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江
（西南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所）
摘 要：中国现代美育完全是舶来品。从明朝末年开始，西方传教士就将西方音乐、绘画等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前后，音乐、图画课程开始出现在教会创办的学校中。洋务运动中、后期，中国人自办的新式学堂开始陆续设置美育课程。20世纪开始，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开始介绍现代美育思想。清末“新政”以来，学校教育制度中开始明确规定设置图画、乐歌等课程。民国建立以后，美育正式进入教育制度中，现代美育地位得以确立。
关键词：中国近代；现代美育；开端
［中图分类号］ G84 ［文献标识码］A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的封建教育日益空疏无用，腐败落后，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1901年1月29日，内忧外患的清政府颁布上谕，实行“新政”。8月，颁布“兴学诏书”。1902年公布《钦定学堂章程》，1903年公布并正式在全国实行《奏定学堂章程》。1905年8月，清政府下令停止科举，兴办学校。现代教育制度开始在中国确立。现代美育也开始姗姗而来。
一、西方艺术教育的传入与现代美育的萌芽
具有现代性质的美育，是从西方传进来的。这是一个渐渐而漫长的过程。作为美育的主要实施途径的音乐教育、美术教育等的东渐，显然走在美育理论的前面。西方音乐在进入中国学校之前，首先是由传教士带入清王朝宫廷和所办教会及其所办学校里。
早在明朝末年时期，即1601年1月，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第二次到达北京时，在向明神宗进献的礼物中，就有西琴（古钢琴）。明神宗非常感兴趣，命四名宫廷乐师学习这种乐器。利玛窦为其乐曲配上了歌词《西琴曲意》八章。稍后，德国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又为宫廷撰写过一本《中文钢琴教材》。清朝初年，南怀仁曾任康熙的音乐教师。［1］1644年，汤若望担任了清钦天监监正，1646年加为太常寺少卿。在北京宣武门由顺治帝赐建的新教堂中，汤若望安装了西洋乐器管风琴。这期间，也有拨弦古钢琴传入。康熙时期，葡萄牙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徐日升（Pereira Thomas）在宫中担任宫廷音乐教师，并为康熙的皇三子、皇十五子、皇十六子讲授音乐课程。他还撰写了第一部介绍西方乐理的著作《律吕纂要》。此后，宫中的西方音乐教师渐多。乾隆时期，西方传教士魏继晋（Florian Babr）和鲁仲贤(Jean Walter)在宫中组织指导了由18名年轻太监组成的合唱队，学习歌唱和音乐。这期间，宫中还有一个西洋管弦乐队，教内廷小太监学习演奏音乐。类似的活动在教会教堂中也进行着。［2］
1839年11月4日，由外国教会开办的马礼逊学堂在澳门正式开学。1842年，学堂迁至香港，音乐成为学堂教学科目之一。1845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浙江宁波开办的崇信义塾，其课程就有音乐。1850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创办的上海徐汇公学，以习中文为主，程度较高的学生兼习法文、图画、音乐等课程。1860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范约翰夫妇在上海创办清心书院。次年，其夫人另立清心女校，音乐为该校课程之一。1864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Mater）在山东创办蒙塾，课程有音乐一门，由狄考文之妻自编教材《乐法启蒙》并执教。1877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上成立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该会拟订的编写计划中包括有声乐、器乐教材。传教士狄考文在大会发言中要求在学校任教的传教士们不仅能教中国的古典作品，还应能教音乐等课程。1881年，美国传教士在福州创办鹤龄英华书院，在书院的“正科”“预科”中均设有唱歌课，同时还规定每星期六早晨学生要集合唱歌。［3］美国圣公会施约瑟主教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书院，规定上午教习西学，下午教习中学。西学内容有学琴，中学内容有作诗。下午5：00开始念新、旧约书，读圣经，唱诗，祈祷。［4］其中的学琴、唱诗是美育课程，作诗也具有美育的性质。其他教会学校的课程，也大致相同。
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新式学校，无论是洋务派还是维新派创办的学堂里，美育课程都很少。例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上海格致书院、长沙时务学堂、天津中西学堂等等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新式学校里，就看不到有现代美育课程。可见的大略有：
1878年张焕纶在上海开办的正蒙书院（后改名梅溪学堂），课程设置中有歌诗内容［5］。1896年，钟天纬创办的上海三等公学，也设有唱歌课程。［6］1898年，维新人士经元善在上海创办了经正女塾，曾聘请外籍教习，学生于读书写字之余，兼习体操、琴学等课程。维新失败后该校停办。［7］1898年，在百日维新运动中，康有为上书清廷的《请开学校折》提出：“令乡皆立小学，限举国之民，自七岁以上必入之，教以文史、算数、舆地、物理、歌乐，八年而卒业。”［8］这里关于“歌乐”的主张，是我国音乐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留学日本的人数急剧增长。到1906年高峰时期达13000多人。其中有一些学生决心从事音乐教育，如沈心工、萧友梅、高寿田、冯亚雄、李叔同等等，他们在东京设立“音乐讲习会”，组织“音乐会”，学习、钻研音乐教育，编写音乐书籍，创办音乐杂志，等等。他们后来都成为了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先驱。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的梁启超，于1902年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鼓吹革新，论述了音乐教育的问题。他说：“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不可阙者。”［9］梁启超关于音乐教育的宣传鼓动，对中国留日学生和国内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1901年，南洋公学附属高等小学堂的三年课程设置中，都有图画、乐歌。［10］1903年，沈心工从日本留学回到上海，在该附属小学等任教，以简谱教音乐，并用“独揽梅花扫腊雪”七个字唱“1234567”，并编歌词教学生唱。1902年，维新派创办的广州教忠学堂，也有唱歌、图画课程。［11］1902年10月，吴怀疚在上海创办的务本女塾，设有唱歌课，聘请日本人河原操子为音乐教习。1902年，严修在天津创办的严氏女塾，也聘请日本教习山本教日语和音乐。
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行之后，音乐、图画课程比较普遍地开设了。
二、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产生
1902年，梁启超在《教育政策私议》中介绍日本关于教育期区分（儿童身心发达）时，以表格将儿童的身心分为身体、知、情、意、自观力五个方面，并分年龄进行描述。这大概是中国最早将国外关于心理的知、情、意三分法介绍入中国。他又在其教育制度表中提出了设立美术学校等主张［12］。
在中国，“美育”概念最早是由王国维于1903年在其《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提出来的。他认为教育的宗旨在培养“完全之人物”。何谓完全之人物呢？他说：“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有真善美之理想……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善美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三者并行而得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毕矣。”美育的必要性在哪里呢？王国维认为，“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13］此外，王国维还论述了音乐教育在实现美育目的中的重要作用，并专门探讨了有关音乐教育的目的问题。
蔡元培从德国留学回来以后，即于1912年1月担任民国教育部第一任总长。2月10日，他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提出了实行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的主张。蔡元培认为世界有两方面：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所谓现象世界就是物质世界。所谓实体世界就是精神世界，就是人类心理和精神的最后依靠、归依。在现象世界中，由于强弱贫富的差别，由于人们对现世幸福的营求，因而不能达于实体世界，不能实现精神需求的满足和得到精神的终极关怀。因此，现世幸福不是最终的幸福，而是达到实体世界的前提和途径。所以，在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使兵强国富之后，又在道德教育使人们“泯营求”和“忘人我”之后，就可以实施世界观教育了。蔡元培所讲的世界观教育是指关于实体世界的教育，即终极关怀的教育，生命教育。但这是不能空口说教而实现的，因此要通过美育才能实现。为什么美育是实现世界观教育的途径、津梁呢？这是由美育的特点决定的。人都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这些都是随人的生死祸福利害等而改变的。而美感则否，美感的特点是无功利性、超脱性、普遍性。人们面对美的对象，决无占有它的念头，心理的美感是纯洁无杂念的，众人面对美的对象，都是如此，因此就能忘记人我的差别，而与美浑然一体，进入实体世界。“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教育。”［14］由于蔡元培的大力倡导，美育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和研究。
三、中国学制中美育内容的确立
1902年，由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制定、经清政府批准公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规定了美育内容。但是该学制没有实施。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公布了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重新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这是我国近代第一个经法令正式实行的学制。该学制共20个文件，规定了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宗旨、修业年限、课程设置、教学要求等等。其中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把课程分为完全学科（必修）和随意科目，规定在完全学科之外，视地方之情形，尚可加图画手工之一科或二科，凡加授之科目，均作为随意科目。图画科的教育要义为：练习手眼，以养成其见物留心、记其实象之性情；但当示以简单之形体，不可涉于复杂，此可酌量地方情形加课。［15］《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规定高等小学堂的课程也分为完全科目和随意科目。完全科目共9门，图画为其中之一，每学期均开设，每星期2钟点，程度为简易之形体。其教育要义为：使知观察实物形体及临本，由教员指授画之，练成可应实用之技能，并令其心思习于精细，助其愉悦。《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中学堂课程共12门，其中第11门为图画。
此外，《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和《奏定中学堂章程》都规定了中小学堂读古诗歌法，指出：“外国中小学堂皆有唱歌音乐一门功课，本古人弦歌学道之意；惟中国雅乐久微，势难仿照。然考王文成《训蒙教约》，以歌诗为涵养之方，学中每日轮班歌诗；吕新吾《社学要略》，每日遇童子倦怠之时，歌诗一章，择浅近能感发者令歌之。今师其意，以读有益风化之古诗歌，列入功课。”并对读古诗歌的内容、进度、难度等做了具体的规定，指出具有“诗言志、律和声之旨，即可通于外国学堂唱歌作乐、和性忘劳之用。［16］
1904年1月13日，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制定的《学务纲要》指出：“古今体诗词赋，所以涵养性情，发抒怀抱，中国乐学久微，借此亦可稍存古人乐教遗意”，“今拟除大学堂设有文学专科，听好此者研究外，至各学堂中国文学一科，则明定日课时刻，并不妨碍他项科学，兼令诵读有益德性风化之古诗歌，以代外国学堂之唱歌音乐，各省学堂均不得抛荒此事”，“至于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秦汉以前，痒序之中，人无不习。今外国中小学堂、师范学堂，均设有唱歌音乐一门，并另设专门音乐学堂，深合古意。惟中国古乐雅音，失传已久。此时学堂音乐一门，只可暂从缓设，俟将来设法考求，再行增补。”［17］
1906年3月25日，《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提出了教育的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在“尊孔”部分，提出：“无论大小学堂，宜以经学为必修之课目，作赞扬孔子之歌，以化末俗浇漓之习；春秋释菜及孔子诞日，必在学堂致祭作乐，以表欢欣鼓舞之忱。”又在“尚武”部分指出：“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俾儿童熟见而习闻之……于音乐一科，则恭辑国朝之武功战事，演为诗歌，其后先死绥诸臣，尤宜鼓吹Qi（提手旁，加“乞”字）扬，以励其百折不回视死如归之志。”［18］
民国成立后，教育部1912年9月2日公布的《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19］1912年9月28日，教育部公布的《小学校令》规定小学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女子加课缝纫。1912年12月，教育部公布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规定中学课程为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1915年7月31日，教育部令《国民学校令》规定国民学校的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数、手工、图画、唱歌、体操，女子加课缝纫。1914年8月28日，教育部《饬教科书编纂纲要审查会提出修身国文教育乐歌等科应行采用方针文》规定“乐歌科采用方针”为：“以陶冶性灵、激励志气为主，凡中国词曲之近于柔靡者，一律禁止谱入乐歌，以杜微渐。”［20］ 这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音乐的正、副两方面的作用。
从上面中国现代美育的产生历程可以看出，中国现代美育完全是舶来品，是抛弃中国传统美育思想与实践的“另起炉灶”。一直到今天，中国的美育基本上是西方式的，虽然也有中国传统艺术、当代艺术的内容，但却是在西方美育制度和思路等通领之下的，比如中国古代诗、歌一体，礼、乐统一的传统，基本上没有继承，而是偏于技能化、政治化，美育实践中只有音乐、美术教育，自然美育、文学美育、社会生活美育成为空白。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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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俞玉滋、张援．中国近现代美育论文选［C］．10-12页，23-29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15］［16］［17］［18］［19］［20］章咸、张援．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C］．51页，52-53页，3-4页，6页，10页，11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