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媛媛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摘 要：容闳被誉为“中国近代留学生之父”，他积极倡导并促成了中国近代首次留学教育——幼童赴美留学，对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起步与发展做出了贡献，并对我国的近代化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容闳；留学教育；留美幼童
在中国近代史上，容闳的名字是与留学教育紧密相联的，他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将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1]（P89）他怀抱一颗赤子之心，为中国走向近代化而上下求索，促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首次官办公费留学——幼童留美的成行，被誉为“中国近代留学生之父”。
（一）
容闳（1828—1912）出生于我国广东省香山县南屏镇（今广东珠海，与澳门相毗邻）的一个贫苦农家，七岁时进入传教士古特拉富之妻子在澳门办的西熟就读。13岁入读澳门马礼逊学校。1847年他19岁时，与黄胜、黄宽一起随学校的美国牧师勃朗先生赴美继续学习，先入读马萨诸塞州的预备学校——孟松中学。后考入耶鲁大学，并获得美国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成为我国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的第一人。
容闳在大学期间，就时时为祖国的贫穷落后而“怏怏不乐”，并产生改变祖国落后面貌的强烈责任感与使命感，立志将西学东渐、富强国家作为一生追求的事业。由于容闳在美国学习生活八年之久，西方文明对他的气质、思想都产生深刻影响，他认为要使中国走向民主富强之路，就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知识，而最快最有效的途径就是选择优秀的青年留学美国，待这些青年学成后，像他一样带回西方先进的文化与技术，中国就会像美国一样富强文明。他的“教育计划”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渐渐成形的。
大学毕业后，容闳放弃美国优越的生活与工作环境，毅然回国，开始为他“西学东渐”的理想积极奔走。容闳回国初，当过外国人的“书记”、先后在香港高级审判厅、上海海关做过翻译，还为洋行和洋商当过“书记”和“代表”，他频繁地更换工作，就是希望将“谋食”和“谋道”结合起来，找到一个实现他报国理想的途径，但是始终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之后容闳于1860年11月冒险进入太平天国控制区域，试图访察太平天国有无可能助其实现救国理想，他向洪仁玕进言七事，这七条建议包括了建设现代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各个方面，尽管洪仁玕十分认可容闳的建议，但当时太平天国军事局势紧张，重要首领都统兵在外，不可能对他的建议进行协商进而实行，而且容闳对太平天国的领袖也颇感失望：“予每见天平军领袖人物，其行为品格与所筹划，实未敢信其必成”。[2]（P120）于是无功而返。几经蹉跎，容闳甚至想靠自己做生意赚钱，以己之力派遣学生出国留学。
直到1863年，容闳经人介绍在安庆谒见了曾国藩，他谋求的事业从此出现转机，并且最终借助洋务派在中国政局的影响力，实现了他派遣幼童留学的“教育计划”。当然留学教育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容闳先是积极为洋务派的各项事业出力，以赢得曾国藩的信任，他赴美为洋务事业购办机器，得到曾的赏识。1867年，容闳陪同曾视察江南制造总局，借此机会他向曾建议在厂旁设一兵工学校，招收中国学生，以培养中国自己的技术人员，得到曾的赞许并付诸实行。兵工学校的设立，不仅使容闳的教育计划“小试其锋”，而且学校的“略著成效”，更使容闳对于实现派遣学生留学的计划信心大增。于是容闳先向思想较开明的丁日昌谈及他派遣学生留美的设想，丁大力支持，并让容闳将计划撰成条文，由他寄给文祥，以上奏朝廷。容闳的建议是：（一）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二）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三）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四）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3]（P148）容闳自述第一、三、四是假以陪衬的，其中第二条派学生出国留学才是他最着意之事，在该项内容中容闳初步制定了留学生的年龄、派出办法、经费筹措、留学生的管理等内容：“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第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下，提拔数成以充之。”[4]（P148）容闳的这个留学设计是比较细致完备的。但好事多磨，文祥的母亲恰于此时辞世，文祥丁忧服丧，三月后文祥也继为古人，容闳的教育计划就此被搁置了下来。直到三年后爆发天津教案，容闳作为翻译协助曾国藩、丁日昌等四位清朝大臣处理该案，借此机会，容闳请丁日昌向曾国藩重提留学计划一事，得到了曾国藩的首肯。后曾国藩、李鸿章联名上奏，指出派学生出洋留学的必要性，最终在1871年冬清政府批准了留学计划，并于1872年8月11日首批留美的30名幼童扬帆起程，之后每年30名幼童也相继赴美学习。
容闳“教育计划”的实现可以说是几经波折，他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终于促成了中国近代首次公派留学。容闳在当时位卑言轻，只能借助清朝官僚的力量，通过清政府来实现他派学生出国留学的计划，但他的“教育计划”是建立在开放的中西文化观基础上的，而且他不囿于东西方文化门户之见，与洋务派的派遣学生留学精神实质有着天渊之别。洋务派的期望是留学生出国“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P157）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5]（P153）目的是维护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洋务派举办各项新式教育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即中国原有的一套政治制度、纲常名教、圣道伦纪的价值观念都是不可变的，派幼童留美是希望他们只学习“西文”、“西器”，却不可以受西方政治文化的侵袭。而容闳思想里没有“体”、“用”两者泾渭分明的分隔线，他从小接受西方教育，骨子里对西方文化充满了认同与赞赏，强烈希望中国能“藉四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从而“变为少年新中国”，[6]（P149）他的期望是留洋的学生了解西方不同的文化，学习一切有利于改造中国的思想、科技、文明，以用来建设祖国，使祖国达于富强之境。可以说他心目中理想中国的模式是以西方国家为模板的，所以容闳并不排斥学习西方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容闳与洋务派在达成各自目标的过程中，选择了同样的途径，但背后的实质却完全不同。所以当幼童在美国生活久了，他们的思想行为“受美人之同化”时，容闳和洋务派对留学事业的态度就发生了分歧。幼童们为方便脱掉长袍马褂而改穿美服，他们同美国孩子一起做游戏、参加体育竞赛，而且随着幼童年龄渐长，他们受到西方民主、平等这些资产阶级文化的熏陶，对事物有了自己的主见，他们见长官不行跪拜礼，谒见长官没有谦卑的态度，有些甚至剪掉象征大清国民身份的发辫，还有的甚至入了基督教。这些在容闳看来，是在美国生活久了入乡随俗的“必然之势”，不足为怪。但在顽固派看来这些行径却是离经叛道，不能容忍的，他们上奏朝廷指责幼童“适异忘本，目无师长”，[7]（P216）认为“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术，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裁撤。”[8]（P165）云云，洋务派与顽固派尽管政见不同，但维护清政府的统治这一立场却是一致的，所以洋务派也是深恐幼童被“西化”的。“适异忘本”等等的言论深深触动了洋务派敏感的神经，尤其个别幼童信奉基督教，更是洋务派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容闳与洋务派对待中西文化、中西学关系的不同见解隐藏着他们分裂的危机。
顽固派保守的立场使其对留学教育不遗余力的加以诋毁，再加上后来美国“排华浪潮”兴起，美国陆海军学校拒绝接收中国学生，违背了1868年双方签定的《蒲安臣条约》，伤害到中美关系，最终洋务派做出提前撤回留美幼童的决定。尽管容闳上下奔走，极力挽回变局，但最终幼童于1881年凄然回国。进行了9年余的留学教育就此夭折了。幼童中只有詹天佑与欧阳庚两人大学毕业，少数人已考入大学就读，大部分只完成中学学业或正在中学读书。
和近代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容闳忧国忧民，积极探索强国富民的道路。他独特的个人经历，使他认定通过留学教育向西方“取经”，可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成为像美国一样民主富强的国家。他的“教育计划”明显有着“教育救国”的基调，尽管他并没有明确提出教育救国，但他的计划从酝酿到实施都贯穿着这一主线，在当时中国日益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国内统治腐朽落后、岌岌可危的政治环境下，不变革政治制度、仅仅靠教育的改革或引进一些先进的近代科技是不可能拯救中国的。但在当时中国能派出120名幼童赴美求学，确是开天辟地、石破天惊之举，它开风气之先，极具进步意义，对近代中国有着深刻的影响与意义。
（二）
容闳首倡的官派幼童留美教育，为封闭僵死的近代中国打开了一个了解世界的窗口。从此中国向外国学习，不再仅限于翻译几本西书、请几个洋教师，而开始有了留学一途，这有助于中国全面系统的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乃至政治经济制度，促进了中国走向近代化，融入国际世界。
首先，中国闭关自守，对世界缺乏起码的了解，要走向世界，与世界发展同步，必须深入大规模地了解别国的先进技术与文化习俗，而派遣留学生无疑是最简捷和有效的一种方式。在派遣留学生之前，中国有京师同文馆、上海方言馆、广东同文馆等机构聘请外籍教师学习外国语言及近代科技，但往往耗资多而收效寡。派学生出洋留学对于培养外交人员更富有成效，而且也是直接快捷获得西方最先进的知识与技术的有效途径。张之洞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庄岳之说也。”[9]（P39）张氏之言些许夸大了留学的功效，却道出了留学教育特有的价值。容闳促成的首次公派留学，幼童们在美国生活学习近10年，接受西方正规的学校教育，学习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思想上潜移默化地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价值观念的影响，回国后不但积极推广西方科学技术，而且作为西方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增进了国人对西方的认识。
其次，容闳推动的留学教育对传统“夷夏大防”的保守文化观以沉重的一击，从此向西方学习渐渐成为一个共识，深入人心。传统上中国把别的国家或民族都称为夷狄，认为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文化的中心，对本民族文化充满了自信。有学者指出中国自古以来的“夷夏之辩”，并非是种族或血统之辩，而是文化和文明之辩。[10]而且中国自古有言：“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11]即认为中国文化比其他地方先进高明，自然要以高势能文化的姿态向低势能文化传播。而且中国古代一度走在世界的前列，是周边国家朝拜与学习效仿的中心，尤其在唐朝，周边国家与藩属国多派遣学生来华学习，这种长久的居于文化策源地的经历，更是强化了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所以国人长久以来一直认为中国文化精深广大、无所不包，骨子里对自己的文化充满了自信乃至自负，认为别人学习自己是正常的，自己从来不需要向别人学习。孟子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12]正是几千年士大夫的共同心理。总之，中国的传统观念因袭，天生对本土文化充满自信，而鄙夷西学。
然而曾经显赫一时的中华帝国走入近代后，失去了进取的活力，没有了接受新事物的博大，变得落后、保守却盲目自大。即使经历了鸦片战争的失败，英法之役的耻辱，渐渐认识到西方尖船利炮的威力，但很多士大夫却不肯放弃文化心态上的优越感，抱守所谓的“孔孟之道”，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13]（P30）认为西方先进的是器物文化，是不值一提的，这种思想在当时的保守封建的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容闳推动的公派幼童留美的成行，是对“以夷变夏”、“夷夏大防”之类保守文化观的正面抗争，它实质上承认了在一些方面中国是需要向“夷狄”学习的，而且官方派遣学子负笈海外专门求学，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国人虚骄自大的心理，在实践的意义上让更多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开通了向西方学习的社会风气，而且渐渐成为社会的大风向。
再者，首次留美教育为中国传统教育注入新的因子，为中国教育走向近代化奠定了基础。清朝中后期，私塾、官学、书院仍然是当时教育的基本形式，教学内容仍然是《四书》、《五经》，八股取士仍旧牢牢束缚着士子的思想。旧式教育使多数读书人皓首群经，不问世事，以科举入仕为读书的终极目的，这根本培养不出经世治国的人才，而且旧式教育教学内容局限、陈旧腐朽，多限于道德教化而没有近代科技的教学内容，使得近代中国在遭受列强的军事威胁时毫无还击之力。容闳促成的留美教育，是对当时清王朝僵化腐朽教育的叛离，它独辟蹊径，为中国教育添加了新的元素。幼童们在美国接受的教育完全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教育，他们回国后促进了西方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的东渐。这都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实现奠定了基础。甲午战争后，国人逐渐认识到西学的价值，各地纷纷创办新式学堂，加入西方近代科技文化知识课程，逐步实现着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另外，容闳开创的我国近代留美教育制度，在招生办法、经费投入、学生管理、留学年限等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为以后留欧、留日教育，包括女子留学教育以及近代留学教育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就以留欧教育为例，它吸取了留美教育中学生年龄偏小的教训，留欧学生大都年龄在20岁左右；同时选拔严格，要求有一定英文、中文以及科学基础知识。这样选送出国可以缩短留学年限，节约培养经费，学生学习的成果也较有保证。而且留学的目的较留美也更明确与具体，留美幼童赴美时年龄都在12—15岁之间，均送入小学、中学学习，没有明确所习科目，而留欧生则学习军事知识这一目的十分明确，且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
第四，首次留美教育培养了一批新型人才，为我国近代外交、教育、铁路、电信等各项事业的起步与发展做出了贡献。据统计，这批留美幼童中，担任国民总理1人，外交部长2人，公使2人，外交官12人，铁路局长3人，铁路局官员5人，铁路专家6人，矿冶专家9人，海军元帅2人，电报局长、官员7人，海军军官14人，军医4人，医生3人，税务司1人，海关官员2人，教师5人，商界3人，报界2人，一般政界3人，律师2人，在美病逝3人，不详4人。[14]较著名的如唐绍仪担任中华民国总理，促成了“南北议和”，在中英西藏问题的谈判中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梁诚在担任驻美公使期间，历经三年多与美国交涉，最终促成了美国政府退回超额的庚子赔款，用来选送我国优秀青年赴美留学。唐国安筹建并主持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并成为首任校长。蔡绍基曾任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校长。詹天佑成为我国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还有七人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法战争中为国英勇捐躯等等。昔日的幼童们大多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克尽职守，缓解了中国早期各项技术人才紧缺的状况，为中国走向近代化而奉献一生。
此外，容闳在担任中国留学生副监督时，曾向耶鲁大学赠送《四书》《五经》《千字文》等中国的经典古籍，这批幼童中的蔡廷干曾将《唐诗三百首》翻译成英文传播海外，这些都促进了东（中）学西渐。为沟通中西文化、消除文化隔阂、增进相互了解做出了贡献。
（三）
容闳个人对于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启动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舒新城曾言：“无容闳，虽不能一定说中国无留学生，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而派遣的方式也许是另一个样子”。[15]（P2）尽管容闳推动的中国首次公派留学教育，最终因国内外条件的制约而中途夭折，但他不囿于东西方文化之争，以开放的文化观启动了我国近代的留学教育，并直接带动了我国后来留学事业的发展，促进了西学东渐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双向交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冲破传统、解放思想、启发民智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石霓.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
[1] 容闳. 西学东渐记.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2] 同上.
[3] 容闳. 西学东渐记.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4] 同上.
[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中国史学会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6] 容闳. 西学东渐记.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7] 陈学恂，田正平.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Z].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中国史学会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9] 张之洞. 劝学篇·外篇·游学第二[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10] 张汝伦. 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认同[A]. 中国大学学术演讲录[C].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1]《礼记·中庸》
[12]《孟子·滕文公上》
[1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中国史学会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14] 高宗鲁. 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前言）.台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
[15] 舒新城. 近代中国留学史.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