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李楠
（沈阳师范大学 教师专业发展学院）
摘 要：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其对此间实学教育思潮有如下影响：一是出现注重数学教育的倾向，一是注重中西会通、然后超胜西学的趋向，还有一个就是注重实践验证和科学实验的思想。虽然这些变化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不能起到全局性和根本性的影响，但是却代表了儒家思想对西学挑战的应对，与儒家教育的新变化，以及明清教育探索上富于生机的、具有前瞻性的一支力量。
关键词：西学东渐 明末清初 实学教育思潮 变革
明末清初的“实学”是指明朝末年以后出现的注重具体实际、经世致用，以崇实为基本原则的学说。[1]本文主要探讨明末清初西学传播与实学教育思潮间的关系。明朝对外贸易与交流十分发达，在明末清初传入的外来文化中，最显著者莫过于天主教传教士带来的基督教与西学。基督教教义与西方科学无疑应是一对敌人，但在17世纪以来的文化交流史上，却又非常合理地融合到一起同时进入到中国。传教士不远万里冒涉险阻而来，其所携来的西方学问对中国明末清初的实学教育思潮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来华与西学东渐的肇端
自16世纪至18世纪20年代，与中国长期隔绝的欧洲开始走上近代科学的历程，其标志就是：哥白尼（1473－1543）提出日心说；伽利略（1564－1642）用实验与数学演绎相结合的方法创立动力学；牛顿（1642－1727）完善经典力学知识体系。这成为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早期形态。与欧洲相距甚远的中国，此时正值明末清初，在士大夫中出现了一种讲究“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涌现了一批求实、务实的学者。万历年间（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神父（1552－1610）到中国传教。他结交中国的知识界精英如徐光启等，合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等西方科学著作，拉开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序幕，开始了一段“西学东渐”的历程。
耶稣会为天主教修会之一，1534年由西班牙贵族圣伊纳爵·罗耀拉（1491—1556）在巴黎创立，1540年教皇保罗三世批准。耶稣会士以贫穷、贞洁为标榜，以教导信徒、办学及宣教为天职，擅长通过传播知识扩大影响，伽利略等曾在其办的学校受教。耶稣会成立不久，即开始向亚洲、非洲、美洲派遣传教士。其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始于明嘉靖年间，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沙勿略（1506—1552）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抵广东上川岛。
耶稣会在中国发展很快，崇祯十年（1637年）有教徒四万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达三十万。中国耶稣会的开创者是意大利神父利玛窦，其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入广东肇庆，结交中国士大夫，影响当时较为知名的知识分子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受洗入教。由于在文化心态上不占优势，利玛窦等人采取合儒、补儒、超儒的方针，以知识传教的方式在华活动。自利玛窦来华，经1717年康熙禁教，至1773年罗马教廷解散耶稣会，第一波“西学东渐”中断。在这百余年间，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合作，以“西译中述”（传教士口译，中国人笔述）的方式，翻译西方著作。同时，来自于西方的诸如天体仪、计时晷、七政象限大仪、列宿纪象大仪、平浑悬仪、交食仪、列宿经纬地球仪、节气时刻平面日晷、浑天星球、黄道经纬仪、窥远镜、显微镜、自鸣钟、圣母像、龙尾车、灯塔、温度计、蓄电池、吉他、长笛、风琴、金鸡纳等等，也都由传教士携来。而传教士所编译的各类书籍更是包容天文、历法、数学、生物、物理、化学、音乐、美术、医学、建筑等多个门类，如《乾坤体义》、《天问略》、《万国舆图》、《职方外纪》、《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性学粗述》、《人身说》等等。据钱存训在《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一文统计，在这200年时间内，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译著西书有437种，其中纯宗教书籍251种，包括《圣经》、神学、宗教仪式等，占总数57%；人文科学书籍55种，包括地理学、语言文学、政治、哲学、教育等，占总数13%；自然科学书籍131种，包括数学、天文、物理、医学、生物学等，占总数30%。其中许多都是传教士或与中国科学家合作的产物，较为著名的有《几何原本》（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述）、《同文算指》（利玛窦口译，李之藻笔述）、《乾坤体义》（利玛窦编）、《崇祯历书》（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修订，中国科学家徐光启、李天经亦参与其中）、《万国舆图》（利玛窦制作）、《职方外纪》（艾儒略译）等。
由于有注重实学的中国学者的参与，尽管传教士们受本身学识水平以及教义等的限制，传播的并不是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科学内容，这一波西学东渐仍在天文、历算、地理、数学等领域取得了明显的传播效果。例如，虽有守旧文人盲目反对采用西洋历法，然而清代施行的《时宪历》实质仍是西历；西方地理学的传入，特别是地图测绘知识的传入，更开阔了国人对世界地域的认识，松动了天方地圆和中华中心等传统观念。中国甚至还于1718年测绘编制了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全国地图，所得大地测量数据作为证明地球为扁圆形的实测证据，较西欧类似证据早27年。[2]
二、西学东渐影响下明末清初实学教育思潮的新趋向
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明末清初的实学教育思潮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中以如下三个方面最为显著：
（一）一些实学教育家开始将数学等所谓的“微末之技”引入儒家教育，从而开辟了实学教育的新方向
中国古代有着极为丰富的数学科学体系。但由于各种局限，数学教育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大多研习数学者或因其不入于主流而备受歧视，因而只作为一种业余爱好或家传之学而传承。西学东渐之际，西方传教士和中国科学家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等著作，将欧洲数学引入中国，使中国数学得到更新，也使这种观念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1．引“数学”入圣贤之教
最初西方数学传入时一直受到正统知识分子的排斥，即使是对西方数学有所了解，也跳不出将之视为“夷”“狄”的圈子，鄙弃西方学问，视其为微末之学。比如清初大儒李光地（1642—1718年）在论及西洋历算时，就认为，西洋数学虽较中国细密，但“不知天人相通之理”。而儒家之正统是以“通天、地、人之淳儒”，以“知天命而不知人则技”[3]，西洋历算不能天人相通，故只算“技”而已。谓技者则为形而下者，“君子不器”，君子耻于技。
但深受西学影响的徐光启、方以智等实学家则认识到了西方数学的精妙，并力主将数学等西方科学知识引入儒学体系，成为儒学教育的重要方面。他们认为，人伦与物理、形而上与形而下都是学问，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谓的真儒学者，“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4] 。所谓物理，即“象数、律历、声音、医药之说”，“皆质之通者也”[5]。从科学技术角度看，数学犹如“工人之斧斤寻尺”[6]，历数、音律、器用、宫室等，都必须以数学为基础。如果没有数学根基，则其它各门所谓的实学皆“未可易论”[7]。从传统认识角度看，在六艺中，“数”虽仅占一席之地，但其它五艺若“不以度数从事”，则亦“不得工也”[8]。古代圣贤皆重视数学，“自羲和治历暨司空、后稷、工虞、曲乐五官者”，皆“非度数不为功”[9]。圣贤之学即是崇尚实学，而数学，则正是率天下人而归于实学。数学亦是圣贤之学问，掌握了数学之人亦可称为“真儒学者”。明清实学家正是从数学为真儒之宗的角度入手，将数学纳入儒学教育体系之中，并以之为宗，统领一切学问。在这种思想的统领与指导下，他们与传教士合作译介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同文算指》等书，向中国学者介绍欧氏几何与西方测量、笔算内容，填补了诸多空白。
由此可见，徐光启等实学教育家已经认识到了把数学作为工具与基础学科的重要性，并主张以数学代替儒家教育中的经学。经学在传统教育中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是传统教育的主要内容，也是封建皇权与专制政体的间接体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徐光启等实学教育家提出如此独到的见解，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撼动经学的统治地位，却也体现了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的远见卓识。
2．开始注意到以数学“练其精心”
明末清初实学教育家不仅强调了数学学科的基础地位，而且对于数学学习可以促进思维训练进行了精彩的描述。中国古代论智力，以为有生知、学知和困知三等，没有着意从人的思维能力方面去做研究。实际教学中，一般亦仅仅关心学生记诵多少章句，掌握多少典故，而不重视逻辑推理。徐光启等实学教育家通过对西方科学尤其是数学的研究，认为可以以尊崇数学锻炼思维能力。比如徐光启在《几何原本杂议》中指出，“人具上资而义理疏莽，即上资无用；人具中材而心思缜密，即中材有用”。人的思维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人极聪明，但没有受过思维训练，思辨能力差，则仍不能得圣贤之道。虽聪明一般，但经过良好的逻辑推理的训练，抽象思维能力强，则同样能成才。掌握自然与社会的各种规律学习几何学，便是“练其精心”，即训练思维能力。而已习得一技一艺者，亦须藉数学以“资其定法，发其巧思”[10]。因为，事与理相关联，皆为治学之要，而数学则是习事得理之根基，所以，教育当重视思维能力的培养。
徐光启还看到了西洋教育的优点，说：“闻西国古有大学，师门生常数百千人。来学者先问通此书（指《几何原本》），乃听入。”[11]。西方重视数学教育的做法影响了徐光启等人的教育思想。由此他们认为，重视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就会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欲其心思细密而已，其门下所出名士极多。”[12]这些认识，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都可以称得上是独树一帜的。即使在今天仍然是可取的，也符合现代心理学与教育学的客观规律。
（二）主张会通中西，不拘成见地认识、评价西学，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超越西方科学知识
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知识面的褊狭，一直是传统教育的一大弊端与局限。尤其是宋明理学、心学、考据之学的兴起，更是束缚了学生的创造精神。他们依据经典，并以之为衡量知识学问的标准，故此知识陈旧且更新迟缓。中国的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于西方，教育的落后与创新精神的缺乏是其主要原因。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梅文鼎等人虽然力主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但并不是一味地尊崇西学、贬抑中学。实际上“不拘成见”也包含着不拘于西学的固有认识，要实事求是地认识、评价，并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超越西方科学知识。在《徐光启集》卷八《历书总目表》中有这样一句话：“欲求超胜，必须会通。”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超胜”，既可理解为超过西方的科学文化，又可释为超过以往的学术水平。“会通”，就是要会通中西两方面的学说，而重铸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但其时主要的任务，是熟谙、研究西方的科学文化。因为，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传统学说是深谙于心的，他们的治学经历大致相同：自幼习经书，成年赴科举，数十年而一贯。如徐光启中进士时已42岁，对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和古典科学知识，皆有着丰厚的根柢，惟独不知除此以外的学问。徐光启自从跟随利玛窦学习西洋科学后，深深感到中国古典科学已不足为现实所用，必须会通西洋的科学知识以补充之。[13]可见，徐、方等人对科学文化，总是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们不泥于成说，而是尊重客观规律，学习、吸收能正确反映客观实际的理论。这样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可谓是超越了保守时代的保守思潮。
在徐光启等人以后的数十年，传统的保守势力仍然无视欧洲近代天体科学的兴起，力拒西洋科学于门外。并且依然陶醉于中国传统古法古历之中，认为“历理之精微，未有过于《尧典》数言”，以之“为万世事天者之法”[14]。徐光启、方以智等实学家的卓越，就在于他们能够站在时代的前沿，以尊重客观实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求知、治学，不拘泥于成说，会通中西文化、科学，开启了实学教育新的风尚。
（三）更加彻底地摒弃虚玄的学风，进一步强调了注重实践验证与科学实验的教育思想
明清之际实学教育家的一大特征即都注重实践验证。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思想还是自然科学技术，都惯于采取实践验证的方法进行证实。此中无疑既有恢复先儒重治人、重实学的一面，又有受传教士科学实践与西方科学传统影响的一面。
清代学术界在两个方面都有重要成就，一个方面是考据之学，从实证出发，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整理考订，代表人物有全祖望、惠栋、钱大昕、阎若璩等，涉及范围有经、史、子、集；另一方面是从实用、实效出发，对天文历算之学的研究，代表人物有梅文鼎、焦循等，直接研习西方天文、数学等方面知识，在此基础上扩大西学研究的范围。这些人中很多都是考据与天文、历算兼通的，有的将西洋数学作为毕生的研究对象，并冀以此复兴儒学，有的甚至更为大胆地将西洋天文历算知识成功地运用到考据学中。比如《畴人传》中就载有阎若璩运用西法例推古代日食与月食的时刻，证明所谓的《古文尚书》为后人伪造。
尤其需要重视的是，明清之际一些实学教育家深入研究西方科学技术，提出以科学实验证伪、证误的主张。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多以科学实验验证中国旧法之谬，从而为采西法铺陈。在主持修改崇祯年间历法的工作中，徐光启就指出，宇宙的运转是有其规律的，历法的制定只能根据当时的“天行”。过去所制定的历法，因年岁久远而不符合现在的天体运动规律。更由于过去的天文历数知识不足以正确体现天体运动，所以，以往任何圣贤都“不能为一定之法”[15]而垂范于今。即使是郭守敬的《授时历》，堪称精妙绝伦，但“今复与天不合”，这说明“其法亦未精密”[16]。历代儒者修改历法，一方面是知识陈旧，没有能力准确把握天体运行的规律。因为，他们仅是“占毕老儒，所诵习者不过汉、唐、宋、元史册之所纪载”，所以不能“高睨往古”，究历差“所以差之故而改正之”[17]；另一方面，则是他们不懂得尊重客观规律，却反诬“日度失行”或妄言“数有神理”，而最终不能究其所以然之理。而西方天文知识中，有许多理论都较中国先进，因此更应援引西历与中国历法参详考证，并认为“西法可为目前必验之法”。[18]对传统的测天方法与制器的总结，徐光启是通过实践来检验的，认为合于时用者则存，不合时用者，虽圣贤经典所载，亦可弃置不用。如所谓表臬法“识日出入之影，参诸日中之影，以正方位”。在他看来今法简便可用。今法“置小表于地平，午正前后累测日影，以求相等之两长影，即为东西；因得中间最短之影，即为真子午”[19]。今法胜于《周礼》所载古法，故古法可废。[20]
到了清初，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诸人，则进一步将科学实验的方法引入中学。方以智在《物理小识·自序》中言：“万历年间，远西学入，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更是敏锐地抓住了西方科学注重实验（质测）的本质特点。当然，其所言“拙于言通几”是指西方科技没有中国式的高深的理论思辨基础，这也看出了其作为实学教育家的局限。王锡阐在《晓庵新法·自序》中则宣称：“吾谓西历善矣。然以为测候精评，可也；以为深知法意，不可也。循其理而求通，可也；安其误而不辨，不可也”。他效法西学，实际上是深入剖析西学。虽然在主观上有维护中学的一面，但对传教士传入的西学知识评价也很得当，符合当时的实际，同时也是与方以智等人在科学精神的熏陶下的一种值得赞扬的客观分析的可贵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重实证的科学精神的确立甚至比科学发现更有意义。尤其是自徐光启、李之藻，到方以智、王锡阐，再到梅文鼎、戴震，确立了这种注重实证、实践的科学方法与态度，树立了中国近现代科学精神的榜样，开创了科学实证的先河。[21]
三、西学东渐下实学教育思潮新趋向的历史命运与评价
实学教育家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一系，注重自然科学教育，是明清实学教育思潮中受西学影响最大的一支。在实学教育家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的同时，理学、心学思想仍然占据着政治上的主导地位。明清两代文化专制主义的推行与理学、心学的独尊地位，为实学教育尤其是徐光启一派大行于天下，改变教育体制，扭转思想观念，设置了最大的障碍。
明自太祖朱元璋时便树立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书非《四书》、《五经》者不能读，学非濂、洛、关、闽者不能习。同时以八股文、文字狱以及严苛残暴的学规校正天下士子言行。明中后期后，陆王心学得宠，于是心学大兴。至清入关后，又重崇程朱理学，其作法比前代尤过之而无不及。清人朱彝尊在《曝书亭集·道法录序》中描述了这种无奈的局面，“世之治举业者，以《四书》为先务，视《六经》为可缓，以言《诗》，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也；以言《礼》，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也；推是而言，《尚书》、《春秋》非朱子所授，则朱子所与也。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事实比这还要残酷得多。清初的雍正朝，谢济世注解《大学》从《礼记》本而未从朱熹《四书集注》本，结果以“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的罪名议罪该斩。[22]在当时文化专制、大兴文字狱的恐怖环境下，实学教育家是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因此也影响了实学教育的实际效果，思想的进展只能局限在一部分知识分子身上，实学教育的实践只能以民间办学的方式予以推行。
与此同时，在正统文化、教育、文风、学风盛行的明清王朝，天主教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局限性仍然很大。康熙时传教士汤若望执掌钦天监，仍不过是龙颜一笑的暂时产物。康熙、雍正朝时在实学的名义下兴汉学，只不过仍是一种为政的手段而已。清朝修订文教政策，使理学与经学教育并行，也只是权宜之计罢了，在社会逐渐安定，经济已呈繁荣，统治相对稳定，文纲又日趋严密时，经学教育就难以如明清之际那样干预现实的政治、经济事务，而只能以一种特殊的形态表现出来，这就造成了弥漫于乾嘉两朝的训诂考据之学风。[23]考据之学以经学为中心，旁涉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利、制度、金石、校勘、辑佚等广泛的内容。以其主要派别戴震与惠栋两派而言，戴氏以考证求识断，而惠氏则为博古而博古，为考证而考证，显然背离了实学的精神。事实上，实学中考据一派与其说是儒学的自然发展，莫若说是官方行为。它与明末以来的实学倾向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总体上看来，实学教育一派在明清两季，即使出现官方扶持的情况，也不能占据主要位置。占统治地位的仍是理学与心学。不过，实学由于其主流反对理学、心学的空疏虚浮，倡导功利主义思想，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产生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形成，因而无疑体现了儒学的一个方向，客观上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实学教育家的思想不过是有感于理学、心学于经济于政事无补、光培养虚妄空疏的人才的情况，而期冀以恢复先儒传统，重新振作儒学经世致用一端罢了。但这并不能否定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在实学教育家中，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实际上是一派在西方文化影响下转变过来的新式知识分子。他们主动与传教士交游，积极吸取西方近代科学的成果，注重自然科学知识学习，并将西方知识引入儒家教育体系。这种思想变化既体现了受明末以来经世致用、摒虚崇实学风的影响，又体现了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实学教育的新变化。注重自然科学的学习，强调科学素养及科学精神的培养，正确评价与借鉴西方文化，并最终形成“超胜”的境地，这些无疑都体现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也说明了以徐光启等实学教育家的远见卓识。他们在明清教育探索上，代表了先进而富于生机的一支。
参考文献：
[1] 丁钢主编：《文化的传递与嬗变——中国文化与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
[2] 费正清主编、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3] 黄新宪著：《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4] 江文汉著：《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
[5] 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
[6]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
[7] 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7月版。
[8] 裴化行著、管震湖译：《利玛窦评传》，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9] 谢国桢著：《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0] 徐宗泽著：《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1990年版。
[11] 张星火良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
[1] “实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最早见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朱熹说，《中庸》全篇“其味无穷，皆实学也”。他这里所说的“实学”是指对儒家道德学说的实践与履行。明末清初的“实学”与朱子的“实学”有很大的区别。
[2] 参见杜石然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通史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99、853、959页。
[3] 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二十六。
[4] 《徐光启集》卷二《刻几何原本序》。
[5] 《徐光启集》卷二《刻同文算指序》。
[6] 《徐光启集》卷二《刻同文算指序》。
[7] 《徐光启集》卷二《刻同文算指序》。
[8] 《徐光启集》卷二《刻几何原本序》。
[9] 《徐光启集》卷二《刻几何原本序》。
[10] 《徐光启集》卷二《几何原本杂议》。
[11] 《徐光启集》卷二《几何原本杂议》。
[12] 《徐光启集》卷二《几何原本杂议》。
[13] 白莉民：《西学东渐与明清之际教育思潮》第140页。
[14] 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二十。
[15] 《徐光启集》卷七《修改历法请访用汤若望罗雅谷疏》。
[16] 《徐光启集》卷七《修改历法请访用汤若望罗雅谷疏》。
[17] 《徐光启集》卷七《修改历法请访用汤若望罗雅谷疏》。
[18] 《徐光启集》卷八《历书总目表》。
[19] 《徐光启集》卷七《测候月食奉旨四奏疏》。
[20] 详细资料见白莉民：《西学东渐与明清之际教育思潮》第142-146页。
[21]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经这样评价过明清之际的实学家们：“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学术界本身，本来就象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利玛窦、……汤若望等，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间，先后入中国，中国学者如徐文定（著者：即徐光启）等都与他们交往，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术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的影响不少。”梁启超对利、徐的评价，可以说是十分恰当的。
[22] 谢济世先以弹劾田文镜被发配阿尔泰充军，嗣后在发配间注《大学》被参劾。雍正七年（1729年）七月下谕，中言：“…观谢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毁谤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其注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观此则谢济世之存心昭然可见。”（）议罪当斩，最后雍正免谢济世死罪，但仍将谢济世和另一文字狱事主陆生柟陪绑行刑，杀陆留谢，谢被罚为苦差，至乾隆即位才被赦回。
[23] 张惠芬、金忠明编著：《中国教育简史》，第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