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至明末“西艺东渐”及其教育影响

王颖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科所)

摘要：明中叶至明末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由于他们将西方科学知识与技术作为他们争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和教民的手段，中国开始了“西艺东渐”的历史进程。伴随西艺东渐，西艺教育思想得以在中国数地传播，并改变着中国传统社会和教育观念，同时也改变了明清之际传统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

关键词：明中叶至明末；西艺东渐；教育影响。

当西方正经历一个又一个新思想冲击和震撼的时候，也就是人文主义、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宗教改革、早期科学教育、泛智教育等思想洗礼的时候，或说是“文艺复兴”向“启蒙运动”过渡的时候，中国文化也在经历着深刻而广泛的文化阵痛与反思。与西方人文、自然科学盛行之势相比，中国这种阵痛和反思基本是伦理和哲学意义上的，或者说是人文学科意义上的，很少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但自然科学却是中国文化发生转折的中介，西方传教士为了实现深藏而明确的传教目的，用苦心掌握的自然科学技术与知识给中国文化教育注入了新的别具一格的生机，使明中叶中国出现了“西艺东渐”的现象。

“西艺东渐”是“西学东渐”的一部分，“西学东渐”包括了明清以来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对中国的影响，而“西艺东渐”主要是指文化教育方面的影响。明中叶至明末的这种“东渐”是一种互动过程，它不仅仅表现为西方传教士的“一厢情愿”，也表现为中国知识文化界对西方文化的主动接收。

一、西艺东渐的社会历史文化特点

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但在16世纪中叶以前，这种交流大体上处于较低的层次上，它基本上停留在人们能直接感知的物质文明的层面，而非精神文化层面的直接接触；并且交流是在漫长的过程中，经过繁复的中间环节和媒介而进行的，它始终局限于一个小的规模，且经常处于时断时续的不连贯的状态。但到明中叶传教士来华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传授到中国后，中西方文化交流出现了转折，交流开始从以往物质层面深入到精神层面，进入了更高、更深的层次。“从交流所持续的时间、来华传教士的数量和在中国活动的地域、作为交流媒介的耶稣会士的科学文化素质，以及文化交流所达到的深度来看，那么，毫无疑义，这次交流标志着中国与欧洲这两个具有迥然不同风格和背景的文化体系，由此进入了一个较大规模的、直接的、实质性接触的新时期。”^[1]而这种接触的表现之一，就是来华耶稣会士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科学文化素养，这为文化交流的深入创造了条件。对此，我们可从一些学者的评价中窥见一斑,德国启蒙思想家莱布尼茨曾对耶稣会教士闵明我写信说：“我们主要是恳求您凭借自己的智慧认识到，天意赋予了您这次造福于人类的伟大使命。相隔遥远的民族，相互之间应建立一种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您为他们带去了我们的技艺，在我眼中，您和那些与您同行的众多仁人志士彷佛凝聚着全部的欧洲知识。反过来说，从中国这个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帝国那里首先带回由他们的传统，保持并且发扬光大了的物理学奥秘，也是你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惟有如此相互交流才是合情合理的。”^[2]英国学者李约瑟也说过：“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事足以和17世纪时耶稣会传教士那样一批欧洲人的入华相比，因为他们既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那些随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科学……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天文学上所起的作用与亚洲前几个世纪的天文学有那么多的牵连，而且在中西文化相互影响的问题方面使我们得到了那么多的教益。”^[3]

可见，来华传教士以他们掌握的“西艺”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使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得不受他们有形无形的影响，从而改变了他们关于自然、文化、宗教和教育等方面的看法。这些变化的取得，首先应该归功于适应性传教策略的奠基者沙勿略、适应性传教策略的组织者与策划者范礼安、适应性传教策略的早期实践者罗明坚以及适应性传教策略的集大成者利玛窦等人。正如人们所知，适应性传教策略是以和平方式和学术渗透为特征的中国耶稣会传教团的传教路线，它是在抛弃那种军事征服与精神征服紧密结合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二、西艺东渐与西艺教育思想传播及发展

最早充当“西艺东渐”或“西学东渐”津梁的是以耶稣会传教士为代表的传教士布道团。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后，天主教在西欧、北美势力逐渐缩小，为了扩张势力，天主教建立了耶稣会作为传教组织。由于西方的新教势力强大，耶稣会转向东方发展。自明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年间，耶稣会士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邓玉涵、艾儒略等先后进入中国传教，中国开始了“西学东渐”和“西艺东渐”的历程。

譬如，利玛窦是最早来中国从事传教活动的耶稣会士之一，他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集以前经验之大成，制订了一套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和平传教政策。自利玛窦起，西方来华传教者有名可查者达65人之多。[4]他们以传教为目的，将西方科技的某些成就——解剖学、透视学、地图学、物理学、数学、天文历法等传到中国，同时也编译了一些科学书籍，如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介绍了欧几里德的数学理论；日耳曼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译《远镜说》，介绍了望远镜的用法、原理和制作方法；日尔曼耶稣会另一传教士邓玉函来华传授力学知识，翻译《远西奇器图说》三卷(后由王徵笔译)，以图文结合方式，介绍了西方的力学知识，简单机械原理和各种实用机械，如定滑轮、动滑轮、滑轮组及汲水机、机械磨、锯床的构造及原理等等。

传教士来中国，不仅带来了西方的科技文明，也带来了先进的教育思想，高一志，艾儒略两人为传播西方教育的先行者。高一志，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来华传教。他所著的《西学修身》五卷，为最早传人中国的欧洲大学讲义之一。他的著作《童幼教育》二卷，内容涉及儿童教育的各个方面，上卷分教育之原、育之功、教之主、教之助、教之法、教之翼、学之始、学之次、洁身、廉耻；下卷分缄默、言信、文字、正书、西学、饮食、椅上、寝寐、交友、闲戏等。[5]高一志关于西方儿童教育理论和方法的介绍是这一时期传人中国最早的一部教育理论专著。艾儒略也是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他是最早向中国人介绍西方16世纪教育制度、尤其是当时欧洲大学情形的传教士。他谈论西方教育的书主要有两本，一本是《西学凡》，书中介绍了西方教育制度，尤其是欧洲大学所设专业、课程大纲、教学过程、教学方法和考试等。据其所述，欧洲教育共分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教会科）、道科（即神学）六科。他还对这些专业教育的肄业和考试等做了阐述。另一本阐述教育的书为《职方外纪》，此书为第一部系统论述五大洲地理的专著，主要介绍世界各地风土、民俗、气候、名胜等，也提到了西方教育制度和状况。[6]

由于中国传统观念重道轻器，重德轻艺，因此在西艺东渐的过程中，势必存在两类截然不同的思想倾向和观点。一类基本上是采取欢迎态度的，这部分人以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及与东林党接近的士大夫为代表, 他们或为传教士的中文著作撰序(如叶向高、曹于汴、冯应京等)，或引传教士至各地传教(如徐光启，杨廷筠等)，或在一片排外禁教的声浪中通过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使稍宽其禁(如蒋德璟)。也有些人主张采取批判态度吸收外来的文化、科学（如方以智、王锡阐等人）。这两部分人代表了当时锐意进取，努力学习和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的开明之士。另一类是持否定或反对态度的，主要是一些好佛的士大夫、居士、僧徒，当然也有领导过抗击“红毛夷”的巨卿如邹维涟等。这些人认为，西学与儒家伦常规范有着本质冲突,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这种根深蒂固的看法，加上利玛窦死后传教士实施的极为严苛的传教路线，以及他们对中国社会生活稳定性的潜在和现实威胁，还有欧洲海盗、殖民者的侵略，使一些士子僧徒从争正统和排除隐患的角度起而拒之，并且愈演愈烈。

在持支持态度的人中,徐光启、李之藻等是较早接触西方科技知识的人，他们与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教士相结合,积极开展翻译活动，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徐光启、李之藻针对晚明出现的种种弊端，极端重视西方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他们响亮地喊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必翻译”[7]的口号，他们甚至准备用10年左右的时间对“有益世用”的图书“渐次广译”，试图以“西学”来开启民智，使中国在文化教育方面吸收西方有益知识，打破文化教育壁垒，以挽救明王朝的社会政治危机。徐光启率先示范，翻译了大量西方先进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历法、水利等资料。他于1606年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译了克拉维斯注释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一至六卷平面几何部分，又编译了《大测》，把平面三角介绍进来。他还和利玛窦合译了《测量法义》一卷，并写了《测量同义》与《勾股义》两书。徐光启也热心于农业的科学研究与试验，编著了《农政全书》六十卷，他和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合作编译了《泰西水法》六卷，在中国原有水利灌溉方法和工具的基础上，选择对当时具有实用价值的先进方法，经过制器和试验，编译入书，这两部著作成为我国农学界的空前之作。他还在天津开辟水田，试用新法，大获成功。徐光启、李之藻还共同主持了历法修改工作，编译出著名的《崇祯历书》。

徐光启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过程中，也看到了西方教育的优点。他在《几何原本杂议》中说：“闻西国古有大学，师门生常数百千人。来学者先问能通此书（指《几何原本》），乃听入。何故？欲其心思细密而已。其门下所出名士极多。”[8]他认为，西方科学中细密的逻辑思维方法，是其人才多出的根本原因。这个思想在当时中国很有现实意义，明中叶文化教育领域好佛、务虚之风盛行，社会危机四伏，徐光启提出学习西方科技文化教育，为挽救国家衰微之势起到了一定作用。而为了消除明末玄虚学风，复兴中国的科技、教育事业，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毕生研究自然科学，翻译、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开启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教育理论研究的大门。

在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自然科学思想的影响下，明清之际的许多先进思想家、教育家对“西艺”都采取了欢迎的态度，并积极吸收西方自然科学成果。譬如，黄宗羲在经世实学思潮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对西方自然科学成果给予了极大关注，他撰著了大量自然科学著作，如《授时历故》、《大统历推法》《开方命算》、《测图要义》等；方以智更是对西方自然科学推崇备至，他把研究自然事物的学问称为“质测之学”，认为“泰西质测颇精”、西学“详于质测”，[9]他还在自己的著名自然科学著作《通雅》、《物理小识》中广泛介绍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及工艺技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之际的著名自然科学家王锡阐、梅文鼎，他们在借鉴、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积极开展天文学与数学的研究工作，他们对中、西之学均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主张去中西之见，取各家之长融会贯通，如王锡阐，他虽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反对盲目推崇西法，他在《晓庵新法·自序》中指出：“以西法为有验于今，可也，如谓不易之法无事求进，不可也”。 [10]梅文鼎在对待西学问题上，也主张兼采中西,他自述“能深入西法之堂奥而规其缺漏”[1^1]，他的著述《历学骈枝》二卷，对西学采取的就是这种价值取向。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价了王锡阐、梅文鼎的贡献，“西洋法传来之初期，学者如徐文定、李凉庵辈，以绝对信仰的态度迎之，研习其法而唤起一种自觉心。求中国历算学之独立者，则自王寅旭、梅定九始”[12]。但是，由于明末清初统治者一直对西学的引进采取禁传其学术的政策，使得西方社会科学被视为“异端思想”，人们对西学的认识也大大落后于徐光启、李之藻时代，明末清初的学者、教育家也缺少了徐光启、李之藻所具有的那种理论进取精神和以“会通”、“超胜”为目的的意识。

三、西艺东渐之教育影响

虽然明中叶至明末的西艺东渐没有改变中国科技落后的状况,也没有改变大多数传统士大夫的教育理念,但它的确为中国的知识和文化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刺激，使中国传统科技思想发展走向一个高峰，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中国教育带来某些哪怕是受到很大时空局限的教育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新趋向的教育观念

中国传统教育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衡量知识学问的主要标准，徐光启等人认为，千百年来中国儒学教育以修身养性为最高学问，以言经学、谈性理为正宗，是不全面的。真正的儒学应该是“格物穷理”，崇尚实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西学的传入，使这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并力图转变传统教育中的重人伦轻物理，重修身养性之学轻自然科学研究的教育观念和意识，将天文、历算、舆地、水利等方面的实学，加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中，扩大了“儒学”的教育内涵；艾儒略等人撰写的有关西方教育的文章，也使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传统儒学、佛学的虚空弊病，将教育、科学转向 “经世致用”方面，为中国学术界、教育界掀起的“实学”、“实用”教育思潮增加了新的动力。

（二）包含自然科学科目的新课程体系

长期以来中国重视伦理道德教育，自然科学实用学科常被安排在不重要的位置，“西学东渐”后，一些开明人士被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所吸引，开始反思以往学校教育知识体系，编制新的课程体系。徐光启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从改造教学内容入手，构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课程体系。这个课程体系以数学为基础，包括了天文气象学、水利学、乐律、军器制造学、会计学、建筑学、机械力学、舆地测量学、医学、钟表等各科。它以数学指导各项实用科学，使各门实用科学皆建立在牢固的数学基石上，并在科学应用中进一步发现自然界的客观法则，由“数”而达“理”[13]。

与徐光启一样，方以智也力图构建中国新的课程体系，发展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实用学科。方以智将学校的课程内容分为三类：一是“物理”，二是“宰理”，三是“至理”。这个课程体系以自然科学技术为课程主干，发扬中国传统实学教育的精神，较之空谈心性的理学教育有很大的进步[14]。

梅文鼎的教学设计也是围绕着学习和研究天文、历数等自然科学而制订的，不仅与传统官学化的书院教学主旨不同，也不同于唐以后的算学。他编写教材时，将中西数十家学说一一考察后，经过自己的消化、吸收，再介绍给读者，使之易于掌握。如介绍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他著有《几何通解》、《几何补编》等书。这种编撰教材的方式为中国的教育开辟了新路[15]。

（三）新型书院的出现

“西学东渐”的过程中，由于西方的教育制度、课程设置的传入，一些开明的思想家、教育家开始对传统的科举制度以及书院教育进行反思。

徐光启等认为，选拔人才当视其具体的实践功夫，不仅要“先取其著述文字”，更要学生会制造仪器式样，经过审查，“果有裨益，方行取用”。这样的考试才能使“真才得以自见，而赝鼎滥竽无能杂进矣”[16]。顾炎武也指出科举取士败坏人才，败坏学风，主张改进和扩大考试内容，少些形式主义，多些实用之事。

伴随着对科举制度的批评，一些教育家也开始对传统的书院进行改造，颜元将曾以经学、理学教育为主的漳南书院改成新类型的书院，将书院分为文事斋、武备斋、经史斋、艺能斋、理学斋、帖括斋等，教学内容包括文科、理科、工科、军事等各方面。虽然书院名称沿袭传统叫法，但书院的办学思想、课程设置已有了本质变化。这为旧书院的改造开辟了新的局面[17]。

（四）教学方法、研究方法方面的新气象

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重灌输，主背诵，研究方法也重师承，守家法， “西艺东渐”后，中国学术界、教育界在教学方法、研究方法上开始出现新的气象。这主要表现在：1、教学、科研中引进了科学的实验方法。随着西方自然科学传入中国，西方科学、教育中讲求实验、实证的方法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徐光启指出，西方科学较中国古典科学为优，它们并不是仅从文字书本中得出结论，而是以实验加以证明，所以他每提一观点，立一理论，都从实验中来并通过实验加以验证。方以智等人也将科学实验看作是发展中国的教育、科学的一个方面。2、实物直观教学法在教学中的运用。中国教育史上直观教学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这种直观教学往往局限在人伦道德榜样方面，较少用实物做直观教学，进行科学教育。随着西学的传入，实物教学开始被中国的知识界、教育界重视。如明末清初的学者、教育家陆世仪，在讲授天文知识时，以玻璃圆灯代替地球仪，在上面“画道分星”，使学生不懂的问题，经过模型讲解，宿疑尽解。3、强调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中国传统教育，特别是宋明理学注重内心反省，相对地忽视实践能力，西学传入后，一些学者、教育者也开始强调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徐光启改历期间，专门挑选一批能读写会算的有为青年做学生，让他们一边参加修历工作，一边学习天文、数学、历法知识，实施教学与实习相结合，增强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总之，明中叶至明末“西学东渐”中的“西艺东渐”，虽然没有彻底改变当时中国社会文化教育的落后局面，但它给中国的自然科学观念、文化教育思想、教学内容、教学与科研方法等方面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变革，使自然科学知识与技术教育在中国传统教育领域一度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直接和间接地促进了中国传统社会观念与教育思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