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旧教育的“诊断”与“救治”

陈小刚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摘 要：近代中国教育在经历新旧体制嬗变的过程中，在华传教士因“基督征服中国”之需，选择教育作为突破口。但他们面临的阻力是中国以科举取仕为核心的旧教育体制和理念，所以“基督化”的首要任务是改革中国旧有教育。而这一任务的首要内容是诊断出中国旧教育顽疾，其次便是开出“根治”这些顽疾的“药方”。

关键词：传教士 近代中国教育 科举

纵观基督教发展史，我们知道，基督教尤其是新教教会具有重视教育的传统。远在中世纪，僧侣阶层就垄断了西方的教育。宗教改革家马丁· 路德和加尔文都认为信仰产生于对《圣经》的阅读和理解。因此教徒必须具有阅读和理解能力，必须接受教育。强烈的宗教动机使传教士们和教会成为教育的积极促进者，来到近代中国的传教士们更是如此。

这种传统使得传教士坚信教育对一个人的信仰至关重要。他们认为异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异教教育造成的，中国的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旧教育鼓励中国人把入仕作为最终目标，不利于教会学校吸引中国人。美国传教士库斯菲声称“只要中国还以现行教育体制教育自己的年轻一代，中国就仍将是一个偶像崇拜的异教国家”，因此必须用西方基督教教育取代中国的传统教育。正是此种缘由，来华传教士成为中国封建教育的批评者和西式教育的积极鼓吹者。

毫无疑问，作为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一部分，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厌恶与批判带有宗教性和强烈的文化中心主义色彩，其目的也是用以基督教教化为要义的西方教育取代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但其批评本身却是直指中国旧教育似癌细胞的弊端，因而对传统教育的瓦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对传统教育制度的批评

中国儒教教育与近代西方教育是截然不同的，传教士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自然以比较的眼光审视中国的一切，包括中国的教育制度。传教士作为局外人或是“旁观者”，当他们把中国儒教教育与自己所接受和了解的西方近代教育进行比较的时候，很容易发现中国教育的弱点。

对于一种教育体系来说，教育内容是最直观，最具体的。因此传教士最初的批判也正是中国学堂里讲授的内容。1837年，裨治文传教士在《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中最早对中国的教育提出质疑，认为中国学堂教授的内容毫无用处，“读史不足以明世，作诗不足以砺德”，中国必须教育学生探讨天文、地理、各国历史和自然现象。主持马礼逊学堂的美国传教士布朗则指出，在中国“一些最基本的科学事实也极少介绍到教科书中来，更谈不上成为专门的学科”。他批评这种“教育的目的不是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和自由的发展”，“而是仅仅为了培养一批勤勤恳恳而又墨守成规的奴仆”。作为一个教育家，布朗用西方自由教育模式与中国儒家教育模式进行比较，这在传教士中还是第一人。这种比较是有进步意义的。不过对于当时仍然沉醉于天朝上国荣光的清朝统治者和十大夫来说，这种比较却恰如对牛弹琴。

19世纪中叶以后，洋务派从培养兵工和翻译人才出发，试图对传统教育体系作若干补充和修正，建立了一批翻译和兵工技术学校。1874年12月10日，直隶总督李鸿章上《筹议海防折》提出“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士一格，以资造就”，并建议在“有海防省份，均宜设立洋学局，择通晓洋务大员主持其事，……，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数门”[1]。1875年2月，礼部上《奏请考试算学折》，支持李鸿章的建议。面对中国社会的变化，传教士认为这是影响和改变中国教育的良机，有关中国教育评论的文章逐渐增多。

传教士对近代中国教育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内容陈腐无用，二是科举制度钳制人才。

在林乐知看来，中国士人的学问之道和教育内容一无是处。他于1875年在《万国公报》连载《中西关系略论》，首先对中国教育中的崇古和保守思想提出非难：“中国则以率由旧章为不违先王之道，而不知先王之道，宜于古未必宜于今。今之时势，非先王之时势矣。中国士人何食古不化若斯哉？”林乐知接着指出中国士人所学毫无用处：

“终年伏案功深，寻章摘句，以为束身于名教中也，而实为八股文章，束缚其身耳，天下所望于士者安在哉？古今来之大学问有三：一曰天道之学，即天地万物本原之谓也；一曰人生当然之理，即诚正修齐治平之谓也；一曰物理之学，即致知格物之谓也。三者并行不悖，缺一不足为士也。而今之中国士人，天道固不知矣，即格致亦有虚名而已。所伪为知者，诚正修齐治平之事耳。言大而夸，问其何谓诚正，何谓修齐，何谓治平，则茫然乎莫解，与未学者等，谓之为士，其信然也？”[2]

林乐知把儒生引以为豪的“修齐治平”之学称为“伪知”，固然带有一种文化优越感，但也指出了自宋明以来儒家正统文化的玄学化和空疏无用。

对于中国的考试制度，林乐知认为：“中国开科取士，立意甚良，而惟以文章诗帖为专长，其策论则空衍了事也。无殊拘士之手足而不能运动，锢士之心思而不能灵活，蔽士之耳目而无所见闻矣。”因此他建议“倘能于文诗策论而外，讲求尧舜禹汤之经济，文武周孔之薪传，中国不几独步瀛寰，而为天下万不及之国哉？余不禁旷然而遐思，幸然而高望矣”。

1882年，林乐知作《中国专尚举业论》，除继续批评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所举非所用，所用非所举”外，进一步提出应扩大科举考试的范围：“今日之中国，纵不能举举业之制义试律而废之，亦当如唐有秀才、明经、俊士、明法、明字、明算，多其科目……十科取士之制而酌行之。所谓‘十科取士’即：行义纯固，可为师表；节操方正，可备献纳；智勇过人，可备将帅；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经术精通，可备讲读；学问盖博，可备顾问；文章曲丽，可备著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善事财赋，公私俱便；练习法令，能断论献”。林乐知还建议应广设书院，“如泰西之法，分设天文、地舆、格致、船政、理学、法学、化学、武学、医学”等。

另一位传教士丁韪良长期受雇于同文馆，对中国教育制度的弊端则有着亲身的体验。他于1868年指出儒家教育的缺陷在于：“文字代表一切，而科学没有丝毫地位，人们把精力花在提高文字功夫而不是研究事物，重视继承而忽视创造力”，因此，“最杰出的学者也不会比牛顿和托里切利以前的欧洲人知道的更多关于石头落地和水从抽水机中上升的原因”。他嘲笑总理衙门的官员“在文学上是成人，在科学上还是孩子”。他在《西学考略》中向总理衙门提出“中国倘能稍用西术于科场，增格致一门与省会，设格致书院，使学者得门而入，则文质彬彬，益见隆盛矣”。

如果说，林乐知等人的批评还仅限于中国教育的外在形式的话，狄考文的文章则触及到儒家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之内核。

作为著名的教会教育家，狄考文不仅于教会教育有一套系统的理论，而且对传统中国教育也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于1881年发表《振兴学校论》，认为中国士人之所以鄙视西方自然科学，教学内容虚而无用，是源于“夷夏之防”和盲目排外的心理。他指出自洋务新政以来，中国人开始渐渐学习西方兵工技术，但在骨子里“仍以学习为耻，此无他，以其视格物之为学，出于西国固也”。他提出知识无国界，中国仕人应广采众长，兼收并蓄：

“自来国分中西，人分中西，惟学问之道可通天下，我得之则属于我，你得之即属于你，初无中西之分焉。即如气机出英国，电报出于美国，照相出于法国，养蚕络丝出于中国，而各国效之若所固有，……岂问其由何方，出自何国而来哉？”[3]

甲午战争前，改革教育制度还未形成共识，清政府对此也讳莫如深，因此，传教士的建议也不敢太过激进，不外科举制度不利于选拔人才，应增设考试科目，兴建新式学堂，开设西学课程等等。对中国教育制度的批评也仅局限于教学内容和考试制度。

二、传教士们开出的救治良方：教育变革计划

甲午战争后，改革科举制度在中国知识界开始提出并逐渐形成一股思潮。传教士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建议也逐渐系统和具体，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关系，为维新派出谋划策，展开了一场颇有声势的宣传运动。传教士勾画的中国教育改革方案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药方一：改革学制。开设新式学堂，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的三级学制。

李桂白于1895年拜会恭亲王时，面呈《创设学校议》，介绍西学科目和开设西式学校的办法，特别提出建立三级学制，即各乡镇“遍立蒙学馆”，府县立“中学堂”，省会之地立大学堂及“专门学堂”，而于京师立“总学堂”。

如果说李桂白只是勾画了新学制的大致轮廓的话，美国圣公会上海教区主教郭斐蔚的计划则非常详尽，他“略仿泰西而变通”，提出中国新学制应分“男女四等学堂”，“第一等蒙养学堂。第二等男女分设小学堂。第三等男女分设中学堂。第四等男女分设大学堂。京师设立总大学堂。”显然，郭斐蔚是把西方的学制稍加变通搬到中国。科举废除后中国所建的学制与此大体相仿。

2、 药方二：改革科举制度。

传教士们的建议逐渐突破过去在旧科中增考西学，即对科举考试稍加“变通”之法，提出广开新科，不论何门学问只要有益国家，即应开科取士，授予功名。1898年，光学会拟《速兴新学条例》，提出“更改”、“考政”，开设新科，文中言道：“中国科场立法，至为周密，然其藉考试以拔取人才者，乃只为网罗官吏之用，不知官吏之有裨于国是，特读书人之一长耳。故国家遴选人才，万不可限以定额，但视其才，能通何事，即予以何项之功名，其功名之阶级，则视其学问之分数，以为等差，然后博学多能之士，虽然志于宦途，亦可成专门家之业，国家之获其益者，良非鲜浅。”林乐知也提出新建中国书院应“教以泰西有用文字，使广识见，而又分别士农工商，使成专门名家之业。异日有愿应试者，试官亦即照此以分试之，择其优者分别取中，即如农学亦有秀才，其余可以类推”。传教士的建议名义上是更改“考政”，但其旨趣显然与科举制有着本质的不同。科举制的目的在于选拔官吏，即“学而优则仕”；林乐知等人规划的考试制度意在培养和选拔人才，以类似西方的文凭制和学位制。

3、药方三：“延师设学”[5]

中国教育改革之初，师资问题必然突出。为此，传教士开列的药方是“延师设学”。林乐知提出延师设学之法有五：一是明定章程，“敦请英美等国之学部大臣来华专掌其事”；二是“先立师范学，延聘英美通人为山长，凡已通华学而好为人师者，皆往授业”；三是派学出洋，“官为筹给资斧”，回国后充当师资；四是“通融借用”教会学校毕业生，作为新式学校教习；五是请传教士等“兼管各等新学”，“盖教士者，即西国之读书人，皆具天良，必不肯误人子弟”。林乐知推崇这些方法不仅“尤为简捷”，而且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甚至拟好了掌管中国学部的传教士名单（即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和美国丁韪良）。由此可以看出，传教士建议的实质是推行西方的教育制度，并由传教士控制中国教育改革的走向，其用心昭然若揭。

三、结束语

传教士是以在野的身份对中国政治与社会问题发表评论和建议的，不可能以官方身份实施其主张。但是，清末“师夷长技”的迫切需要、传教士教育思想相对于封建教育的先进性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政治的控制和强大影响力等主客观条件，不能不使传教士的言论对清朝统治者、官僚士绅和知识分子产生一定影响。不少传教士有深厚的西学背景，而且久居中国，对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和社会现实有一定的认识，能够从中西文化和中西社会的比较中观察问题和提出问题，他们又有清政府不敢得罪的洋人身份，这就是他们的言论能够切中时弊、振聋发聩和一针见血。一些传教士与维新人士和部分洋务派大员交往密切，对他们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传教士的一些建议也通过他们得以实施。

注 释：

[1]“筹议海防折”，载：《李文忠公全书》，第24卷。

[2]林乐知：《中西关系略论》，申报馆代印1882年版，第13页。

[3]狄考文：“振兴学校论”，《万国公报》，第654卷，1881年9月3日。

[4]林乐知：《文学兴国策·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