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峰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摘 要：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性教育兴起于20世纪初叶，与包括性学在内的西学引进有着密切联系。20世纪二三十年代，性教育达到了一个繁荣期，性教育图书和文章大量涌现，性教育内容正式写入教科书，性教育课程开始出现。性教育的兴起与近代教育转型有许多相似之处，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是其积极推进者，从日本转口引进性教育思想为显著特征之一，教育界人士在此过程中扮演着先锋角色，而西方人来华宣传则对此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性教育在20世纪上半叶出现与时代主题之间存在着某种契合关系，独立、民主、富强及与之相关的民族主义、个性主义、科学主义思潮通过性教育都得以曲折体现，性话语的兴起某种意义上是近代中国人追求解放和自强的反映。
关键词： 性教育；西学；引进；兴起；繁荣
中国古代存在着有关性知识、性观念和性技巧教育的事实，但是此种教育并不是今人熟知的性教育。从总体上看，古代中国人对性的认识包含大量主观臆断的成分，其性观念有自相矛盾之处。封建社会中后期，经过宋明礼教冲击和清代禁毁之厄，禁欲和不洁在中国人的性观念当中更加占了上风。此后，性的表现领域一般限于色情小说、春宫画或民间的口口相传。古代的性知识、性观念和性技巧教育并非科学意义上的性教育，科学的性教育出现在近代，完成于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性教育的出现与近代教育的兴起具有同步性，研究近代性教育的历史对于认识中国教育从传统向近代转型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对于近代的性教育和性文化问题，学术界已有论著进行过讨论，但仍有必要从西学东渐的视角进一步研究和解释。[i]
一、西学输入与性教育的兴起
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有识之士开始对传统价值观念进行反思。以儒学为主体的意识形态陷入了全面危机，礼教对性观念的禁锢遭到了强烈的质疑。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维新派思想家最先对传统性观念提出了不同看法，康有为指出，“人生而有欲，天之性哉！欲无可尽，则当节之，欲可近尽，则愿得之。”他认为，“美男妙女之欲得我意者而交之”是“生人之乐趣，人情所愿欲者”。［1］他进而提出“男女婚姻，皆由本人自择”，“男女合约当有期限，不得为终身之约”等主张。［2］谭嗣同对待性问题思想更为激进，他在《仁学》中指出：“夫男女之异，非有他，在牝牡数寸间耳，犹夫人之类也。今锢之，严之，隔绝之，若鬼物，若仇雠，是重视此数寸之牝牡，翘之以示人，使知可贵可爱，以艳羡乎淫。”
［3］针对中国人认为性是淫秽的这一观念，他提出了一个大胆假设：“向使生民之初，即相习以淫为朝聘宴飨之钜典，行之于朝庙，行之于都市，行之于稠人广众，如中国之长揖拜跪，西国之抱腰接吻，沿习至今，亦孰知其恶者？……或谓男女之具，生于幽隐，人不恒见，非如世之行礼者光明昭著，为人易闻易睹，故易谓淫为恶耳。向使生民之初，天不生其具于幽隐，而生于面额之上，举目即见，将以淫为相见礼矣，又何由知为恶哉？”
［4］所以他认为，“男女构精，特两机之动，毫无可羞丑”,接着他又明确地提出了性教育的主张：
中国医家，男有三至，女有五至之说，最为精美，凡人皆不可不知之。若更得西医之精化学者，详考交媾时筋络肌肉如何动法，涎液质点如何情状，绘图列说，毕尽无余，兼范蜡肖人形体，可拆卸滞辨，多开考察淫学之馆，广布阐明淫理之书，使人皆悉其所以然，徒费一生嗜好，其事乃不过如此如此，械器焉已耳，而其动又有所待，其待又有所待，初无所谓淫也，更何论于断不断，则未有不费然返者。［5］
康、谭的观点与以往的认识有本质的不同，他们对传统的性观念提出了质疑，将性看作一种自然特性，并且在谭嗣同的思想当中出现了将性（自己的身体）当作一个客观对象加以研究的意识。这与中国传统的象征性、系统性思维方式大相径庭，具有近代科学观念的特征。
迻译西书此时成为了一种潮流，梁启超、王国维、严复对此都十分重视。在这种潮流中，性学书籍作为科学的一种也陆续被介绍到中国，从而取代了房中书在性叙述方面的地位而占据了主流。[ii]1901年，美国人法乌罗、日本人神田彦太郎组织人力翻译出版了一本性学图书《戒淫养身种子男女交合新论》，由文轩书会和日清书馆联合发行。1902年5月日本女医生松本安子的《男女婚姻卫生学》由横滨启智书会翻译出版，上海广智书局发行。［6］除翻译西书之外，讨论性教育问题的文章也在清末民初出现。出版家和教育家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发表了《男女共学问题》（1910年第11期）和《色欲与教育》（1911年第9期）两篇文章，集中批判了传统的性观念：“男女既秉天之所赋，由生理而生欲念，乌能窒之塞之，且亦不必窒之塞之，尤不可窒之塞之也。然则如之何而可？曰：亦惟裁成之，使衷于理而已。”
［7］文中提出了许多在学校开展性教育的具体措施。1914年志厚在《教育杂志》撰文指出：“云有害者非色欲之为害，而滥用或误用之害”，“消极之防，危害甚巨”，“戒除隐秘主义”，提出“以公然讲授为得策”的主张，［8］该文关于学校性教育的讨论和主张开其后各种议论之先河。1919年王统照、王晴霓在《曙光》分别发表文章《两性教育观》和《两性的道德》，从理论和实践上阐述了进行性教育的必要性。1920年，《教育杂志》第12卷第10号、第11号、第12号连载潘公展的文章《巴哥罗的两性教育观》，该文介绍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哥罗（M．A．Bigelow）教授所撰写的《性教育》一书的观点。这篇文章对于我国的性教育讨论和实践影响极大，其观点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我国学者广泛引用。
经过20世纪头十年的输入，性教育在二三十年代达到了繁荣期。此时文化界对性教育问题的讨论增多，出版了一大批性教育书籍，有些报刊开辟了性问题专栏，国外有性学专家和性教育学者来华宣传性教育和节制生育思想，国内的学者也积极从事性教育的实践工作，教育主管部门颁布的课程标准规定在学校当中开设性教育课程，性教育讲座在大学里出现，学校设置了性教育课程，性教育内容正式写入了中学、师范学校卫生学、生理学、生理卫生学教科书。可以说，当时不论是狭义的学校性教育还是广义的社会性教育都得到了开展。仅笔者所见，20世纪上半叶中国报刊、杂志（主要查阅《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新教育》、《东方杂志》、《中华医学杂志》、《妇女杂志》、《新女性》、《女青年》、《心理》、《晨报副镌》、《时事新报》“学灯”副刊、《民国日报》“妇女评论”副刊、《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华年》“优生”副刊、《中等教育》、《曙光》等）上发表的有关性教育、性卫生、节制生育的文章不下千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还有不少杂志专门出版了性问题专号，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曙光》“两性问题”号（1920年第1卷第5号）、《青年进步》“两性问题号”（民国12年7月第65册）、《教育杂志》“性教育专号”（民国12年第15卷第8号）、《妇女杂志》“配偶选择号”（1923年第9卷第11号）、《妇女杂志》“新性道德号”（1925年第11卷第1号）。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图书共有408部，种类涉及性卫生、性教育、性学、性病学、性的社会关系等，其中出版于二三十年代的为263种，占64.46%。[iii]根据笔者统计，仅民国时期便出版了包含性教育或者性卫生内容的丛书39种，涉及图书54本。其中丛书的类型有“妇女丛书”、“初中学生文库”、“青年必读书”、“家庭应用丛书”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读者对象的广泛性。教育主管部门就性教育颁布的课程标准主要体现在生理卫生、生物、家事、公民等课程当中，如1929年颁布的《初级中学生理卫生暂行课程标准》在“教学大纲”中有“性的发育行为和责任（注意春机发动时期的身心变化）”的内容，在“毕业最低限度”中规定要“了解两性卫生的要义”。［9］民国22年7月教育部公布的《高级中学卫生课程标准》在教材大纲部分涉及性教育的内容有：“男女性的器官之解剖”、“生理及保健（包含配偶之选择及性的卫生）”、“自戕之害”、“性道德”、“性病及其结果”等。该标准的“教法要点”特别规定：“关于性卫生之教材，男女生应分班教学。所聘教师，以与学生同性者为原则。”
［10］同一时期的中学和师范学校教材及参考书中包含了丰富的性教育的原始材料，笔者查阅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全部民国（有一本为清末教材）时期中学生理卫生（共计51种）、师范学校生理卫生和健康教育教材（共计8种，其中师范学校生理卫生教材6种，健康教育教材2种），发现将性教育内容编写入其中的教材共有22种。
这一时期的性教育、性卫生图书和文章数量相当可观，可谓史无前例。从掌握的史料看，性教育图书的出版、文章的发表得到了出版机关、报刊杂志社的广泛参与，有的学者称：“近数年来，国人对于两性问题，可算很注意了！报章与杂志上几无日不见关于这问题的文字。”
［11］潘光旦对一些假借“性教育”、“性知识”之名的刊物不以为然，但也承认“其影响及于思想及风纪者实匪浅鲜”
［12］。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民国性教育图书的借阅情况看，在借书卡上登记的借阅者极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出当时性教育图书在高校学生中的流通情况。
二、近代性教育兴起的特点分析
近代引进西方性学理论、热心性教育宣传的主力是较早接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阶层。中国近代性禁区的打破是在维新变法时期完成的。［13］如上文所述，在维新派中康有为论证了男女性爱的合理性，谭嗣同则在打破传统性观念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他呼吁引进西方科学的性知识，以此来教育民众。康、谭二人的思想如此激进和富有新意，与其接触的西方思想不无关系。此后，倡导开展性教育和积极从事性教育实践的知识分子也都明显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1909年，从日本留学归国的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正式向青年学生讲述生殖系统的解剖生理知识，［14］这与他曾在日本接受医学教育有必然的联系。以编撰《性史》著称于世的张竞生是留法哲学博士，他认为“性教育一问题关系于人生比什么科学与艺术更大”。［15］张竞生的性教育主张和实践与他在法国受到的性解放思想影响有莫大关系，他晚年的一段话即是明证：“确是我在法国习惯了性交的解放与自由后，反观了我国旧礼教下的拘束，心中不免起了一种反抗的态度，所以我想提倡性交自由……我以为性交能得到自由的发展就可帮助情人制的发展；就是把旧时婚姻制打垮了。” ［16］1922年4月19日美国著名节制生育运动领导人桑格夫人（Mrs．M．Sanger）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大礼堂就节制生育问题发表演讲，邀请她的人正是深受德国思想影响的蔡元培校长，演讲时由胡适（留美学者）担任翻译，张竞生陪同。4月30日，桑格夫人在上海职工教育馆演讲，由俞庆棠女士（留美学士）翻译。［17］其他如在性教育方面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学者潘光旦和曾著文介绍霭理士（Havelock Ellis）性心理学的周作人也都有西学的知识背景。可见，当时热心于性学引进的都是颇有影响并较早接受西方思想的学者。
虽然近代科学的性知识、性教育观念源自欧美，但从日本转口引入性学却是近代的一个重要渠道。日本先于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因而当中国留学生大批涌入日本时，日本便成为中国引进西学的中转站。前述1901年《戒淫养身种子男女交合新论》的出版，1902年5月《男女婚姻卫生学》出版、发行都直接来自日本的影响。在各级各类学校卫生、生理卫生教科书中，由日文翻译（编译），或注明参考了日文著作的数量也十分可观。1921年日本学者羽太锐治出版《最新性欲教育》，1923年由任白涛翻译并分章在中国杂志上。潘光旦译霭理士著《性的教育》一书的序言中提到，潘的父亲曾经从日本带回来过科学的性卫生书籍。根据潘先生的记述判断，其父从日本带书回来的时间应在1912年之前。［18］1934年中华书局出版《性教育指南》一书，该书为译者之一钱亦石在日本时翻译，后由杜佐周校译。关桐华的《性教育之倡导者》一文（《教育杂志》第15卷第8期）注明是在1923年6月16日写于广岛高等师范。［19］而谢泽如的《发情期之教育的研究》则以他在早稻田大学的笔记为基础写成。［20］从《民国时期总书目》可以看出，上海新中华书社在1915年8月曾经重印过日本人佐藤德斋编、翠香馆主著译的《情欲宝鉴》。上海卿云图书公司1925年7月出版了日本人羽太锐治著、唐轶康翻译的《性欲通论》。［21］中国引进西方性学理论的这一特点显然与同期中国在教育上从日本转口输入欧美教育理论有相似之处，这也是近代西学输入的特征之一。
中国近代性教育的兴起，是以引进西方性心理学为基础从性知识教育入手发展起来的，这一点与世界现代性学的创始以性心理学的创立和发展为标志具有一致性。而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国外性教育的倡导者一般是医学工作者，而中国的性教育则以教育界人士为先锋，性教育的出现是围绕着学校教育展开的。近代第一篇以性教育为题目系统性较强的文章是由潘公展撰写的《巴哥罗的两性教育观》，该文1920年发表于当时在教育界影响极大的《教育杂志》。第一次比较有影响的节制生育的讲演是由当时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面，邀请美国的桑格夫人在当时的教育重镇北京大学举行的。当桑格夫人抵达上海时，负责接待的不是医学组织而是教育组织（江苏教育会、中华职教社）和社会团体（家庭日新会）。第一篇呼吁在新学制当中为性教育确立位置的学者也是当时的大学教师（东南大学的盛朗西），即便在倡导性教育方面十分冒进的张竞生前期也是依托大学开展性教育、进行性文化宣传的。可以说，当时的性教育是以学校为基地向外推广的，其倡导者也大多是教育界人士，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近代性教育的发展与学校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另外，从这一时期所发表的文章、出版的图书看，其作者大多是教育界人士，如潘公展、陆费逵、廖世承、常导之、黄公觉、杨冠雄、关桐华、盛朗西、邰爽秋、谢泽如、潘光旦等。其他如陶行知、陈鹤琴、张伯苓、杨贤江、余家菊等都对性教育问题给予了关注。相比之下，医学界关注性教育则较晚，医学报刊上出现了这方面的文章和医学界成立节育委员会都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情。
近代性教育的兴起有两条重要途径，其一是我国学者翻译（包括编译）西方性学著作、编纂性学图书、发表有关文章进行学术争鸣，其二是西方人到中国进行婚姻、节制生育、性科学宣传。20世纪上半叶来华进行婚姻、节制生育、性科学宣传的西方人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国节制生育运动领导人桑格夫人。桑格夫人于1922年和1936年两度来华，［22］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表过演讲，在其影响下中国出现了节制生育的社团和宣传节制生育的定期出版物。同样是在桑格夫人来华宣传的影响下，中国思想界出现了讨论节制生育问题的高峰。[iv]来华宣传节制生育的西方女性不止桑格夫人一人，1936年当她第二次到中国来时，一位英国节育专家马丁夫人（Mrs. EdirH. How Martyn）也同时来华，两人结伴到达香港、广州，后来因山格夫人患病两人行程分开。马丁夫人于是年4月5日到上海，在上海的首次讲演是由女青年会及上海节育会组织的。［23］1931年德国医学家、性学家赫希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1868-1935）来华宣传性科学，他在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杭州、广州、香港和澳门等地都做过性学演讲。［24］英国哲学家罗素于五四时期曾来华讲学，其间他也就婚姻、性道德问题发表过见解，这一时期的报刊还曾辑录罗素关于自由恋爱的言论加以评介。[v]罗素在中国的声望极高，所以他在性问题方面的言行对中国近代性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他认为传统的道德家“实际上犯了所谓‘双重标准’的错误，即性道德在女人中比在男人中更为重要”，而且“从童年时代、少年时代、青年时代直到结婚，旧的道德一直在毒害我们的爱情”，所以他主张“整个性道德的问题都需要重新考虑”，认为“需要一种真正的新道德”。［25］五四时期出现的“新性道德”观念的思想渊源之一正是来自罗素。这些西方人来华的宣传鼓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性教育实践的发展。
三、余论：近代性教育兴起的原因
近代性教育的兴起与繁荣可以从内外两重原因当中得到解释。外因即西学东渐所引发的知识观念的转型，这一观点在解释近代社会的文化变迁时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此不赘论。内因则是中国社会自身出现的现代化端倪，这一点也不可忽视。随着明末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出现。进入18世纪的时候，随着社会的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开始由俭入奢。与此相应，对于礼教所主张的禁欲道德观出现了反动的迹象，谢肇浙在《五杂俎》当中说：“父一而已，人尽可夫也，此语虽得罪于名教，亦格言也。”
［26］颜元也曾指出，“禽有雌雄，兽有牝牡，昆虫蝇蜢亦有阴阳。岂人为万物之灵而独无情乎？故男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真情至性也。” ［27］“遂欲达情”成为了反传统知识精英的基本社会理念，知识界的性生活出现了“纵欲”的特色。［28］这些因素折射出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某种变动趋势，此趋势正是近代性教育观念滋生、传播、接纳乃至于繁荣的本土因素。
有学者指出，“反帝反封建斗争，争取独立、民主、富强，始终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近代中国出现的一切问题，无不与这一主题息息相关。”
［29］性教育之所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一个繁荣期，某种程度上也恰恰是因为性教育所蕴含的民族主义、个性主义和科学主义诉求，与时代主题相契合。首先看性教育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正如罗志田所指出的，民族主义是近代百多年间各类思潮背后的一条潜流［30］，近代中国处在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状态之中，“欲强国，必先强钟；欲强种，必先讲卫生” ［31］，以及“为强大国家，必首先强大种族，为强大种族，必首先加强性教育” ［32］这样一种逻辑推导就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在此认识支配下，性和民族的关系被挖掘的十分充分：当时的学者们认为，手淫会危及民族的种族健康，结婚指南则期望漂亮、优秀的青年男女结合以更新种族，夫妻双方对民族的责任尤为重大，因为孩子的优劣依赖于父母，而遗传疾病则是种族改良的病毒，它使种族面临退化和最终灭绝的危险。［33］张竞生所倡导的“第三种水”、“外婚制”，潘光旦对“民族与优生”、“性与民族”等问题的研究无不与民族主义心理有关。女性解放与性教育、性解放联系密切，在女性解放倡导者看来，女性解放既关系到女性个人的解放，也是民族强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如康有为所说，“人之国，男女并得其用，己国多人，仅得半数，有女子数万万而必弃之，以此而求富强，犹却行而求及前也。”
［34］从这一视角来考察女性解放就不难发现，中国近代女性解放带有十分明显的民族主义特征。其次，倡导个性解放与性教育密不可分。周作人指出，“除了个人的食息以外，两性的关系是天下最私的事”。［35］在时人眼中，如果对于性这种私人的问题都没有决定权，那么人的解放和自由便无从谈起，因此性问题成为近代个性主义倡导者关注的焦点。周作人借与谢野晶子之口发出了讨伐封建贞操观念的呼声，意欲“脱去所有虚伪、所有压制、所有不正、所有不幸；实现出最真实、最自由、最正确而且最幸福的生活”。［36］鲁迅则指出了节烈观“专责女性”的虚伪性。［37］周建人替女子发出质问：“女子为什么非以生命为担保贞操不可呢？”
［38］李大钊也指出，“至于夫妇关系，更把女性完全浸却”。［39］五四时期，知识界掀起了“新性道德”讨论，论者指出，“恋爱故不以性交之达到算为成熟的证据，但是因恋爱而自然到这地步，就是极合理的事，不能算是可耻，或秽污。”
［40］此类观点无疑是针对封建主义的性禁锢和性控制的反动。再次，性教育者标举科学主义的大旗，为性知识传播开辟了道路。“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
［41］,近代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对科学威望的赞赏已经达到了一种“泛科学观”或者“科学主义”的地步。［42］性教育与科学的联姻从命名就已开始，在古代“性”的含义偏于“自然”一义，性和生殖、情欲发生关联是近代西方的医学、性教育理论传入之后的事情。当性、生殖器、卵巢、精子、月经、生育等概念取代色、欲、牝、牡、天葵、种子等名词的时候，一种知识范式的转变就发生了。性教育以解剖学、西医学、心理学、遗传学等为基础，通过特有的概念、判断、推理，建立一套理论体系，成为科学话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提倡性教育与否某种程度上成了文明和愚昧、进步与保守的分水岭。性教育逐步进入正规教育系统，确立在课程体系当中的地位并写入了教材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当时的报刊、杂志也正是在科学的名义下宣传性卫生和节制生育知识的。知识分子敢于公开就性问题宣讲和撰文论辩而不必担心“诲淫”罪名，其心理基础主要是对于性教育科学性的信仰。
性教育的兴起与繁荣看似偏离了时代主题，但恰恰是这一无关宏旨的问题反映出了时人思想与心态的更动，并且其中也折射出了知识和教育观念的变化，至于性教育的兴起与社会价值观念、风俗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值得进一步探讨。
[i]涉及这一问题的论文有陈永生的《清末民初我国学校性教育述略》（《中华医史杂志》1993年第1期）、刘艳的《20世纪上半叶我国性教育研究述评》（《当代青年研究》1996年第3期）、梁景和的《五四时期的“性教育”思潮》（《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和朱梅的《20世纪初中国的性教育》（《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1期），梁景和先生在其专著《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对“生育节制”、“性教育”问题也有所讨论。
[ii]此时也有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性陈述方式，突出的例子是叶德辉（1864—1927）将《隋书》中的《素女经》、《素女方》、《玉房秘诀》、《玉房指要》和另外一本《洞玄子》辑录而成《双梅景闇丛书》。该书写道：“今远西言卫生学者，皆于饮食男女之故，推究隐微，译出新书，如生殖器男女交合新论，婚姻卫生学。无知之夫，诧如鸿宝，殊不知中国圣帝神君之胄，此学已讲求四千年以前。”参见〔美〕费侠莉：《中国传统医学里的性与生殖——对高罗佩的反思》，李小江等：《性别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29、331页。
[iii]图书类别依据《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的分类，参见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自然科学·医药卫生》，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社会科学（总类部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iv] 1922年桑格夫人来华之际，一些杂志开辟了节制生育专号，如《妇女杂志》1922年第8卷第6号“产儿制限号”，《学灯》1922年4月30日“节育运动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1922年5月3日“生育节制问题号”，《家庭研究月刊》1922年12月6日“产儿制限问题号”，《女青年》1934年第13卷第9期“节育与优生专号”等，专号详表及文章题目参见王雪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性教育思想与实践》（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04年，第31－33页。
[v]罗素于1920年10月12日到达中国上海， 1921年7月11日从北京离开中国。同期对罗素婚姻、妇女思想进行介绍的文章有瑟庐：《罗素与妇女问题》，《妇女问题》第6卷第11号，《民国日报》1920年11月30日。兹后介绍罗素思想的文章有Bertrand Russell著、张申府译：《罗素对于婚姻问题的新见解》，《东方杂志》第25卷第16号；《罗素的〈婚姻与道德〉》，《妇女杂志》第16卷第8号；陈碧云：《评罗素的婚姻观》，《东方杂志》第33卷第3号。
参考文献：
［1］［2］康有为．大同书[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3］［4］［5］谭嗣同．仁学[A]．谭嗣同全集（增订本）[C]．北京：中华书局，1981．
［6］［13］刘志琴．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7］陆费逵．色欲与教育[J]．教育杂志，第3卷，第9期．
［8］志厚．教育上之色欲问题[J]．教育杂志，第6卷，第12期．
［9］初级中学生理卫生暂行课程标准[A]．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生物卷）[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10］教部公布高中卫生课程标准[J]．中华医学杂志，第19卷，第5期．
［11］［19］林昭音．男女性之分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5．
［12］潘光旦．今日之性教育与性教育者[N]．潘光旦文集（第1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4］夏丏尊．鲁迅翁杂忆[J]．文学，第7卷第6期．夏丏尊文集（平屋之辑）[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15］［16］张竞生．美的社会组织法[A]．江中孝．张竞生文集（上卷）[C]．广州：广州出版社，1998．
［17］陈海澄．会见山额夫人后底杂记[N]．学灯, 1922-05-17、1922-05-18、1922-05-19。
［18］［24］霭理士．性的教育·译序[A]．潘光旦文集（第12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0］谢泽如．发情期之教育研究[M]．上海：儿童书局，1932．
［21］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自然科学·医药卫生）［Z］．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22］陈海澄．会见山额夫人后底杂记[N]．学灯，第17期．1922-05-17、1922-05-18、1922-05-19；美国提倡节育家山额夫人昨午抵沪[J]．申报，1936-3-9．
［23］马丁夫人昨午抵沪[N]．申报，1936-04-06；上海节育会昨请马丁夫人演讲[N]．申报，1936-04-08．
［25］罗素．婚姻革命[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26］（明）谢肇浙．五杂俎[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7］习斋四存编·存人编·唤迷途[A]．（清）颜元撰．习斋四存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8］高翔．18世纪中国知识界的性观念与性生活[A]．李小江．历史、史学与性别[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29］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0］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1］何炳元．论中国急宜开医智[A]．王问樵．医学丛编（初集）[M]．见赵璞珊．合信〈西医五种〉及在华影响[J]．近代史研究，1991（2）．
［32］Frank Dikǒtter, Sex, Culture,and Modernity in
China: 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C. Hurst ＆Co.(Publishers) Ltd.,London,1995.
［33］冯客．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34］康有为．大同书[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35］周作人．读报的经验[N]．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1923-12-01．
［36］与谢野晶子．贞操论[J]．新青年,第4卷，第5号．
［37］我之节烈观[A]．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8］周建人．节烈的解剖[J]．妇女杂志，第11卷，第3号．
［39］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J]．新青年，第7卷，第2号．
［40］冰．杂评·恋爱与贞洁[N]．妇女评论，第35期．1922-04-05．
［41］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A]．胡适精品集（3）[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42］张灏．五四运动的批判与肯定[A]．张灏自选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