和民间人士日益重视游历游学，极力推行留学教育。
光绪31年（1905），陕西地方政府委派高等学堂分教刑部主事狄楼海主持陕省学子留学事宜，并委派兴平知县杨宜翰、候补通判方汝士、候补知县姚文蔚、咸宁县举人毛昌杰、白河县举人秦善继协助，从学童中选拔中学根基较深、性情沉稳者赴日留学。为了保证留学质量，要求官员仔细考察日本学校的办学状况及巡警工艺等科，以求学子不致荒疏时光而能学有所成，速收其效。此次官费派出马凌甫、郗朝俊等30余人赴日学习，官籍子弟17人随同自费前往。《东方杂志》专文报道此事：“陕西大吏近于关中师范学堂、宏道关中二高等学堂共选三十人往日本学习实业。此次挑选学生不凭考试办法，颇为文明。此外，有自费十余人同往。”[2]光绪31年（1905）选派30余名学子留学日本是清末陕西最大规模的一次留学教育。自光绪30年（1904）始至辛亥革命之前，陕西选派数批学童或官派或私费赴日本留学，据陕西日本留学生监督徐炯调查，至光绪32年（1906），陕西在日本的留学生达66人，其中官费生55人；学陆军19人，工科17人、铁道10人、农科4人、商科1人、医科1人、法科1人、警察1人、师范1人；自费生11人，学习铁路2人、普通科7人、师范1人、警务1人。该期达到清末陕西学子赴日留学的高峰。
当然，与全国留学教育的发展相比，陕西清末留学活动推行还是极为艰难。首先陕西现代教育发展相对迟缓，学生文化层次普通偏低，留学选材范围狭窄，选派合适人员极为不易；另外，清末数年间，陕西自然灾祸连绵，加之慈禧回銮搜刮，人民生活难以为继，经济力量极为有限；此外，陕西地处西部内陆，社会风气相对闭塞，人们视留学为畏途，省内整体而言留学热情不高；因而，清末陕西官费留学人数相对很少，私费留学者亦多为外省在陕为官者子弟，凡此种种延缓了陕西近代留学教育的发展步伐。
二、留学教育和管理
为振兴陕西新政，急需人才充实教育、农学、矿务、路学、警务、税务、刑律、工艺等领域，而陕省此时却是良材难求，为快速获得中兴之才，派遣和管理学生赴东洋留学成为大势所趋。
（一）陕西留学管理
在推行留学教育的过程中，为了保证教育质量，清朝政府及陕西当局极为关注留学生管理。凡留学须由陕西地方官员呈送奏折，报皇帝恩准；具体派送学堂还须提出申请，报请巡抚审批备案；留学生的名单及身份都必须详细呈报。为确保陕籍留学生在日本留学取得实际效果，特别注重选拔任用合适的留学监督。他们认识到：“以监督一职，有交涉考察之责，事寄甚重”[3]。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陕西特发函聘请四川举人徐炯担任陕省留学东洋监督之职；徐炯之人，为四川留日学生监督，数次承办留学日本事宜，经验丰富，德高望重，故委托其合办陕省留学事宜，并委以重任，将官师权责归其一身，由监督会同留学总监督安排学生在日本的具体学业，承担学生日常管理工作。光绪三十二年（1906），徐炯因病坚辞陕西留学监督之职；同年9月，陕西地方向学务处上文，聘请资望具深，老成历练的前吏部选司掌印郎中刘华替代徐炯担任了陕西留学生监督的事务。
为了选拔合适的留学人才，光绪31年9月（1905年10月），陕西高等学堂向全省各地发出“地方筹备经费、选派学生详请出洋游学文”[4]，提出“各府厅州县均有造士之责”，根据统计留日所需费用，川资银百两、每年学费及膳宿费约银三百两，要求各地自行筹措经费，并要求殷富之地保送三四人、贫瘠之地保送一二人。而保送之人必须为“立志纯正、中学湛深、年在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之举贡及廪增附各生”，且需订立保结，保证毕业后为地方义务服务若干年。发文还鼓励殷实之家绅士自备资斧留学日本学习教育管理。本年选拔赴日留学生三十余人，根据上述史料记载，其具体名单如下：(见下表)
表 光绪31年9月（1905年10月）留日学生名册
|
姓 名 |
年龄 |
身 份 |
类型 |
姓 名 |
年龄 |
身份 |
类型 |
|
白常洁 |
34 |
澄城县监生 |
官费 |
刘云祥 |
21 |
咸宁县附生 |
官费 |
|
张祥麟 |
23 |
紫阳县增生 |
官费 |
党积龄 |
24 |
留坝厅附生 |
官费 |
|
高冠英 |
24 |
米脂县附生 |
官费 |
雷崇修 |
27 |
周至县优廪生 |
官费 |
|
王 觐 |
21 |
户县增生 |
官费 |
杨铭源 |
26 |
宜君县廪生 |
官费 |
|
钱鸿钧 |
23 |
咸宁县附生 |
官费 |
安兆鼎 |
27 |
朝邑县优廪生 |
官费 |
|
曹 澍 |
24 |
泾阳县廪生 |
官费 |
张炽章 |
18 |
榆林县监生 |
官费 |
|
崔云松 |
26 |
咸宁县附生 |
官费 |
李述膺 |
23 |
耀州廪生 |
官费 |
|
谢增华 |
25 |
咸宁县廪生 |
官费 |
宋元恺 |
26 |
耀州廪生 |
官费 |
|
张宗福 |
25 |
三原县廪生 |
官费 |
马宗燧 |
26 |
南郑县附生 |
官费 |
|
张尉森 |
22 |
渭南县附生 |
官费 |
李元鼎 |
26 |
蒲城县增生 |
官费 |
|
郗朝俊 |
21 |
华阴县附生 |
官费 |
李鼎馨 |
26 |
同州府学廪生 |
官费 |
|
马步云 |
21 |
合阳县附生 |
官费 |
康耀辰 |
27 |
汉中府学增生 |
官费 |
|
张允耀 |
22 |
绥德州附生 |
官费 |
姚鑫振 |
24 |
三原县廪生 |
官费 |
|
李寿熙 |
19 |
咸阳县附生 |
官费 |
景志傅 |
19 |
富平县附生 |
官费 |
|
茹欲立 |
22 |
三原县附生 |
官费 |
张秉钧 |
22 |
三原县廪生 |
官费 |
|
刘景坡 |
26 |
兴平县增生 |
官费 |
尹骞 |
17 |
四川华阳县文童 |
私费 |
|
樊宝珩 |
26 |
湖北恩施文童 |
私费 |
尹侗 |
19 |
四川华阳县文童 |
私费 |
|
周进圻 |
23 |
湖北宜城县文童 |
私费 |
尹棱 |
17 |
四川华阳文县童 |
私费 |
|
胡国梁 |
20 |
四川璧山县文童 |
私费 |
胡国栋 |
17 |
四川璧山县文童 |
私费 |
|
沈博 |
18 |
浙江归安县文童 |
私费 |
沈实 |
22 |
浙江归安县文童 |
私费 |
|
锦旭 |
20 |
京城镶白旗监生 |
私费 |
刘元熙 |
22 |
湖北谷城县文童 |
私费 |
|
陈可钊 |
19 |
福建侯官县监生 |
私费 |
钱鸿谟 |
16 |
陕西咸宁县文童 |
私费 |
|
仇预 |
22 |
江苏上原县监生 |
私费 |
刘作善 |
23 |
陕西高陵县附生 |
私费 |
|
陆永植 |
21 |
孝义厅监生候选巡检 |
私费 |
滕桢 |
17 |
江西兴安县文童 |
私费 |
清末陕西留学生的选派主要还是依靠各地和学堂，从地方和学堂学子中进行选拔和派送的。学生有官员专门监督护送进入东洋。经费主要由各府州县筹备。就官费留学生费用计，监督每月支银150两，年共支银1800两；学生每年学费约300两，此外还有旅费、药费、电报费、奖赏费等，仅光绪32年（1906）9月统计，1名监督、33名学生共需银16400两。
私费学生费用自行解决。清朝学务处虽有私费留学生补助的政策，但由于陕西地方财政捉襟见肘，私费留学生经济困难官方也难以解决。
（二）留学教育的专业分布
学生留学的主要学堂和专业在留学前只有初步计划，进入东土后，再由陕西留学监督和留日中国总监督商量予以确定和执行。在清末新政推行之时，陕西急需一批懂得新政的人才。而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新型教师，因此，留学教育首先考虑培养师资。另外，当时就陕西具体情况而言，陕西是一个以农立省的地方，而陕西农业还极为落后，陕西要发展必须发展农业，因而农学人才非常急需；此外，陕北地下宝藏丰富，亟待开发，自汴梁、洛阳以西的铁路已基本修建完成，厘金制度将被税收之法所取代，须有专人掌管和执行税收事务，新的法律法规的建立同样需要大量的刑法人才。因而，根据清末陕西地方政府的考虑，除师范教育外，必须派遣学生学习农学，另需学习矿物、路工、税务、法律四门。为了造就通才，当时规定：留学生进入日本后，须先学习几年普通科，后进入专门学科进修数年。由于当时社会局势动荡不安，留日习武成为陕籍学子的专业首选。
从历史资料中反映出，清末数年间官费派遣留日学生中，学习兵事的人数较多。当时入日本振武学校学习普通兵事科的陕籍学子就有19人之多，年龄分布在二十至二十八岁之间，分别来自咸宁、华阴、周至、三原、蒲城、洋县等地，北有米脂的24岁的附生高冠英，南有23岁的紫阳增生张翔麟。18位习武陕籍学子中有人陆续进入日本陆军军官学校深造。从日本陆军军官学校中国留学生名簿中可知，1907年12月开始1908年11月卒业的第六期143名学员中，陕西有汉中府洋县的黄国梁、在陕西驻防的培炎、同州府的魏国钧、西安府的张凤翙学习步兵；1908年11月入学至1910年5月卒业的第七期55位中国留学生中，有陕西同州府的张益谦、余维谦二人习炮兵，西安府驻防的培模习步兵。其第八期1909年12月开学1911年5月卒业，54名中国留学生中，有西安府的路孝忱习步兵、同为西安府的雷崇修习骑兵；在1910年12月入学的第九期37名中国学生中，就有西安府的张宗福，只是由于中国局势的变革，该期学员于1911年11月集体退学。
除习军事科外，还分别有陕籍学子17人于光绪三十一年九月（1905）进入日本济美学堂、经纬学堂等学习工科。他们首先学习普通科，后进入工科进修。他们分别是榆林的张炽章、渭南的张蔚森、绥德的张允耀、宜君的杨铭源、汉中的康耀宸、同州的李鼎馨、耀州的李述膺、户县的王觐墀、兴平的刘景坡、华阴的郗朝俊、蒲城的李元鼎、富平的景志傅、咸宁的刘云祥、三原的张秉钧、咸阳的李寿熙、泾阳的曹澍以及蒲城的井勿幕。
陕西官费留学主攻军事科、工科之外，还派员学习铁道科。当时进修日语后进入铁道科学习的学生有周至的路孝先、咸阳的张靖、长安的杨祖勋谭焕章二人、富平的田焕章张丙昌二人、三原的徐应庚赵世钰陈祖蕃三人、咸宁的寇鸿恩十人。他们同在宣统二年（1910）完成学业。
在官费留学生中，还有咸宁的崔云松、钱鸿钧和谢增华以及合阳的马步云四人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普通科后入农科学习；朝邑的安兆鼎、三原的姚鑫振、留坝的党积龄也分别进入该校的商科、医科和法科。另澄城的白常洁、商州的张兴彦分别进入经纬学堂的警察科和师范科。有官费留学人员情况看，清末陕西官费留学主要集中在军事、工程、铁道、农林等专业，而在师范、商科、医科、法科、警科则极为薄弱。
就私费留学情况看，学生主要分布在较为富足的关中平原地带，学生进修多以普通科为主，城固人康宝忠进入经纬学堂、咸宁人钱鸿谟进入早稻田大学、汉阴人郭从和入宏文学院、华阴人张缙绅、咸宁人王永恕张森炎三人入东洋学院，加上临潼鬲遇文共七人都选择了普通科；另外，选择师范科者为富平人徐志鸿、选择警务科者为富平人周天成、选择铁道科者是合阳的雷震龙和临潼的张世瑗。
从陕西留日学生所学专业的分布来看，是与陕西留学监督徐炯的考虑分不开的。《驻东陕西留学生监督徐炯致尹太守书》中，徐炯认为“精卒锐士”，对于内政外交极为必要；而振兴陆军，必须靠工艺发展，因为“工艺主于生财”，“盖财政不修，则一切新政皆无从著手也。”按照徐炯的思想，陕西应当以有限的资金提倡法政、陆军和警察教育以应新政之需，并注重农业、师范，中兴之才可得。
（三）留学成就及留学生的革命活动
晚清陕西留学教育培养了陕西地方最早的现代新型人才，他们归国后，为陕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陕西近现代历史上不可忽视的有生力量，据1906年不完全统计，陕西在日本的官费和自费留学生人数已达百余人。这些留学生，由于受到西方民主思潮和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绝大部分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成为陕西辛亥革命中的中坚力量，如张凤翙、井勿幕等等。
蒲城人井勿幕是陕西留日学生中最早加入同盟会者，也是陕西旅日同盟会的建立者之一。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接受孙中山的命令，从日本回到陕西，开展陕西地方的革命宣传工作。当年9月，以官费生身份赴日留学。在陕籍留学生中积极进行革命宣传，成为清末陕西的革命先驱。1908年（光绪34年），井勿幕再次由日回陕，在西安开元寺召开第一次同盟会会员大会，成立同盟会陕西分会，选举李仲特为会长。决议联合新军、慕亲会、哥老会、刀客等力量，推动革命，共图大局。1910年（宣统2年）3月，井勿幕第三次回陕，召集党人在泾阳柏氏花园开会，报告东南各省革命进展情况，拟自西安发难，决议联合陕西各会党共同进行。
赵世钰，是最早的陕籍同盟会会员之一。他与井勿幕配合，联系陕西留日学生，宣传革命，是陕西留日同盟会的积极创立者。据他记载，陕西留日同盟会成立时，就有陕西留学生宋元恺、曹樹等20余人参加；分会成立后，又相继吸收了十余人参加陕西同盟分会。在发展留学生同盟会员的同时，还动员赴日考察的士绅官员加入同盟会，使陕西同盟分会不断壮大，为辛亥革命做出了积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日本留学生在加入同盟会后，积极参加革命工作。光绪33年（1907），郗朝俊、徐朗西等奉孙中山之命返回西安，密查驻陕清军情况，后返东京复命。
1905年，以张凤翙为首的陕西学生在日参加同盟会。张后来参加了28人之“铁血丈夫团”。1909年，张凤翙、张益谦等从日本士兵学校毕业回西安，在部队任职，成为辛亥革命时期各省的中坚人物，在辛亥革命中任“秦陇复汉军”大统领。
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发展革命力量。留学生陕西同盟分会，组织宣传机关，发表宣传文章，《劝陕人急宜自治书》、《修筑西潼铁路书》、《筹办陕西第一牧场说明书及章程》等文章传入国内，对陕西经济发展和独立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留日陕西同盟会会员为了配合陕西人民的反清斗争，还先后编纂了革命杂志——《秦陇》和《夏声》。1906年，陕西掀起农民“反对盐斤加价”和“反对西潼铁路加收亩捐”的事件，这一革命形势激起了留日学生的热情。在同盟会倡议下，陕甘两省留学生团结起来，共同创办了《秦陇》杂志，公推党积龄担任总经理，由郗朝俊、马步云、张蔚森分任事务、会计和印刷等职，一边筹集经费，一边征集稿件，准备复印发行。由于准备不够充分，杂志仅发行一期，便被迫停刊。陕西省同盟分会另行组织了《夏声》杂志，该杂志成为陕西留日同盟会宣传新思想，推动思想觉醒的重要工具。《夏声》杂志被人带回中国，带回陕西，起到了沟通革命思想，推动革命进步的积极的作用。陕西作为武昌起义的首先响应省份，成立了“秦陇复汉军政府”，留日学生崔云松任财政部长(后任都督府秘书长)，郗朝俊任副部长，曹澍任教育部长，钱鸿钧为司法部副部长，高等学堂兵学教习宋元恺任外交部部长，其余参加辛亥革命者为数不少。陕西留学生在近现代中国及陕西的发展历史上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