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保兄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
教会大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差会组织在中国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通常指公认的16所大学。[1]事实上，由于其是由西方差会组织而非中国教会组织创办，因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能称为教会大学，[2]但作为一种约定成俗的习惯用法，学术界依然称其为“教会大学”。在本文当中，也沿用了这种称呼。教会大学产生于社会转型的清末，发展于动荡不安的民国时期，又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销声匿迹，其在中国存在时期也正是中国近代化起步与发展的关键时期，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由于其在发展过程中参与了中国的社会发展、高等教育建设、民族主义运动等，因而，其“不仅对于近代教育发展的研究极具学术价值，而且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史、宗教史、政治史、社会史的研究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1]诚如章开沅先生所说，“对于在中国存在半个世纪以上的这一特殊教育群体，必须认真加以研究，包括其正面的与负面的社会效应及历史经验，否则就不可能对中国近代教育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获致全面的理解。”[2]
关于教会大学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已经得到了学术届的广泛认同，1996年华中师范大学马敏教授对当时大陆所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做了综述。[3]并对这一“充满希望、具良好开发前景的学术处女地”的研究提出了一些诚挚的建议与设想。[3] 10年过去了，教会大学史研究又取得了哪些进展？研究趋势如何？存在的问题有哪些？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将对80年代以来大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整个历程做一回顾，以期对当前这一专题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一、80年代以来大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历史回顾
教会大学在经过抗日战争的考验之后，已基本上完成了从“西方化”到“中国化”，从“布道者”到“教育家”的转换，并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同时这些教会大学各自所形成的特色也趋于稳定，不少学校在一些专门领域保持了领先的地位。然而正当教会大学转入自己另一个发展阶段之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教会大学在中国大陆骤然消失。这一段嘎然而止的历史，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重视，以及教会大学原有西籍工作人员的反思，因而，自50年代开始，西方便开始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并取得了若干有相当学术水准的成果。[4]
在中国大陆，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教会大学一直被作为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反动思想的堡垒”等，除了62－65年，一些地方文史资料上面有几篇关于教会大学的文章之外，一直到1978年，很少有人敢涉及。[5]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解开了人们思想上的种种束缚，也打破了长期以来对教会大学研究的禁忌。 从1978年开始，各地文史资料开始重新刊载有关教会大学的文章，到1985年已有30篇左右。[6]相关的研究性文章，从这一时期开始也见诸各类期刊，到1985年为止，共有6篇关于教会大学的学术性文章发表。[7]而一些资料汇编以及研究专著也开始涉及教会大学，[8]尤其是1982年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回忆录的出版，更是透露了人们思想开始活跃的信息。
如果说80年代中期之前，有关教会大学史的研究还只是偶尔见诸学术期刊，仅仅反映了人们思想开始解放的迹象；那么从80年代中期，一直到90年代中期的十年，则是教会大学史研究引起学者广泛关注，形成一个学术研究领域的重要时期。1986年徐以骅发表的《基督教在华高等教育初探》，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可以说是80年代中期教会大学史研究逐渐“变热”的开端。[4]这一时期教会大学史研究的重大发展就是形成了以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中心章开沅先生为核心的研究团体。1988年3月，以章开沅、顾学稼、张寄谦为首的21名中国学者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林蔚博士相聚四川大学校园，召开了一个关于合作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的工作会议。1989年6月又于华中师范大学召开了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到1996年为止，围绕中国教会大学史这一主题，已分别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美国召开了9次学术研讨会和一次工作会议，编辑出版了7本学术会议论文集，发表100多篇学术论文，初步形成了以大陆学者为主，香港、台湾、美国和加拿大学者密切合作的研究格局。[5] 1994年初，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的成立，则成为这一研究团体形成的一个标志。在以章开沅教授为核心的研究团体之外，其他学者也给予了教会大学史研究大量的关注。首先，许多教会大学衍变而成的现今的大学重新编写了校史，给予了属于自己前身一部分的教会大学以一定篇幅。[9]此外，这些大学还出版了不少有关教会大学的文史资料以及纪念册，为人们提供了大量有关教会大学的宝贵资料。[10]其次，这一时期有关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学术论文、研究专著也呈现繁荣景象。从1986年到1995年底，发表的学术论文共有50篇左右；[11]研究性的专著有高时良的《中国教会学校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和谭双泉的《教会大学在近现代中国》（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纵观这一时期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发展，最大的成果就是成立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使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得以确立。然而教会大学史研究毕竟还处在启动阶段，因而，尽管有不少论文发表，研究性的专著并不多。
1994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成立之后，制定了出版《教会大学史研究》、《教会大学史译丛》以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的计划。到目前为止，该中心共出版《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包括金陵女子大学、华中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福建协和大学、齐鲁大学、之江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燕京大学、华南女子大学、圣约翰大学、基督教高等教育在中国：1880－1950、北京辅仁大学——天主教本笃会时期的个案研究等13本译著，以及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等3本专著）、《教会大学在中国》丛书（包括江汉昙华林——华中大学、博习天赐庄——东吴大学、海上梵王渡——圣约翰大学、会友北勒府——辅仁大学、相思华西坝——华西协和大学、金陵百屋房——金陵女子大学、香飘魏歧村——福建协和大学共7本）、《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书（已出版6辑），共三套。此外，由香港中文大学吴梓明教授牵头，联合大陆学者出版了《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包括教会大学与国学研究、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共7辑）。如果说前一阶段是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启动时期，那么这一时期则是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开展时期。这一时期，除以上研究成果问世之外，其他著作也有不少问世。主要包括三类，一是教会大学的校史；[12]二是教会大学人物研究；[13]三是有关教会大学的专题研究。[14]该时期发表的学术论文，明显多于前一时期，各个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教会大学的历史地位、贡献、办学方针等。
纵观20年来中国大陆的教会大学史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86年到1996年，可以看作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启动阶段，这一时期的突出成就是成立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第二个阶段从1997到现在，可以看作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开展阶段，重要的研究成果是4套有关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的出版。相比第一阶段教会大学史研究轰轰烈烈、喷涌而出来看，第二阶段则更像涓涓细流，无声无息，不时冒出朵小水花。原因是，首先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核心团体依然是以章开沅教授为中心的一些历史学界学者，其他学界学者参与很少，尤其是教育学界。其次华中师范大学这个“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从1996年开始，研究重心明显转向了基督教史的研究。这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书刊载的文章便可以略窥一斑。1996年该丛刊第一辑《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刊载的16篇文章，其中12篇是直接与教会大学相关，到1998出版的第二辑《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刊载的17篇文章，仅有7篇是关于教会大学，之后出版该丛书刊载的文章，有关教会大学的文章基本上没有超过6篇。这一时期虽有4套丛书出版，但与教会大学直接相关的研究性著作并不多。即使加上其他学者的研究性著作，总计也不超过10本。而这相对于教会大学丰富的历史内涵、大量史料来看，委实是显得不足。尤其是这一研究领域至今没有引起教育学界的足够重视，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二、既往研究成果述评
综览20年来大陆教会大学史研究成果，在研究模式、研究对象、研究主题等方面表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
研究模式 由单一的文化侵略模式向多元化研究模式发展。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教会大学一直被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反动思想的堡垒”。80年代初期随人们思想上既有束缚的解脱，开始涉足教会大学史研究，但研究模式基本是以“文化侵略模式”为指导。[15]到80年代中期，尤其是徐以骅在其文章《基督教在华高等教育初探》中提出重新研究和评价教会大学史的问题之后，引起学术界的重视。1989年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提出，应当将教会大学作为主体的教育功能与日益疏理的宗教功能乃至政治功能区别开来，将学校正常的教育工作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华政策区别开来。更为客观地、全面地、科学地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从各个侧面与不同层次探索其发展流变与社会效应。充分重视教会大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国教育近代化方面等所发挥的作用。[6]章开沅教授的观点，得到与会学者认可，自此，教会大学史的研究者们开始努力探讨以不同的模式进行研究，形成了多元化的研究模式。到目前为止，学者采用的研究模式除原有的文化侵略模式之外，也包括了现代化模式、文化交流模式、功能主义模式、普遍主义模式等多种研究模式。[7]
研究对象 在既往研究成果中，一类是以教会大学群体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研究，一类是以某个教会大学为个案的研究。有关教会大学的个案研究集中于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华中大学，而沪江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华南女子大学关注相对较少，天津工商学院、震旦大学、之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关注最少。对这些教会大学历史研究的多寡一方面受这些学校衍变而来的现代大学的学校领导是否重视这段历史有关，另一方面则和这些学校的学者是否关注有关。
研究主题 有关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主题多样化的特点，综览20年来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教会大学的缘起，结构和办学特色、社会功能与历史地位，与中国教育现代化，与中西文化交流，与民族运动，与中国知识分子等。
研究成员 形成了以历史学界学者为核心，有教育学界学者参加的研究团体。教会大学史研究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团队合作的特点。早在第一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便形成了以历史学界为核心，包括教育学界在内，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团队。早期研究成员包括老一辈学者章开沅、张寄谦、陈时伟、曾钜生、张梦白、高时良等，以及中青年一代学者余子侠、谢必震、马敏、黄新宪、徐以骅、史静寰、周洪宇、王运来、王奇生等。近年来则有王立诚、王忠欣、陶飞亚、刘家峰、胡卫清、孙邦华等学者的加入。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章开沅先生为核心的研究团队一直是教会大学史研究的主力军，近年来这一团队的研究重心则有偏向基督教史研究的趋势。在未来几年的发展中，这一团队极有可能从“以历史学界为核心，有教育学界学者参加”，转向“以历史学界为核心，有宗教哲学界参加”的格局。教育学界其他学者对此领域虽有涉及，但研究基本是零散的、不系统的。
鉴于教会大学史研究刚刚起步，应当说在过去20年当中，有关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如果考虑到教会大学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考虑到教会大学大量丰富的史料尚未被使用，则教会大学史的研究成果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针对以上几个方面来分析既往研究的局限性，主要有：
在研究模式上，尽管学者们努力探讨从不同的视角去研究教会大学，但既往的研究模式基本是以教会大学自身的发展为主线，而较少考虑中国社会发展对教会大学的选择、吸纳与促进。不可否认，教会大学自身的发展是教会大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但如果能够结合中国社会对教会大学的排拒与吸纳，则研究会更为全面。正如章开沅教授所言：“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归根到底，还得取决于它对中国国情与社会需要的适应能力。”[8]如果忽视了中国社会自身对外来影响的选择与吸纳，则有关教会大学的研究是片面的，教会大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真面目便难以揭示。此外，既往的研究中还缺乏把教会大学放到中国社会发展或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大背景中的力作。
从研究对象来看，对教会大学的个案研究明显存在不平衡性，有关之江大学、天津工商学院、震旦大学的研究还基本为零。教会大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和地方发展结合紧密，且教会大学的教派背景各不相同，加上教会大学发展方针的选择受该校领导者影响明显，因而，对不同教会大学的个案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不同的学校在面对向中国政府注册、对待抗日战争等关键性的问题上也各有差别。因而，在这些问题上都值得去深入研究。
既往研究虽是主题广泛，但研究的深度以及广度仍然略显不足。从研究深度上来看，既往研究属于研究性的专著并不多，单篇论文虽然涉及面广，但对原始资料运用明显不足。此外，教会大学作为西方差会组织在中国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既往研究明显缺乏从教育学角度的深入探讨。教会大学从“西方化”转向“中国化”，从“布道者”转向“教育家”，一方面是西方领导人迫于来自中国社会的压力而做的调适，但更多的则是工作于其中的中外教职员对西方教育模式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从这一层面来看，对教会大学本土化发展历程的重新认识、对工作于其中的教职员教育思想的深入研究不仅对中国教育史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此外，教会大学在某些重点学科建设方面、在发挥大学育人功能方面、在联系社会发展方面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值得从教育学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与探讨。从研究的广度来看，既往研究侧重对教会大学的研究，对于工作于其中的人物研究明显不足；另外，教会大学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不仅把西方的文明引入中国，同时也向西方输入了东方文化。既往研究对前者关注较多，但对于后者的研究还相当欠缺。此外，教会大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创办了大量的期刊杂志，这些期刊杂志，或是对学术研究、或是对学生发展曾发挥了重大影响，这方面的研究也亟需人们的关注。总的看来，有关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依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等待学者的开发与拓展。
在前文已经提到，多年来教会大学史研究一直是以章开沅先生为核心的历史学界学者为主体，教育学界以及其他学术界的参与还明显不足。教会大学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是对教育史，还是对中外文化交流史、政治史、社会史、革命史等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对于在中国存在半个世纪以上的这一特殊教育群体，必须认真加以研究，包括其正面的与负面的社会效应及历史经验，否则就不可能对中国近代教育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获致全面的理解。”[9]
80年代以来，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的领导下，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学术禁忌终于被打破，发展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然而学术禁忌的破除，并不代表人们思想深处的解放。从20多年来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发展情况来看，人们思想上的束缚依然没有完全摆脱，这造成了该研究领域表面“热闹”，而实际“冷清”的局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方针，作为学者应当正视历史事实，借用章开沅先生的话说：“今天，我们已有可能并且应该排除民族情绪与历史成见中的某些偏颇因素，更为客观地、全面地，科学地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8]期望在这下一个10年中，教会大学史的研究能够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无论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它都值得去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3][4][5]
马敏.近年来大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综述[A].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426, 427, 402,404－405
[2][9] 章开沅.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序[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
[6][8] 章开沅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序[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7] 参考:章博.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基督教大学的发展——以华中大学为个案的研究,未刊稿.
[8] 章开沅主编.教会大学在中国丛书·序[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刘保兄（1974－），女，河南安阳县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教育史。
[1] 分别为：13所基督教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之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华中大学、岭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以及3所天主教大学，辅仁大学、天津工商学院、震旦大学。
[2] 注：关于这一点，徐以骅、胡卫清、朱峰等学者分别在他们的著作《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普遍主义的挑战》、《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中作了解释。
[3]马敏.近年来大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综述[A].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1996.
[4] 其中最著名的为鲁珍晞(Jessie G. Lutz)所著《中国教会大学史》，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其余有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在50年代主持编写得10所新教教会大学的校史丛书（包括福建协和、金陵女子、之江、圣约翰、齐鲁、华南、东吴、燕京、华中、华西协和），以及芳卫廉（William Purviance Fenn）著《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变革中的中国 1980－1950》，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1976；Philip West.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1916-1952.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等.
[5] 主要文章有：莫擎天，《圣约翰大学面面观》，《文史资料辑存》（江苏常熟），第3辑1962年；刘王立明，《沪江大学始末记》，《文史资料选辑》（全国政协），第31辑1962年；冯秉铨，《关于岭南大学工学院的一些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10辑1963年；叔蔓，《美英帝国主义对我进行文化侵略的堡垒——华西大学》，《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1964年；缪秋笙，《教会学校“立案运动”中的见闻》，《文史资料选辑》（上海）第20辑1965年。
[6] 参考：周洪宇，张云芳.中国教会教育史研究文献要目（1961－2003）.章开沅，马敏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第6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7] 分别为：腾亚屏.旧中国的教会大学.吉林大学学报.1980(2)；傅愫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十年.社会.1982(4);吴竞.略论东吴大学建校经过.苏州大学学报.1983(3);李伟恺.狄考文与文会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3);苏渭昌.二十一所教会大学始末简介.上海高校研究.1984（11）；刘笑春.湘雅医学院简史.中国科技史料.1985(1)
[8] 主要有：李清悚.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教育侵略活动简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顾长生.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顾长生.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苏勇，樊刚.燕园史话.工人出版社，1985.
[9] 主要有：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校史编写组编.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孙海英.金女大大事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友会，1991;华西校史编委会编.华西医科大学校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汪文汉主编.华中师范大学校史1903-1993.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10] 主要有：北京师范大学编.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北京师范大学,1980; 辅仁大学校友会编委会风云录编辑组编.风云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吴贻芳纪念集组编.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金陵大学南京校友会编.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 胡喜麟编.东吴大学建校90周年纪念刊.苏州印刷总厂印刷,1991; 燕京大学校友会编.燕京大学成都复校五十周年纪念刊（1942-1992）.1993;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燕大文史资料（1－10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1997).
[11] 参考：周洪宇,张云芳.中国教会教育史研究文献要目（1961－2003）.章开沅,马敏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第6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以及中国期刊网.
[12]主要有：张玮瑛等主编.燕京大学史稿：1919～1952.中国人民出版社,1999; 金陵大学南京校友会组编.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北京辅仁大学校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张连红主编.金陵女子大学校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3]主要有：候仁之主编.燕京大学人物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王运来.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程斯辉,孙海英.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孙邦华.身等国宝 志存辅仁——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项文惠.广博之师 陆志韦传.杭州出版社,2004;罗义贤.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14]主要有：何晓夏,史静寰著.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王忠欣.基督教与中国近代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胡卫清著.普遍主义的挑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王立诚.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5] 如顾长生.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李清悚.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教育侵略活动简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