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与白鹿洞书院

肖朗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摘要：本文拟从文献整理的视角出发，主要对《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书信集》等文献中有关利玛窦在南昌生活期间（1595—1598）与以章潢为首的白鹿洞书院师生交往的记载加以整理，兼而考察中外学者就此课题所开展的先期研究及其成果，在此基础上力求对课题研究的现状及有关问题作一初步的梳理，以期推动学界对明末清初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研究。

关键词：利玛窦，白鹿洞书院，中西文化教育交流

明末清初，伴随着学界习称的第一波“西学东渐”的浪潮，数以千计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渡海来华，其中尤以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以下简称“耶稣会士”）在导入和传播西方科技、文化、教育方面作出突出的贡献，意大利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M.Ricci）即为主要代表人物。1582年，他初抵澳门，开始研习中国语言文字，了解中国风土人情。次年，他与耶稣会士罗明坚（M.Ruggieri）同到广东肇庆，终获当地官府批准在此居留传教。1589年利玛窦迁居韶州，并开始准备实施其北京之行的计划。1595年5月，利玛窦乘船经赣州、吉安抵南昌，旋入鄱阳湖，再沿长江顺流而下于当月底到达南京。利玛窦本想在南京居留，再设法赴北京，但由于其时条件尚不成熟，他遂于6月中旬离开南京，并于下旬重返南昌，此后他在南昌生活了整整3年，直到1598年6月下旬启程赴北京。在此期间，利玛窦广交南昌士绅，并应当时居住在南昌的建安王和巡抚陆万陔之请写了《交友论》和《西国记法》两书，成功地扩大了其社会影响。与此同时，他还与白鹿洞书院山长章潢（字本清，别号斗津）及其门人弟子密切交往，遂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书院史及中西文化教育交流史上留下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本文拟从文献整理的视角出发，主要对《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书信集》等文献中有关利玛窦在南昌生活期间与以章潢为首的白鹿洞书院师生交往的记载加以整理，兼而考察中外学者就此课题所开展的先期研究及其成果，在此基础上力求对课题研究的现状及有关问题作一初步的梳理，以期推动学界对明末清初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研究。

（一）

利玛窦晚年在北京时曾将他在中国传教的经历，用其母语意大利文撰写下来，到1610年5月他死的时候，这份记录已告完成，仅留下一些空白以待后人补充。这份记录就是为人们熟知的《利玛窦札记》这一著名历史文献的由来。据这一时期法国来华耶稣会士金尼阁（N.Trigault）介绍，利玛窦在垂暮之年写下这份札记主要是打算将它送给远在欧洲的耶稣会总会长审阅，然后再让别人阅读，以便使欧洲人了解有关中国的情况和此前耶稣会在中国传教的事迹并从中获得教益。[1]1614年，金尼阁将《利玛窦札记》从澳门携回罗马，在航途中他开始将它从意大利文翻译成当时欧洲通用的拉丁文，并增添了若干有关传教史和利玛窦本人的内容。次年，这个拉丁文本在德国奥格斯堡出了第一版，书名为《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其后又在欧洲出了各种文本。而原意大利文手稿《利玛窦札记》后在耶稣会罗马挡案馆里被发现了，1910年利玛窦逝世300周年之际，汾屠立（P.T.Venturi）神父将它连同利玛窦的其他文稿一起刊布，取名为《利玛窦神父历史著作集》（Opere storiche del P.Matteo Ricci），1942年德礼贤（P.M.D'Elia）神父又将它收入他编辑的《利玛窦全集》（Fonti Ricciane.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Europa e la Cina,1579-1615）之中。拉丁文版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和收入意大利文版《利玛窦全集》中的《利玛窦札记》虽不尽相同，但均成为世界各国了解和研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在中国从事传教及其他活动的最有价值的历史文献之一。

1942年，英国学者加莱格尔（L.J.Gallagher）以拉丁文版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为底本译出英文全译本，书名为《16世纪的中国：利玛窦札记（1583-1610）》（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1585-1610）。书中第3卷第11章至第13章记叙利玛窦在南昌的生活和活动，其中有一处提到章潢及其门人弟子，原文如下：

No less, perhaps even more, was Ricci's reputation increased by familiar contact with another class of men. These were the Solons of the city, the literary Satraps, who were accustomed in their literary conferences to determine the proper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s. The leader of this society at the time was Ciam who was seventy years old. Both he and his confreres had heard much of Father Ricci from our friend Chiutaiso, who had lived here for some time. As a matter of fact, Chiutaiso had so highly praised the zeal of Father Matthew to this group that Ricci himself, and with reason, began to fear lest the Chinese might expect too much of him. The Solons, however, who generally looked down upon others, came in all humility to visit the stranger and were greatly pleased to hear him discourse so aptly on Chinese books, and then prove what he had said on Chinese authority.[2]

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根据加莱格尔的英文版翻译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其中将上段英文译成中文如下：

和另一类人的亲密交接，同样或者更加提高了利玛窦的声望。这些人是城里的梭伦（梭伦为古希腊著名的立法者。——中译者原注），是文坛的领袖，他们常在文艺聚会中确解法律的原义。当时这个团体的首领是年已七十岁的章（按此人为章潢，意大利文作Ciam Teuciun[章斗津]。——中译者原注）。他和他的同僚从我们的朋友瞿太素那里听说了不少关于利玛窦神父的事，瞿太素在这里已住了些时候了。事实上，瞿太素曾向这个团体极力赞扬利玛窦神父的热诚，以致利玛窦本人开始有理由担心中国人会对他期望过高。然而，这些通常是轻视别人的梭伦们，却极谦恭地去拜访这个外国人，非常高兴地倾听他娴熟地谈中国的经典，然后并引用中国的权威来证明他所说的话。[3]

日本学者曾以收录在意大利文版《利玛窦全集》中的《利玛窦札记》为底本译出日文全译本，书名为『中国キリスト（基督——笔者注）教布教史』，收入岩波书店出版的“大航海時代叢書”之中，兹将其中同一段落的日文译成中文如下：

除此之外，使神父的威心大为提高的是他与另一类文人之间的交往。他们是当地的知识人，是在“信心会”（类似于信徒聚会——笔者注）上以解说必须遵从的教义为职分的人。这些人的领袖，是当时一位姓章、名斗津的七十岁的老人（章潢——日译者原注）。这位老人和他的同仁们从我们的友人瞿太素那里听到了关于神父的各种话。瞿太素曾长年住在当地，并盛赞我们的学问和高尚的道德，以至于使神父对他自己的想法能否满足他们这一点感到十分担心。

于是，他们来访神父。通常，这些人不论与谁谈话都表现出一种轻蔑的态度，但在与神父谈话时却是相当谦虚的，而且是慎重的。他们了解到神父精通中国的经典，即使在谈论我们那些神圣的教义时也以中国古老经典的权威性来加以证明，因而非常喜悦。[4]

以上文字记录了利玛窦同章潢及其门人弟子交往的基本情况，被学界公认为最具权威性的证明材料。章潢，明嘉靖六（1527）年生于南昌，万历十七（1589）年被聘为白鹿洞书院山长，曾为书院制订《为学次第》八条；此外，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在南昌东湖之滨创此洗堂讲会，每月念五便召集友人及弟子于其中讲习开发，直至晚年。[5]1595-1598年间，章潢是否还在担任白鹿洞书院山长，有待查考，不过他确实仍在主持此洗堂讲会，会中当不乏白鹿洞书院的弟子。另，据拉丁文本翻译的英文版《16世纪的中国：利玛窦札记（1583-1610）》中提到以章潢为领袖的“society”,中文版《利玛窦中国札记》译为“团体”，而据意大利文本翻译的日文版『中国キリスト教布教史』则称之为“信心会”，这些是否指此洗堂讲会，也有待考证，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利玛窦在南昌生活期间确与章潢及其门人弟子密切接触，曾在一起交谈中国的经典，章潢及其门人弟子对利玛窦的汉学修养和学识表示敬佩。不过，由于英文版以及据英文版翻译的中文版均源自拉丁文本，而日文版则依据意大利文本，所以前两者与后者之间的差异反映出拉丁文本与意大利文本之间的出入。例如，拉丁文本主要将以章潢为领袖的团体描绘成一个文人团体，而意大利文本似侧重说明这个团体带有教派色彩。

足以证明利玛窦曾与章潢及其门人弟子密切交往的另一份重要材料是《利玛窦书信集》。汾屠立神父编辑的《利玛窦神父历史著作集》中收入了利玛窦在华期间写往西方的书信，后又收进德礼贤神父编辑的《利玛窦全集》中；台湾学者罗渔曾将这部分书信译为中文本《利玛窦书信集》，1986年由光启出版社和辅仁大学出版社联合发行。《利玛窦书信集》中收入了利玛窦在南昌写的十一封信，经查阅其中有四封信提及章潢及其门人弟子，它们分别写给耶稣会总会长及其他三位耶稣会士。关于章潢及其门人弟子，四封信所写的基本内容与拉丁文本《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及意大利文本《利玛窦札记》是吻合的，此外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利玛窦在书信中多处提到白鹿洞书院，而且在介绍章潢时总是强调他为书院山长。例如，在1595年10月28日的信中利玛窦写道：“南昌附近的庐山有一闻名的白鹿书院（即白鹿洞书院——笔者注），是研究人生哲学的场所。院长名章本清，为一年高的长者。”[6]再如，在1595年11月4日的信中利玛窦又写道：“上言瞿太素到处替我宣扬，尤其在附近庐山的白鹿书院。院长是老翁章本清，在儒者中很有地位，我想他有一千多位弟子，他们不时聚会，他给他们致训词，指示给他们人生之道。”[7]

2、利玛窦在书信中不仅提到白鹿洞书院，而且写了他曾向书院师生介绍基督教及其教义。如在1595年11月4日的信中，利玛窦写道：“对我感到满意的是白鹿书院的读书人，他们待我十分客气与景仰，对人生与身后重大问题常和我辩论，但最后他们常是认输。他们的院长章本清和我是最好的朋友，我们时常见面，对我们的教义与礼规倍极赞扬，他遣发他的弟子来向我请教，对天主也赞颂不已。一天他目睹我说服了他们相信有天堂与地狱的存在，他结论说：‘假使有天堂的话，好人将到那里去享其福；假使有地狱的话，坏人将在那里受惩罚。所以我们要努力做好人，不要做坏人才是……。’希望天主给我帮忙，假使我能在南昌建立一座会院，我相信在这里一年的收获，将超过我十四年在广东所有的总和。”[8]

3、利玛窦在书信中还写了他在南昌曾向当地士绅介绍数学等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引起白鹿洞书院师生的兴趣和重视。如在1595年10月28日的信中，利玛窦写道：“白鹿书院的师生与其他秀才们喜欢听我介绍数学，假使能在这里住下，想在这方面给他们介绍一些。”[9]

（二）

近代西方及日本学者较早关注利玛窦在中国的活动及其事迹，曾撰写发表了大量先期研究成果，[10]但大都未涉及利玛窦在南昌与章潢及其门人弟子的交往，自然也未提及利玛窦与白鹿洞书院的关系。例如，法国学者费赖之（Le.P.Louis Pfister）所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及荣振华（J.Dehergne）所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颇具权威性，但均未加记述；日本学者中村久次郎所著『利玛窦傳』中也未加记述。再如，1969年初版的日本学者平川祐弘所著『マッテオ·リッチ（利玛窦——笔者注）伝』中写了利玛窦在南昌交友的有关情况，但却未提及他同章潢的交往；[11]1984年初版的美国学者史景迁（J.Spence）所著“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中论述了利玛窦在南昌通过撰写《西国记法》向中国人传授“记忆之宫”的方法，但也未论及利玛窦与章潢及其门人弟子的交游。[12]

据现有资料，德礼贤神父和法国学者裴化行（R.P.Henri Bernard）神父是较早关注利玛窦在南昌与章潢及其门人弟子交往的外国学者。如前所述，德礼贤神父于1942年编辑《利玛窦全集》，计三卷本，第一卷于当年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则于1949年出版；其中第三卷为全书的注释、索引等内容，并含有德礼贤编撰的《利玛窦年谱》，台湾学者方豪神父曾翻译了这份年谱。该年谱中记载：1595年8月（万历二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六日），“利氏结交南昌名士章本清，成为莫逆”。[13]相比之下，裴化行撰著的《利玛窦神父传》中详细地记叙了利玛窦与章潢及其门人弟子的交往。裴化行于20世纪20年代末来华传教十余年，主要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活动，曾任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本堂神父、天津教区教长等职，并曾任教于北平辅仁大学、天津津沽大学等著名高校，精通汉语，会说上海方言和北方方言，对神学、宗教史、中西关系史及中国哲学等均有精深的研究，可谓“中国通”。中文本译者管震湖在“译序”中写道：“作者自己承认，这部著作得以完成，尤其归功于法国万达琪（即汾屠立——笔者注）神父编纂于1911年出版、主要为意大利文（也有拉丁文）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即《利玛窦文集》第1卷[指《利玛窦历史著作集》上卷——笔者注]），和于1913年出版、也是该两种文字的利玛窦《中国书简》（即《文集》第2卷[指《利玛窦历史著作集》下卷——笔者注]）。”[14]尽管如此，但这与裴化行本人长期在华生活和从事研究工作是分不开的。例如，书中在写利玛窦与章潢结为知交时加了一条注释道：“这恰是一个例子，证明长期探究必有有意义的发现，我们在南昌的图书馆查找了好几天，终于发现所谓的Cianteucium（应为Ciamteuciun，此误——笔者注），不是别人，正是这位鸿儒章潢，生于1527年3月，卒于1608年，享寿八十有二。是在翻阅他的巨著——被乾隆查禁的125卷《图书编》……时，我们终于搞清楚了那几个方块字是谁的名字。”[15]同时，裴化行指出较之利玛窦先前居住的肇庆、韶州等地，“南昌及其附近地区，尤其是靠近鄱阳湖的庐山，是一处天然适合于可称中国‘人文主义’发育的土壤”。[16]他认为，正是这块土壤所特有的环境和氛围，才使得利玛窦有可能在这里传扬西方科学知识，并为当地士绅所接纳。他还写道：“南昌的一个特点，似乎是文人结社甚众，道德宣讲师也甚众。……这类会社或书院有些的弟子或会员达数百人；但通常部分为八九上十人小组活动，‘由一位道德宣讲师在规定的屋舍每月宣讲七八次；临近考试（指在南昌举行的科举会考——笔者注）时，动辄数千人聚集听著名的大儒讲课’。”[17]裴化行的这种研究风格及其特色对日后利玛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总体上说，中国学者对利玛窦的研究起步较迟，但对利玛窦与中国各地文人士绅的交往却较为关注，特别是近20年来国内学界关于利玛窦已形成若干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早在1959年台湾学者罗光神父就曾出版《利玛窦传》，并于1972年和1983年再版、三版，成为中国学界研究利玛窦的早期代表作。在“南昌交游”一节中，罗光写道：“利玛窦在城内结识了白鹿书院院长章本清。……南昌文人学士都敬重白鹿书院章院老，章院老既和利玛窦为友，他们大家都来拜访利氏。利玛窦出所著《天主实义》一书手稿，以示章本清和来访的文人，婉请修改。本清和文人等，读了利氏的著作，大家劝他刻板付梓。”[18]此处所谓利玛窦请章本清等人修改《天主实义》一事也曾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许明龙主编的《中西文化交流先驱——从利玛窦到郎世宁》一书中写道：“南昌的白鹿书院，是全国有名的书院之一，山长（院长）章潢在知识界有很高的声望。利玛窦《天主实义》的部分书稿，曾请章潢修改。章潢对此书稿颇为嘉许，曾劝利玛窦出版，但因一些神学名词的翻译问题未能解决，而拖了下来。”[19]

近20年来国内学界研究利玛窦的力作当推林金水所著之《利玛窦与中国》。该书在广泛参考中外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利玛窦在中国的活动，尤其是对利玛窦与中国文人士绅交往的活动作了较为深入、细致的考察。在论述利玛窦与章潢的交往时，为了说明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作者特意从章潢《图书编》中引用了几段原文。例如，从《舆地山海全图叙》中引用如下：“尝闻陆象山先生悟学有云：‘原来只是个无穷。’今即舆地一端言之，自中国以达四海，固见地无穷尽矣。然自中国及小西洋道途二万余里，使地止于兹，谓无有穷尽可矣。若由小西洋以达大西洋尚隔四万余里，自大西洋以达极西，不知可以里计者，又当何如，谓之无穷尽也，非欤？此图亦自大西洋以至广东，其海上程途可以里计者如此，故并后小西洋图存之以备考云。”[20]又从《九天说符》中引用如下：“近接瞿太素，谓曾游广南，睹一僧，自称胡洛巴人（欧罗巴人——笔者注），最精历数，行大海中，惟观其日轨，不特知时、知方，且知距东西南北远近几何。”[21]说明这位被《明史·儒林传》称为“江右四君子”[22]的理学家也是一位最早接受西方科学影响的人。

近年出版的国内学者沈定平所著之《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实以利玛窦在华活动为主线，但作者有意将利玛窦的活动放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及“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不仅侧重论述了利玛窦与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瞿太素、冯应京等当时明显有西学倾向的代表人物的交往及其影响，而且涉及利玛窦与叶向高、邹元标、曹于汴等东林党人及东林学派的接触和交流，[23]其中有些人就是利玛窦在南昌期间与之联系的，有些人则与章潢关系密切，这就为研究利玛窦在南昌的活动提供了若干新的线索及背景性材料。

（三）

综上所述，利玛窦与以章潢为首的白鹿洞书院师生的交往这一课题已受到中外学界的关注，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整个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的研讨。关于这一课题，学者们依据和引证的主要材料均来自利玛窦的札记和书信，20世纪50年代后问世的外国学者如邓恩（G.H.Dunne）所著之《一代巨人》（Generation of Giants）等先期成果也主要根据这两份原始资料。就中文资料而言，翻检《明史·儒林传》、《明儒学案》、《图书编·章斗津先生行状》、《南昌府志》等文献，其中虽介绍了章潢的生平事迹，但却看不到关于章潢与利玛窦交往的记载。这种状况致使该课题的研究难以深入下去，因而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留下了若干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现就其主要的归纳如下：

其一，利玛窦在书信中反复提到章潢及其白鹿洞书院的弟子，他在札记中又明确说道章潢是当时南昌文人团体的领袖，但并没有说清楚他所接触和交往的章门弟子究竟主要是白鹿洞书院的弟子，还是所谓“团体”中的普通成员，抑或章潢的其他门人弟子，因而有关先期研究成果在涉及这一问题时大多含糊其词，或各抒己见。大多数论著都指出章潢为白鹿洞书院山长，因而也泛称利玛窦与白鹿洞书院师生多有接触，但裴化行在《利玛窦神父传》中却不提章潢为白鹿洞书院山长，而写道：“这位可尊敬的老人的许多学生（他的书院——豫章书院，如今改为学校，约有三百学生），效法他的榜样，都被利玛窦的学说征服了。”[24]在此后的一条注释中，他写道：“除了前述由章斗津主持的豫章书院外，至少还有两个书院著名：友教书院和正学书院。”[25]并认为这些书院的部分学生都可能参加章潢主持的此洗堂讲会，所以也可能曾与利玛窦有所接触。林金水在《利玛窦与中国》中认为，利玛窦在札记中所说的以章潢为领袖的“团体”大概是指此洗堂讲会。[26]但裴化行和林金水均未能举出可作证明的具体材料。为了搞清楚这一问题，必须进一步发掘中国古代教育史、书院史、理学史及地方史的有关文献资料，以便考察这一时期白鹿洞书院、此洗堂讲会及南昌地区其他书院的具体情况。

其二，从利玛窦的札记和书信中看，利玛窦在南昌期间曾与章潢密切交往，对后者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一点已无可怀疑；前述林金水在《利玛窦与中国》一书中所引用的章潢《图书编》中的文字，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点。事实上，中外学者对此早有论述。例如，裴化行在《利玛窦神父传》中已指出“他那部图书集成里有许多转录利玛窦的话”，并提示“特别是第16-23卷（《天文编》），第29-30卷（《地图编》）”。[27]如前所述，日本学者平川祐弘在『マッテオ·リッチ伝』一书中未曾专门写利玛窦与章潢及其白鹿洞书院弟子的交往，但他根据日本学者海野一隆的研究成果介绍了章潢曾参考利玛窦制作的《舆地山海全图》。[28]据《明史·儒林传》，章潢一生著述浩繁，除《图书编》以外，还留下了《周易象义》、《书经原始》、《礼记剳言》等大量文字，其中包括由其门人万尚烈、丁右成刻成的《此洗堂语略》，[29]这就提示人们可以通过考察章潢的《图书编》及其他著述、诗文来努力发掘有关他与利玛窦交往的记载。

其三，利玛窦在南昌生活期间曾广泛接触和结交当地及外来的众多士绅。首先他曾与章潢的门人弟子密切交往，因而有必要搞清楚其中有哪些具体人物。其次，他曾与一些外来或途经南昌的士绅结交。例如，据林金水介绍，明代文学家李日华（号竹懒居士）曾于1597年秋来南昌会见利玛窦，并在《紫桃轩杂缀》中留下了一段记录：“玛窦紫髻碧眼，面色如桃花。见人膜拜如礼，人亦爱之，信其为善人也。余丁酉秋（1597）遇之豫章。与剧谈，出示国中异物，一玻璃画屏，一鹅卵沙漏，犹如鹅卵实沙其中，而颠倒渗泄之，以候更数。”[30]他还曾赠诗利玛窦：“云海荡朝日，乘流信彩霞。西来六万里，东泛一孤槎。浮世常如寄，幽栖即是家。那堪作归梦，春色任天涯。”[31]这些士绅留下来的有关文献，也成为今人了解利玛窦在南昌生活及活动的重要参考材料，从中或可发现利玛窦与白鹿洞书院师生交往的线索。另外，如前所述，利玛窦与当时的东林党人也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接触。据沈定平书中引证，邹元标在《答西国利玛窦》一信中称：“得接郭仰老（L.Cattaneo，郭居静，字仰凤，意大利耶稣会士）已出望外，又得门下手教，真不啻之海岛而见异人也，喜次于面。”[32]他又说：“门下二三兄弟欲以天主学行中国，此其意良厚。仆尝窥其奥，与吾国圣人语不异，吾国圣人及诸儒发挥更详尽无余。门下肯信其无异乎，中微有不同者，则习尚之不同耳。”[33]而邹元标与章潢素有私交；就在利玛窦到南昌前一年（1594），庐陵（吉安）重九会讲，章潢还曾与邹元标等人聚讲连日，又同游青原山。由此可见，发掘同时代东林党人及其他有关士绅留下的著述、诗文，也将有助于深化本课题的研究。

学界公认，在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来华的历史过程中，利玛窦在南昌期间的生活及活动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这不但是由于南昌成为利玛窦从广东前往北京的中转站，而且更主要的是因为利玛窦在南昌的交游及著述活动成功地扩大了其社会影响，使其确立的“学术传教”的路线和方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明显效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利玛窦在南昌事实上构成了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转折点之一。但是，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有关利玛窦在南昌的外文文献资料极为贫乏，致使中外学者长期以来难以将其研究深入下去。这种状况就对我国学界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要求：立足中国本土，加大发掘中文文献资料的力度，努力从中国古代教育史、书院史、理学史、地方史等领域中发现有价值的新史料，以推动本课题的研究，从而把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及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研究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