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国昌 史降云
(山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摘 要：李提摩太是来华长达45年之久的英国传教士，由于他早年在山西赈灾中与山西官民结下较深的感情，因此，在二十世纪初，乘来晋处理教案之机帮助山西创办了山西大学堂，并按英国的教育模式去建设和管理西学专斋，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三所大学之一，为山西高等教育乃至全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
关键词：李提摩太；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创建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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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1845一1919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驰名中外、影响深远的英国传教士，来华长达45年之久。他是一位十分虔诚的基督教徒，于1870年从英国来华传教，本着“天下犹一家，四海皆兄弟”的传教宗旨，为了实现“传福音于万民，不仅救一人一方一国已也”[1]( V675)的目的，通过普济贫弱民众、创办新式学堂等途径，来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基督教教化。怀着这样的动机，在清末山西发生教案的特定背景下，再加其与山西已有的历史情结，李提摩太帮助近代经济、文化不太发达的山西创办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具有现代气息的最早的三所高等学府之一——山西大学堂，为山西教育史乃至中国教育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正如加拿大籍学者许美德所说：“载入高等教育史册的英国人只有浸礼派传教士李提摩太，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知识阶层频繁活动，利用英国分享的‘庚子赔款’，于1901年创建了山西大学。”[2](p36)在中外教育交流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成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引入西式教育模式的杰出代表，也为实现清末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李提摩太与山西的特殊历史情结
李提摩太之所以能于清末在并非经济文化中心而且交通也不十分便利的山西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的三所高等学府之一——山西大学堂，与他的家庭生活背景、后天教育经历有一定关系，也与其之前曾来山西赈灾济民、深入了解山西民情并与山西官民结下了较深的感情是密不可分的。
（一）思想渊源：特殊的求学背景与救世的宗教理念
李提摩太出生于英国威尔斯省卡马郡的法尔德普林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共有九个兄弟姐妹，他排行老末。由于人口较多，家境贫寒，经济拮据，李提摩太只好小学毕业后，就辍学在家务农。他酷爱读书，有强烈的上学愿望，在他的执意要求下，父母只好答应再负担他一年的学费，这样在他读了一年中学之后，又被迫辍学，然后在附近的一个小村担任蒙学教师。为了攒钱上学，他白天教儿童，晚上教矿工，当他挣够了一年的学费后才得以再次入中学读书。没多久又转入学费较少的温西师范学校，因经济过度紧张，尚未毕业，不得不再次辍学，然后又去担任小学教员。这种贫寒坎坷的生活经历，使他对社会下层的疾苦有所了解并产生强烈的同情心，同时由于他一生求学道路坎坷，因而非常同情和理解贫困子女渴望接受教育
的迫切心情。
此外，李提摩太的家庭是一个宗教气息浓厚的英国农村家庭，从小就接受基督教育信仰教化，14岁就接受宗教洗礼，后来一直虔诚信奉天主。他认为，倡导救世的宗教既然为救世而设，就应该有益于社会，造福于民众。而拯救民众不能只注重灵魂，还应注重身体，注重世俗生活，拯救灵魂与拯救肉体同等重要。他坚信“那些尽力改善这世界的人，配得将来永远的祝福”。因此，他反对脱离现实社会的自我修行，而热衷于救人苦难的实际工作，认为只有推动世界走向进步的人，才最有资格进入天堂。李提摩太注重“人在地上的活动”，“因此，李氏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力劝中国学者及官员们采取西方文明，尤其是教育、科学和经济等方面”[3](P90)。这就是李提摩太在华期间极力主张救世济民和兴办教育的内在思想动因。
（二）历史情结：来晋赈灾体察民情
1870年，25岁的李提摩太就来华传教，最初几年，他为了传教走村串巷，东奔西走，对中国落后的经济、闭塞的交通、贫困的民生有了切身体验和深刻了解。这些体验和了解直接导致他乐善好施、服济灾荒思想的产生。当1876年山西遭受大旱之时，李提摩太就向山西巡抚曾国荃极力建议移民东北，修路开矿，并专门针对山西的灾荒写了《灾宜设法早救》等文章，倡导以社会改良防救灾荒，解决人民生活问题。同时他身体力行投身到山西的赚灾活动当中，一面散发衣服款项，一面奔走呼号，呼吁西方国家和人民向中国灾区捐款，以救人危难。1877年至1879李提摩太亲自来山西，深入农村，进行赈济灾民，共散发银两12万两，除了到太原的郊区外，还不辞艰辛深入山西的临汾、汾城、闻喜三县的145年农村，了解灾情与农民的生活状况，挽救了这些地区数万名民众的性命。根据他当时的日记，苏特尔在《李提摩太传》的《账济山西饥荒》中写到：“氏调查粮食最近的来路就是天津，离山西荒区二千多里。中国官府虽然已经设法转运，但是因为山多路远，驮运费重，又加以经手的人，仍不免从中剥削，有这两重缘故，即便得粮，也很昂贵。因此想到中国开通道路为第一紧要。再是要办事人存有公心。氏在来往时间，常携带空盒风雨表，测量山路的高下，画为图形，作日后筑路的预备。”李提摩太的这种行为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我国著名维新思想家郑观应盛赞李提摩太利济存心，乐施不倦，“感颂大德，景仰高风”[4](P1118)。山西平阳（临汾）士绅也专门立碑纪念李提摩太，山西巡抚曾国荃还赠以特别的功牌称颂他散服发银的功绩。
在此期间，李提摩太凭借他在山西赈灾取得的良好信誉，又在太原市杏花岭和东夹巷一带，建起了浸礼会教堂和耶稣医院，还成立了教会小学和孤儿院，为他以后在山西的传教与办学奠定了基础。为了扩大基督教在山西的影响，他还用自己的薪金购买了许多图书与实验仪器，通过边实验讲解的办法为山西的官员与学生作了多次讲演，使山西人大开眼界，进一步加深了李氏与山西的感情。之后，在1881至1884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期间，李提摩太与张之洞的交往更加密切，他为山西提了不少良好建议，深受张之洞的信任，被聘为山西的顾问。[5](P 172)由于他来山西的时间长、次数多，与社会各界均有接触，他与山西官民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些都为其后来在山西创办近代化的大学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李提摩太与山西大学堂的创建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发生山西教案。1901年4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又要向山西进逼，新任山西巡抚的岑春煊立即电请曾在山西传教多年的英国上海耶稣会总教士李提摩太来晋，“负责解决晋省教案与商务问题”，因为“晋人皆信阁下为人正直”。[6](P1) 5月29号，李提摩太在与各方面人士协商的基础上，草拟并向李鸿章递交了《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共七条，其中第三条讲到：“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以十年为止。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人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使绅庶子学习，不再受迷惑，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提出了用山西赔款在太原设立一所中西大学堂的意见，得到了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的同意。并将创办大学堂、设置课程、聘请教习、招收学生、管理经费等一切事宜都交由李提摩太全权负责。7月，推出了教士敦崇礼、史密斯等8人来太原商讨创办中西大学堂事宜，1901年11月，《创办中西大学堂合同八条》在上海签字。就在与李提摩太等商谈设立中西大学堂的同时，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颁布命令:“除京师大学堂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7](P4719) 1902年5月8日，山西巡抚岑春煊将原有的令德书院与晋阳书院合并，组建了山西大学堂，校址在太原贡院。
1902年2月，李提摩太在上海就开始为在山西创办中西大学堂物色教习、购置仪器设备，积极筹备开学准备工作。4月下旬，李提摩太携夫人及聘请的教习从上海抵达太原，准备开办中西大学堂。不久，当他看到已有山西大学堂成立时，便向山西当局提出将两校合并办理的意见，名称仍用山西大学堂。分两部：一部专教中学，由华人负责；一部专教西学，由他亲自主持。经过近一个月的协商，6月7日，拟定了《关于中西大学堂并入山西大学堂改为西学专斋的合同23条》，合同规定将中西大学堂改为西学专斋，晋省筹款50万两作为西学专斋经费，请李提摩太代为经理，以十年为期，期满交由晋省官绅自行经理。西学专斋于6月1O日得到清政府批准，月底在《京报》上发表。6月26日，西学专斋在太原皇华馆举行开学典礼，注册学生98人，李提摩太任节制兼总理；山西大学堂原来部分改设为中学专斋，谷如塘任总理。1902年秋，山西大学堂在太原侯家巷征地200多亩，动工兴建新校址。1904年秋，新校址竣工，中西两斋同时迁入。在李提摩太的积极努力和精心筹划下，以中西文化共融为特征的山西大学教育格局初步形成。这样，山西大学堂就成为“国内省一级创办最早的大学”[8](P183)和辛亥革命前我国仅有的三所大学之一。
三、李提摩太与山西大学堂的英式教育管理模式
不仅在山西大学堂创建过程中凝结着李提摩太的心血，而且在其初期的课程设置、教学管理、师资队伍、校舍建筑与仪器设备等方面也无不体现着李提摩太英式教育理念的影响。
（一）以西学为主的课程设置。在李提摩太主持下的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完全采用英国式的教育教学管理模式，分预科、专科两个阶段。预科学制三年，专科学制四年，预科毕业可升入专科。专科分采矿、工程、法律、冶金等科。李提摩太提出办山西大学堂的目的就是“专为开导晋省人民知识，不再受迷惑。”[9](P1012)所以他特意选择了有利于开启山西人智慧的西学课程。主要课程有：数学、物理、化学、工学、矿学、英文、地理、世界史、法律、格致、体操、博物、图画等。当时学生们没有一个学过数理化，至于英语更是一窍不通。所学课程全是新的，一切学科必须从头学起，主要靠外籍教师讲授，中国教习随堂翻译。学生是课堂上听讲作笔记，课后相互对照补充。特别是理化实验，学生兴趣最浓，感到格外新奇。西学专斋除了正常的课堂教学外，还举办了体操、网球、足球等丰富多彩体育活动。这些与中斋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形式完全不同，中斋仍然坚持中国传统的旧学教育模式。
（二）仿效英式的教学管理。西斋不仅课程设置实用，而且教学管理新颖。李提摩太委托敦崇礼主持教务管理，不过具体的管理是按照他的办学理念来执行的。依照西方的班级授课制原则，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实行分班教学，有固定的作息时间，有课程表。不论预科、专科，受课时间每周36学时，上、下午各3小时。中斋当时仅上午上课，后改为每周24学时，星期天休息。学藉管理按照西斋《开课列章》明确规定:每年分两学期;第一学期从正月开印日入学起，至小暑节休学停课止；第二学期从立秋后十日入学起，至十二月封印日休学停课止。并对学生的学习纪律和日常行为提出严格要求；遵守作息时间，按时上课，不得稍有延误；课外不得议论喧哗，要认真复习和预习功课；要爱护公物，损坏图书要照价赔偿；注意公共卫生，严禁烟酒赌博。特别规定凡考试作弊，经查出立即开除。考试制度非常严格，每月考试一次，多采用问答形式，学生不及格两次就被除名。
（三）以英美人为主体的师资队伍。李提摩太十分注重西斋教师的选聘，在山西大学堂未正式开学前的1902年春节刚过，就开始在上海招聘外国教习，后来又从天津选聘，正是由于他的精心选拔，所以西斋师资力量较强，形成了以英美为主体的师资队伍，其中有来自英国的敦崇礼、苏慧廉、毕善功、燕瑞博、马尔东、克德来、华林泰、季成信，也有来自瑞典的新常富，美国的来门义、李恒礼、卫乃雅、威廉姆斯等。这些教师各有专业特长，分别讲授一门西学课程，还善于通过做实验的方法来进行教学，受到学生的欢迎。
（四）西式的校舍建筑与图书仪器设备。1904年秋，新落成的侯家巷山西大学堂校舍，建有大礼堂(为当时全省唯一无大梁和支柱的建筑)，还有图书馆,馆内藏有新近在中国出版的教学参考书和西方文学名著,李提摩太还将自己的一部分图书赠送给了图书馆,并为阅览室购买了中英文杂志和报纸。还有体育馆、会客厅、博物院，另有教室、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仪器室、办公室等。物理，化学、采矿、土木工程各科均有各自的建筑物一处，这些是西式建筑，而中斋是中式建筑。而且李提摩太等人还专门从英国带来了电铃、电话、发电机等设备，结果中西两斋对比鲜明，中斋上课以击鼓为号，西斋则以电铃为号。西斋还购置了理化教学仪器和设备，不仅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而且为山西高校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此外，李提摩太还于1902年8月在上海设立了山西大学堂译书院，译书院所以要设在上海，是因为“上海就近招集译才，所费不多，……在上海随译随印，可省经费之半。”[10](P9) 6年时间共翻译印刷教科书与教学参考书共23种[11](V170)。对缓解当时教材严重缺乏的局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对中外教育与文化交流起到了推动作用。
李提摩太主持的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课程新颖，管理有方，师资雄厚，设备先进， 教学效果显著，正如当时的西斋教习瑞典博士新常富所说：“诚不愧为大学之名焉，其构造不为不善矣，其布置不为不工矣。其经济不为不多矣，其人才不为不众矣。总之，大学一堂，建设完全，已无遗憾；人才荟萃，大有可观”[12](P4-9)，鉴于西学专斋办学成绩突出，后来中斋也实行西斋的英式教育管理模式，使中西两斋的课程与教学基本趋于一致。尽管1910年11月13日李提摩太将西斋管理权按合同如期交还山西，但他为山西大学创立中西合璧、文理融合办学模式乃至成为综合性大学所奠定的良好基础是显而易见的。
四、李提摩太主持期间的山西大学堂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山西大学堂的建立是中西文化教育碰撞与交流的结果，它不仅开启了山西教育发展的新纪元，而且对于中国近代学制改革和新学体系的构建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一）山西大学堂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先进的西式建筑和实验仪器设备，为日后山西大学理科、工科、医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图书馆、大礼堂、大饭厅、理化实验室、博物馆、体育馆、教室等建筑，还有中国以前从未见过的理化实验仪器、生物标本、发电机、电话机、电铃等西洋设备，1910年11月13日，李提摩太将西学专斋的管理权按合同如期交还给山西地方政府，这些基础建筑和设备仍留在山西大学堂，这就为以后山西大学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山西大学堂为山西乃至全国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
由于李提摩太和敦崇礼在山西大学堂管理有方、教法得当，因此学生进步快、收获大。李提摩太曾评价说:“北京有一些反对西斋的势力在活动，在那里总是有人妒忌西斋及其取得的成就。西斋取得的成就，当时在中国是无可匹敌的。招收举人、秀才为学子，从ABCD学起，从加减乘除学起，经过七年学习毕业之后，就掌握了他们各自所学的学科，这确实是一个大胆的办学步骤。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其他大学做得到。北京方面是产生不出同样成果的。他们感到烦恼，企图贬低山西的成就。”[13](P225)尽管李提摩太在论述中有点自夸的口气,但作为在中国最具影响力之一的外国传教士,他的话也不是随便说的,应该是有一定依据和可信度的。山西大学堂在创办期间，西学专斋开创了山西新式教育，共培养了593名毕业生，西斋占多数，为363人，其中有50多人赴英留学，近百人赴日留学，9人入京师大学堂深造，19人被清政府赐以进士出身，为近代山西乃至中国的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如民国前后太原钢厂长郑永锡，太原兵工厂厂长李蒙淑；西斋毕业的留学生南桂馨、温寿泉、李秀、陈坤德等人参加辛亥革命，并成为杰出领导；还有民国后山西政要人物崔廷献、贾景德、杨兆泰、马骏、梁上栋等，这些山西大学堂毕业生为山西以及全国的革命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所以，时任西斋化学教员的瑞典博士新常富在回忆录中说，“山西大学被认为是亚洲最好的大学之一”。[14](P42)
（三）山西大学堂带动了近现代山西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李提摩太主持下山西大学堂的成功创办，带动了山西各级学校的创办和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山西大学堂的影响和带动下，“晋省各属书院，共计109处，‘各府、州县一律改为中西兼习之学堂”。[15](P13)此后，又相继创办了一批高等学堂，如山西农林学堂、山西武备学堂、太原师范学堂、山西医学堂、山西政法学堂、山西实业学堂、山西陆军测绘学堂、山西省立工业专科学堂、河东警察学堂等。山西大学堂的毕业生除了部分留学、升学和从政外，大部分担任了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成为山西各级学堂师资队伍的主力军，从而使山西的地方教育事业在抗战前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1922年1月9日《华北先驱报》上载登的文章中讲到英国的洛克司比教授在深入山西调查之后对山西教育的评价：“从教育方面而言，山西是中国最为先进的省份。”因为“在山西50%的乡村都有小学，所有男孩和绝大多数女孩都有机会接受近代教育，……这种情况在中国绝无仅有。”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也在1925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上讲过：“山西是中国义务教育策源地。”[16](P245)因为后来山西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基础教育的发展,都有赖于早年山西大学堂的模范带动作用和所提供的优秀师资。
（四）山西大学堂成为近代中国地方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
清末癸卯学制前后，中国的大学堂大都建在北京和沿海大城市，而且是国立的。如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在北京，1902年由天津中西学堂改建的北洋大学堂在天津，而内陆省份除了山西大学堂还没有第二所大学。即使“在1902年各省改办学堂的高潮中，省城的书院大多改为大学堂，事实上，绝大部分改设的大学堂还在筹备过程中即遵章改称高等学堂或专门学堂。真正属于这一时期创立并长期存在下来的是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堂是国内省一级最早的大学。”[8](P183)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的内陆省份山西，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能乘解决山西教案之机，大胆设想,艰苦创业,在这样信息封闭、文化落后的省份竟办起了近代中国最先进的地方大学，这可算得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举。此后带动全国大部分省份也办起了大学，可以说开启了中国内省举办大学教育的先河，成为中国地方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
（五）山西大学堂的办学模式直接影响到中国近代学制改革。
加拿大籍学者许美德在她的专著《中国大学》中强调：“1902和1903年颁布的钦定章程中含有高等教育的有关条文，这些条文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山西大学模式的影响，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2](p36)就这方面的问题，笔者从几方面作了初步探讨：首先，山西大学堂坚持的中西合璧的办学原则与壬寅癸卯学制的中体西用的立学宗旨是一致的。山西大学堂的办学风格是中西合璧，融通中外，旨在培养为封建统治者和西方列强服务的人才。这与壬寅癸卯学制的立学宗旨基本相同，“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19](P510)其次，山西大学堂西斋的预科、专科的分段法以及所开设的课程与壬寅癸卯学制所规定的高等学堂与大学堂的相关规定是大致相同的。《壬寅学制》规定高等教育分预科、本科两级，与山西大学堂的分段法极其相似；山西大学堂西斋所开设的课程有英文、日文、法文、数学、物理、化学、工学、矿学、地理、世界史、法律、格致、博物、图画、音乐、体操等，这些课程与壬寅癸卯学制所规定的预备入格致、工科、农科等大学预科生所设课程基本相同；山西大学堂西斋专科分物理、化学、采矿、土木工程、法律等科，而壬寅癸卯学制的本科分格致科、农科、工科、法科等八科，亦有不少共同之处。再次，山西大学堂西斋主要采用讲授与实验相结合，而后来壬寅癸卯学制也规定在进行物理、化学、地理、算学、体操等课时，应注重实验与实地练习。复次，山西大学堂西斋一成立就配备有实验室、图书馆、体育场、博物馆等设施，后来的壬寅癸卯学制中也规定应设“图书室、器具室、药品室、标本室”，“所用器具、标本、模型、图画等物，均宜全备，且须结合教授中学堂程度者。” [19](P511)此外，在日常管理与考试方式等方面，也多有相同之处。因为山西大学堂西斋是1902年6月26日就正式开学上课了，以上所涉及的内容在未开学之前就由李提摩太和敦崇礼等人商定成型并付诸实施，而《壬寅学制》的颁布时间是1902年的后半年，《癸卯学制》的颁布时间为1904年初。当然，壬寅癸卯学制制定的参照系是日本学制，笔者认为在参照日本的同时也吸收了当时在中国现存的山西大学堂的办学经验和做法。
综上所述，山西大学堂是中西文化教育交流与融合的产物，在这个碰撞、交流、融合与吸收的过程中，李提摩太就充当了西学东渐使者的角色，他抱着传教布道、宗教扩张的侵略意图，同时也怀着济世安民、救贫扶弱的慈善心态，经多方周旋与交涉，东奔西走，精心规划，终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内陆省份山西创建了当时在中国最具现代气息的新式大学。山西大学堂以其较早引进和传播了西方先进文化，点燃了中国近代文明之火，对于清末学制改革和新学体系的构建产生巨大影响，而成为近代地方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从而奠定了其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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