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外人对华投资办大学的研究

陈桃兰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摘要：除教会大学以外，近代中国，还有不少外国以个人、集团或政府的名义，对华投资兴办大学。这些学校包括在华外人独资大学、中外合办大学和外国大学的中国分校，也包括设在国外的中外合办大学和专为培养中国人才而设的外国高校。外人对华投资办大学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目的，但大学的兴办在客观上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社会急需的高级人才，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国际文化教育交流的扩大、乃至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近代；外人；对华投资；办大学

清末是中国现代大学的萌芽与初创期，高等教育刚刚起步，急需创办各类新式高校，培养现代事业所需要的各种人才。在国人多方努力筹办现代高校的同时，除教会大学以外，外人也以个人、企业、社团或政府的名义开始对华投资办高校。民国以后，随着共和体制的建立与现代化各种事业的兴起与发展，高等教育取得蓬勃发展，外人对华投资办大学也开始走上多样化发展阶段。按其办校国域的不同，近代外人对华投资所办大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外人在中国投资所办的大学，包括中外合办、外资独办的大学和外国大学的中国分校；另一类是设在海外的，有中外人士共同参与筹办，或是专为中国培养人才而办的大学。这些大学的兴办，客观上对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扩大及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近代外人对华投资办大学的发展概况

1、外人在中国投资办大学的活动

从晚清到民国，外人陆续在华投资兴办了一批大学。这些学校中大部分属中外合办性质，虽然在筹办过程中，可能以一方为主，但学校的创立与发展是中外双方共同合作、努力的结果，如著名的中法大学，福中矿务学堂，同济医工学堂都属此列。也有完全由外人出资兴办的大学，并且从筹办到运作，都由外国人负责，雷士德工学院即是如此。为方便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美尔顿大学还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分校。

同济医工学堂是同济大学的前身，由德文医学堂和德化高等实业学校发展而成。德文医学堂，是由德国医生宝隆于1907年在上海创办的，目的是为中国培养施诊医生。此举得到德国政府、德国教育管理部门的支持。首批招生30来人，学校董事会董事长和校长均由宝隆担任。学堂成立后，清廷先后派皇族中的亲德派荫方及江北镇台王士杰等人到校参观，与学堂方面商定增设中文课[i]。学员先学预科两年，正科三年。因该学校所得学历与在德国医科大学所得学历相同，所以吸引不少学生前来就学。由于同济德文医学堂的办学声誉和经验，德国方面又开始考虑扩办工科，1912年，由贝伦子筹建了德化高等实业学校。第一年虽然只招机电科学生6人，但学校更名为“同济医工学堂”。1917年3月，北京政府宣布对德绝交，上海法租界当局立即出动巡捕，把地处法租界的同济解散，校舍被占领，因教师大部分是德国人也被赶出学校。后经学生多方呼吁，由唐绍仪出面，向中国公学校长梁启超借来空关的校舍，让学生继续求学。又经学校董事会推举中国人出任校长，向中国地方当局备案，于是成立了私立性质的同济医工学校。1924年5月新校舍落成，教育部明令学校改名“私立同济大学”，学制与课程基本与原来相同。1927年8月，在蔡元培等的努力下，学校改为国立。同济医工学堂在筹建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各界的支持和参与，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中国人接受外来科技文化、谋求自强与现代化的愿望。同济医工学堂是德国政府、工商界和学术界联手与中国地方商界合资共同办学的产物。

英国在华企业福公司，为培养采矿、铁路和冶金方面的人才，于1909年创办了焦作路矿学堂。焦作路矿学堂，也可以说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产物。1898年 6月，豫丰公司商董吴式钊与福公司代表罗沙第在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签订了《豫丰公司与福公司议定河南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简称“河南矿务章程”，英国福公司取得了河南矿权。章程中有一条规定，要求于矿山就近开设矿务铁路学堂，经费由福公司筹备。经过多年努力，1909年3月终于创办了焦作路矿学堂，首招学生20名，聘请英籍李恒礼等4人和华人陈筱波为教习，培养采矿、冶金和铁路方面的专门人才。学堂开办后，河南地方政府特派提调田程出任校长，总理学堂事宜。1913年12月，福公司因要求“红界”矿区受挫，中断经费，停办了学堂。1915年，由中国官商合办的河南中原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与英国福公司合并，组成福中总公司，公司复办“焦作路矿学堂”，由于学堂经费改由福中总公司的中外双方共同负担，学校更名为福中矿务学校。1919年，易名为福中矿务专门学校。1921年，再易名为福中矿务大学。1931年，经河南省政府批准改名为私立焦作工学院，设置采矿冶金科、土木工程科，共分采矿、冶金、路工、水利四系，学制为四年。1949年由私立改为国立，它是现在中国矿业大学的前身。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领导人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为动员法国退还庚子赔款，进一步推动留法教育，加强中法文化交流，联络中法两国人士，发起创办中法大学。中法大学由北京中法大学、广东中法大学和海外中法大学三部分组成，并由国立北京大学、广东大学、法国里昂大学负责筹备。其中，北京中法大学在西山碧云市法文预备学校的基础上扩充为文理两科，于1920年最先成立，首任校长为蔡元培。经过四年的工作和努力，到1925年北京中法大学便初具规模，大学部发展为分别以法国文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名字命名的四个学院，即服尔德学院、孔德学院、居礼学院和陆谟克学院。1926年1月22日，北京中法大学奉教育部第112号指令，正式得到认可。1927年，北京中法大学根据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私立学校董事会条例》、《大学组织会》、《大学组织规程》和《私立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条例和法规，对学校设置作相应的调整，成立由中法两国人士共31人组成的校董会，负责经营北京中法大学的教育事业[ii]，并将服尔德学院改称文学院，居礼学院改称理学院，陆谟克学院改称医学院，孔德学院改称社会科学院。文学院下设中国文学、法国文学、经济学三系；社会科学院下设哲学、社会学两系；理学院下设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四系。其修业年限均为四年。医学院则不分系，修业年限5年，期满后实习一年。1928年12月，奉教育部第2110号训令，正式获准立案。1932年成立药物研究所。1934年又成立理工调查所。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法大学南迁昆明。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暑假，大学部由昆明迁回北京。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北京中法大学因经费困难，由私立改为国立，1950年，院校调整中，原有系科分别合并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华大工学院，北京中法大学停办。

雷士德工学院是遵英国人亨利·雷士德（Henry Lester）遗愿，并由其独资开办与维持的著名高等学校。1926年，雷士德死后留下巨额遗产，根据遗嘱以其遗产成立了雷士德基金会，主要支持建设和发展上海的文化事业，其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建立一个能容纳300人以上的学校，对中外学生开放，特别对中国学生。[iii]经过几年筹划，学校终于于1934年开始招生。学院规定以华人子弟为主要学生，并适当接纳除英、美、法三国以外的其他国籍学生。学制初为3年，1938年改为4年。通过英国各大学入学考试或上海圣芳济等校毕业生，可免试入学。学生毕业后还可以参加由英国驻沪总领事馆派员监考的伦敦大学学位考试，是除香港大学外，在远东获得伦敦大学学位认可的唯一学院。太平洋战争暴发后，日方派出同文书院院长池田接管学校，将校内英籍人士均关入集中营。1944年，校舍被日军占用，学校被迫停办。学院办学10年，共培养了1000余人。[iv]

国外大学还在近代中国创办分校，美国美尔顿大学（MILTON　UNIVERSITY　U．S．A．）为世界有名学府，1847创立于马利兰省（MARYLAND，U．S．A．），正校设于美国波地摩（BALTIMORE），另设四所分校，三所在美国境内，就中国分校设在香港。“外国大学之在我国设立分校者，本校可称首创”[v]。美尔顿大学正校长协士博士（DR．Wｍ．J．HEAPS），“鉴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者，每因旅费学费及生活费特昂，损耗金钱过巨，尤远涉重洋，备尝艰苦，短于资金者固无论矣，而丰于财者亦多以是而裹足不前，故有在华设立分校之拟议，用予中国学生求学以使得，因悉马时博士素有志于教育事业，特以此商”[vi]。马时博士欣然应承，回国后于1934年5月5日，在香港设立了中国分校，并任分校全权校长。美国美尔顿大学中国分校，所有设备学科与美国原校无异，经分校考试合格的毕业生，由美国原校颁给毕业证书及学位，与留学美国没有什么差别。学校的发展受到国民党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在五周年纪念上，主席林森、总裁蒋介石、将军白崇喜、行政院长孔祥熙、司法院长居正、外交部长王宠惠、交通部长俞飞鹏等都题了贺词。1941年珍珠港事变爆发，香港沦陷，美尔顿学校被迫撤离香港。

创办于1900年的东亚同文书院，是由日本东亚同文会依照《日本专门学校》原则在南京设立的，原名“南京同文会”。1901年初，因义和团事志，迁至上海，更名“东亚同文书院”。1939年升格为大学，命名为“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学校初期只招收日本学生，后设立中华班，招收中国学生。可以说是外国协会依外国条例设在中国办的一所性质十分“特殊”的学校，是在中国的日本大学。其目的是为了培养中日关系的人才，随着日本侵华活动的逐步展开，这所学校基本上起着培养为侵化活动服务的人员。1945年，日本战败后，东亚同文书院关闭。

2、外人在海外对华投资办大学的活动

外人除了在中国境内投资兴办大学，在国外也积极支持或参与筹办对华大学。他们或者支持中国人创办海外大学，或积极筹办主要与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中国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大学。

里昂中国法大学就性质与地位来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大学海外部，是中法教育合作的重要成果之一。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李石曾就法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进行活动，要求法国退还赔款用于海外大学建设，此举得到中外友好人士和里昂政府部门的支持，里昂市政府愿意将西郊的对伊雷内堡拨给学校作为校舍，于是中法大学海外部在里昂落脚。1921年7月，正式注册成立“中法大学协会”，并举行首次会议，宣布成立里昂中法大学。里昂中法大学的宗旨是为中国学生提供高等教育的机会，为中国培养一批高级学者和研究人员，同时为国内的大学提供合格的教授。据学者研究表明，里昂中法大学的创办虽与勤工俭学运动密切相关，但学校并不仅为勤工俭学而设，相反，里昂大学对报考学生有严格的资格限制，并明确宣布学习期间不得实行勤工，认为“既勤了工，便无时间在海外部上课”，与勤工俭学所提供的学习方式大相径庭[vii]。里昂中法大学根据中法双方协定，由中法大学协会负责管理。协会成立董事会，成员由中法双方共同组成，主席由法国政府指定人士担任，为唯一法人代表，有权参与具有法律效应的活动，法律诉讼及支配财政开支等。校长由中方人士担任，主要负责教学管理。招考学生工作由中方全权负责，绝大部分学生在北京、广东、上海等地通过公开招考产生。里昂中法大学的学制四年，招考录取的学生先在国内接受两年大学教育后，再前往法国继续后两年的学习，但实际上，根据学生所选学科和攻读文凭的不同，在法学期为3至7年不等。一些已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也在1928年和1929年经过特殊考试进入里昂中法大学学习。里昂中法大学的经费来源主要为李石曾在中国国内获得的赞助、庚款和法国政府、里昂市政府提供的资助以及学生所享有的政府助学金等。北京中法大学停办后，1951年，由于经费断绝，里昂中法大学也宣布停办。

近代设在海外的中国大学除了里昂中法大学，还有在北洋政府官员叶恭绰和法国数学家班乐卫的提议下建立的巴黎中国学院。中法两国政府都同意对巴黎中国学院给予资助。学院成立于1920年3月，班乐卫任首任院长，次年12月12日，巴黎中国学院被法国政府明令宣布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学术机构。巴黎中国书院不只是一个研究机构，它首先是一个汉学教学机构。从事汉学教学，培养汉学研究人才是巴黎中国学院的首要目标。在学院，主要开设了中国文化、中国文献学、文学与艺术、中国美学、近现代中国经济史、现代中国政治与外交史、中国法律和中国科学，此外还经常安排一些学术讲座。作为一所培养汉学研究人才的机构，巴黎中国学院的学生人数自然比不上一般的大学。在学院正式注册并实际参加听课要的学生人数相当有限，每年从30到56人不等[viii]。1929年３月正式划归巴黎大学后，巴黎中国学院开始自己颁发毕业文凭。根据巴黎大学评议会通过并于1929年７月29日得到法国教育部批准的一项决议中国学院可以授予学生两种文凭：一种叫正式学生结业证书，一种叫汉学研究毕业文凭。前一种在中国学院学满一年，经笔试和口试，合格者即可拿到证书；后一种需在中国学院学满两年，并提交一篇论文，论文题目必须经中国学院教授的同意。巴黎中国学院所授予的文凭必须以巴黎大学的名义颁发，并且由巴黎大学校长和中国学院负责人双重签名才能生效。巴黎中国学院也指导学生撰写博士论文，他们的学位由巴黎大学或法国其他大学授予。在这类学生中，中国学生占有不少。他们毕业后或就教于大学，或服务于与中国事务有关的部门。回中国的学生多在中国各大学或研究所工作。巴黎中国书院按院章规定，其行政管理与里昂中法大学一样，也尽量贯彻中法平等原则。设评议会（董事会）负责管理，其成员由法国博士院院长、巴黎大学校长、北平大学校长、中国政府代表1人、巴黎大学评议会代表2人，另由该院大会选出9名（其中法方4人，中方5人）评议员组成[ix]。评议会下设干事会，管理中国学院日常事务。但事实上，巴黎中国学院的管理并没有根据院章行事。中国方面实际并不参与管理，中方主要派遣一名政府代表，负责与法方联络。解放后，巴黎中国学院一直存在，1953年，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关闭，部分人员和图书并入巴黎中国书院，资源得以扩充。1959年，中国学院又经法国教育部明令正式改为巴黎大学的一个研究所，仍保留原来的名称。1968年，巴黎中国学院迁往亚洲馆，改归法兰西学院直辖。1989年又迁往现址：勒穆纳大主教街。因此，至今，法兰西欧国家学院汉学研究所，仍在中法文化交流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于1925年，是专门为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培训干部而设立的高等院校，国共两党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曾在此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是苏联、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合作背景下的产物，其兴衰起伏与中共、国民党和苏联三方的关系以及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紧密相联。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国内革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的关系也日趋冷淡，国民党的留学生派遣工作亦告终止。共产党也因被国民党迫害后，人数锐减，还要在国内参与艰难的革命斗争，派遣人数远不能满足办校需要。再加上莫斯科中山大学本身存在的许多问题，如培养出的人缺乏实际工作能力，学校资金投入与人才产出的严重失衡，及在学的中国留学生中发生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清党运动等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这所在留苏教育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上都具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学校于1930年停办。

近代外人对华投资办的高校还不止以上几所，如1921年中法两国政府合办的中法工业专门学校， 1909年，中德政府合办的青岛高等专科学校等等，都是外人投资兴办的高校。

二、外人对华投资办大学的积极作用

1、引进和利用外资及先进的教育资源，增强了高等教育的办学实力

近代中国，政局动荡，财政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外人对华投资办学，引入或利用了大量外资，这无疑增加了高等教育的投入。德文医学堂的筹建不仅得到德国政府的直接支持，也获得了德国各界的广泛赞助。宝隆决定在中国设立学堂后，德国驻沪总领事不仅出面号召德国商人资助，还与德国教育管理部门联系。在德国也获得了广泛支持，不久在柏林成立了“在中国促进德国文化工作委员会”。1906年又设立基金会，筹集了价值8万马克的医学书刊及设备，先在柏林展览一个月，德国皇帝和中国驻德公使都曾莅临参观，意在号召，然后运沪。1907年6月，德国一批院校及企业捐赠的书籍仪器也运到上海。1912年，开始考虑建工科，德国工商界数月内就拉到上百万马克的资助。德国政府也特意拨款10万马克，派出一批教师，加上数十万马克的机器设备，到上海张罗工学堂的开办。

雷士德工学院办学所需经费全出自雷士德遗产。享利·雷士德是英国人，在19世纪60年代时作为英国的建筑师和土地测量师来到上海。到了80年代，他已经成为上海的房地产巨商了。据统计，雷士德仅在南京路就拥有地皮8块，共计35亩，[x]比号称“房地产大王”的沙逊家族还多。到1926年5月14日逝世时，已是上海滩上数一数二的富豪。死后“其所遗留的财产估价为1434万两，至1932年，已升值为2000万两”。[xi]他一生未取妻生子，生前就说要把在中国赚的钱，化在中国，并写进遗嘱。后依其遗嘱所开的雷士德工学院，仅学校的工场和实验仪器设备耗资60万元，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在当时国内尚属罕见。与此同时，雷主德还分別指定一些房产，以其租金作为他指定建造的院校的维持费。雷士德工学院受破坏后，曾试图恢复，但终因在战争中学校财产与遗产皆损失惨重，没能成功，但雷士德基金会一直在支助我国教育。该会解放后迁往英国，但其工作照常在进行。几十年来，由基金会资助去英国进修、研究的我国专家、学者多达四百余人。

莫斯科中山大学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苏方投入大量人、财、物，创建一流的教学环境和生活区条件。中国留学生的住宿、伙食、生活津贴等均大大高于苏联当时的平均水平。据统计，1925年—1929年，苏联总共向莫斯科中册大学投入9，915，569卢布。[xii]在当时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这种投入是相当高的。这也反映出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重视程度。

葛夫平先生《关于里昂中法大学的几个问题》一文，对里昂中法大学的经费来源进行了详细分析。他认为，学校从建立到1927年，经费主要由广东政府、北京政府和法国政府提供，额度在40万到76万法郎之间，应该说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从1927年到1951年，经费完全由中法教育基金会从法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中拨付，额度在85万至115万法郎之间，经费来源比较稳定，保证了学校的正常运转。

巴黎中国学院成立时，中法两国政府都同意对巴黎中国学院给予资助。中国方面，北洋政府答应每年资助中国学院10万法郎。法国方面同意每年由外交部协助2万法郎。但居葛夫平研究表明，自1920年3月巴黎中国书院成立后，中国政府答应的每年10万法郎实际从未到位，直至1925年，巴黎中国学院只是依赖法国政府每年协助2万法郎的津贴才得以苟延残喘。到1926年获得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的资助之后，巴黎中国学院才开始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并一直受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的资助。自1926－1933年，每年的资助金额为一万美金，折合法郎约为25万。自1934年起每年的资助金额不定，从22余万法郎至35万法郎不等[xiii]。此外，法国外交部也继续每年补贴2万法郎，加上每年都还有少量的利息收入，因此巴黎中国学院自获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的资助之后，经费还是比较充实和稳定的。

可见，为使创办的学校正常运转，外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了使学校达到较好的教育水平，他们不仅投入了大量资金，还为学校配备了先进的教育仪器和图书资源，绝大部分任用外籍教师和留学毕业生，这些对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来源既有“雪中送炭”，也有“锦上添花”，他们都壮大和充实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实力。

2、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的办学和教育管理经验，加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

我国大学，不自今始，自古即有所谓太学、书院之设。然往昔之大学，已随时代之转移而湮没。我国现代大学，从无到有，是在学习西方大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高等教育的形成，就是我国高等教育逐步国际化的过程。外人在华投资办学或与中国合办大学，显然是促使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有效途径。通过这些大学，国人自办大学可以较好地理解、吸取并实践国际上通行的办学模式、专业课程设置、教育管理等各方面经验。

同济德文医工学堂基本上是以德国医科大学和工科大学为样板而建立的。在医科方面学校创办初期，就跟德国国内医科大学一样，设立了二年制的医预科，三年制的医正科。学校教学安排也全部依照德国医科大学的课程，甚至体育课的内容也有德国军训的痕迹。在教学方法上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学校重视实验，医正科很注重临床实习。不过，有些课程因为师资等方面的限制没有开设，所以学生的理论知识水平实际上还不能与德国大学等同。但是，德国政府为了使这所学校成为“德国文化在华的传播中心”，1915年，责令其教育当局承认“同济德文医学堂”的学历与其国内的医科大学相同。[xiv]后来所办工科，其课程设置也都与德国大学同，其仪器设备也从德国运到中国。在教学上，学校按照德国工科大学的教学方式，十分重视学生工厂实习，教师经常在工厂中讲授学理上的实验。学校还聘请工业界的名人定期前来开设讲座。这种教学方式培养了学生很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到1925年，这所学校已经拥有10个部门的实习工厂，实习机器设备都是德国工业界的最新产品，这在国内高校是首屈一指的。[xv]蔡元培曾留学德国，对德国的教育颇有研究，他认为同济医工两科中德国之教学法为全世界所推许，而中国的大学多数采用美国学制，只有“同济学校发端于德人”。因此，他在为《同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写的序中，希望同济办成“吾国最新式之医工大学”。

中法大学则以法国大学制度为蓝本，在办学指导思想上，强调学理与应用并重，既重视理论的研究，又重视学生的劳作实践，使“农夫、艺匠皆有学者之知识思想，或即学者同有农夫、艺匠之功力”，充分体现了法国大学的精神。[xvi]在办学制度上，仿照法国大学，实行“大中小学并立”，以收教育互相衔接之功效。学校的研究院将法国式的学术院、学会、大学研究所以及各种问题与事业之设计部包罗为一体。在教育教学上，德育、智育、体育方面都有独特之处。在德育上，注重养成互助精神；在智育上，以法文为必修科目；在体育上，特别注重劳作训练。这所学校实际上是法国大学区制的一个实验点，中法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xvii]。

雷士德工学院实际上是模仿英国的高等学校制度进行办学的。以英语为通用语言，首任校长是英国伦敦大学工学士、英国土木工程学会会员，教师基本上由英国人担任。按照英国教学制度，学生学习一年之后，要参加中期考试，两年后参加终考，四年后，参加最后的考试。考试在学校所在地上海举行，但由英国驻沪总领事馆派人监考，试卷由伦敦寄来，考后寄往伦敦大学评阅。毕业生做过一年与专业对口的工作，并写出一篇得到认可的论文后，可被学院吸收为院士。

至于美国美尔顿大学中国分校，其系课设置、教学管理、办学设备，差不多与美国完全一致。学校设大学教育、职业教育、研究院三部。大学教育分设文、商、法、工、理五学院，文学院设文学系、教育行政系，商学院设商业行政系，法学院设政治学系，工学院设土木工程系。理学院设化学系。以上学系皆采取学分制，每系规定150学分，学完学分，即可毕业。大学部并附设短期师范科、短期无线电科、预科；职业教育分设无线电工程技术科、汽车工程技术科，皆短期毕业，理论与实习同时并施。研究院专为研究高深学问而设，凡大学毕业生可随时参加。研究完毕，经过应学位考试合格，由美国原校给予硕士或博士学位。所有这些学校的存在，无疑开阔了近代中国人的视野，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在中国近代大学发展中，可以采各国大学之长，形成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大学。

3、学习外国文化，并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扩大了中外文化交流

这些学校无论办在中国境内还是办在中国境外，无论是对办学者、教育者、还是对受教育者来说，势必受到两国文化的冲击与熏陶。设在国内的大学无论是同济医工学堂、焦作路矿学堂、中法大学，还是雷士德工学院、美国美尔顿中国分校，它们在向中国人传播现代知识与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在传播着外方投资人所在国的文化。况且，传播其所在国的文化应该是大多数对华投资办大学者的主要意图。以同济医工学堂为例。据学者研究表明，同济医工学堂是在德国政府直接筹划下建立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在推行“世界政策”，他想通过加强文化政策与列强争夺在华利益。同济医工学堂的创办只是与列强争夺在华文化、医疗卫生和工程技术领域中的实力地位的一个具体步骤。德国希望通过在中国开办医院、治病救人来获取民心，通过建立德国医科学校来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高层人士，促进他们对德国的了解，对德国文化的认同，进而增进对德国的好感。即以“道德上的征服”赢得中国人对德国医学的信任，并由此扩展到对德国产品的信任，为德国产品，首先在德国药品、卫生设备、医疗器械等方面对华出口带来便利。在筹建工科学校方面，德国各界更注重经济和商业利益，在这一点上贝伦子的观点很具代表性。贝伦子认为，从手工劳动向机械劳动过渡的中国，将是迅猛发展的德国机械工业的一个无止境的销售市场。高层的中国工程师和管理官员在进口工业产品时，将首先考虑那个对他们进行过技术教育的国家。因此，通过建立德国工科学校来培养年轻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是德国机械工业占领中国市场的一个根本性任务。概括地说，就是“将中国人的精神和德国人的观念贯穿到技术领域里，由此成功地培育接受我们工业产品的土壤。”[xviii]可见，文化与技术是一体的，他贯穿在教育教学过程当中，影响着学生、教师及周围的一切。同济医工学堂的开设，在引进德国科学技术的同时，也确实促进了德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加强了中德文化交流。近代中国一直在积极学习西方文化，这是勿用置疑的。对华投资办大学，很大程度上只是世界各国向我们输出文化的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客观上来说，也是国人学习西方文化、了解西方文化的一种有效方式。但文化的交流有着相互性，外人也只有学习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才能顺利展开其办学事业。因而，这些大学在当时是一个中外文化交流异常活跃的地方，各国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渗透、交流与融合。

但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中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由于近代中国相对贫穷、落后，外国文化经常以一种强势姿态出现在国人面前，我们积极向国外学习，但外人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并不热衷，或者仅仅只是出于一种利益的需要。所以，从国与国的文化交流上看，无论在教育、还是在文化上都表现出一种不对称性。为了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为了让世界更了解中国，一些有识之识开始在海外积极筹办大学，这一活动也得到了国外友好人士与学者的支持与积极参与。中法大学，巴黎中国书院，都为传播中国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因而，从国人角度来看，中国在海外办学，倒不是把中国的高等教育输出国外。整个近代，中国大学与发达国家的大学发展还是有点差距，在国际交流中有着单向性。因而，在海外办中国大学，更多的是出于文化的目的。就像吴稚晖在1919年发表的《海外中国大学末议》一文中指出的一样，在巴黎设立海外中国大学，可为国内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建立完美的大学；推进留欧教育，“使欧、美潮流，平均输灌”；便于学生掌握英、法两门外语，提高学生的学术水平和办事能力；有助于增进欧洲国家对中国的了解，促进中欧学术文化的交流和沟通，等等[xix]。里昂中法大学与巴黎中国书院的创立和发展，也正是在教育文化交流中，起到了这些独特的作用。它们在学习法国文化，促进法国学术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同时，也向法国人民介绍了中国文化，加深了法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尤其是巴黎中国书院，从创办到发展，堪称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

巴黎中国学院是中法两国友谊的产物，其目的是为了共同复兴中国文化，充实中国人文主义，同时反过来充实欧洲人文主义。1919年，北洋政府的官员叶恭绰赴欧美考察政治经济交通，他在巴黎期间，除考察政治经济外，热心文化事业，与伯希和、勒卢瓦等法国学者交往。“当时的欧洲知识界由于受欧战的打击，弥漫着一种西方文明破产、转而向东方文明寻求出路的思想氛围之中，受此影响，身为官员的叶恭绰也产生了向西方传播中国文明的想法。”[xx]他发现日本、印度、巴尔干及南美在各国大学都有学系，唯独中国没有，这不利于中国文化的发扬光大，也有损于中国名誉。于是他向一些法方人士建议在巴黎大学设中国学术讲座，创办中国学院。并想以此为中心，逐渐在欧美各大学推设相同学院，以达到向国外弘扬中国文明的目的。这种建议得到一批法国学者马上得到一批法国学者的响应，学院不久即成立。巴黎中国学院成立之初即定下5个目标[xxi]：一、帮助在巴黎大学内，组织研究中国新旧高深学问之机关；二、设立中国图书馆，及造就中国图书专门人才及译员；三、组织及鼓励一切中法机关之能使法国人研究中国高深学问，或中国人研究法国高深预备；五、发行各种刊物，组织各种特别研究会及演讲，发给资金与津贴等。在巴黎学院的发展中，也确实实施了各项任务，使学院成为集教学、研究、出版于一体的大学。在巴黎中国学院招收的学生中，人数最多的是中国人，其次为法国人，此外有德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葡萄牙人、瑞士人、俄罗斯、波兰人、越南人、日本人等。除了正式学生外，还有外来听众。他们中甚至有来自美国本土和中国的美国教授。就此来说，巴黎中国学院实现了其国际文化交流的初衷。巴黎中国书院的成立，一定程度上在国内起到了纠正当时中国国内新文化运动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明显的过激倾向。当时中国知识界有一部分人认为，只要是中国固有的文化都是不好的，应该打倒的，代之以以西文思潮为主流的新文化新思想。其实东西文文明道德各有利弊，应相互补充，交流，取长补短。当中国知识界看到西文诸国也开始在中国文明中寻找养料，中国文化也能走向世界的时候，这一举措无疑能给他们以启迪。

此外，这些学校大都开办中国急需专业，培养了大批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高级人才。特别是颁布外国大学的文凭，或学生所获文凭得到国际上的承认，这既可培养出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人才，又可减少人才流失。焦作工学院是建国前我国唯一一所面向煤矿的最高学府，她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采矿、铁路、冶金、土木建筑的专门人才。这些毕业生先后成为蜚声煤炭、冶金工业和铁路交通界的知名专家、学者和教授。雷士德工学院以培养工程技术人员为主。生前笃信宗教的雷士德在遗嘱中明确指出，不准把宗教带到教育中去，因此雷士德工学院不设置宗教课程。西医在清末对中国百姓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词，1899年德国医生埃里希·定隆来沪挂起“同济医院”时，鲜有人问津。后经多方努力，声誉才不断提高。于是出现了医护人员的严重不足。德文医学堂正是为满足这一需要而开设的。学校的开设为中国培养了大量西医人才。从1921年到1951年，到里昂中法大学注册的中国学生人数为473名，学习专业以理工科为主，主要分布在基础科学、工业技术、纺织、商业贸易、市政工程、建筑、航空等学科领域。大部分学生获得了高等教育文凭，其中131人获得博士学位，60人获得工程师文凭。[xxii]他们中的多数学成之后回国工作，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国科学界、教育界和文化艺术界的中坚力量，如科学家朱洗、汪德耀、范秉哲，著名文学家和诗人罗大刚、戴望舒，著名艺术家常书鸿、王临乙等。应该说，里昂中法大学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的确为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培养了一批高级人才。美国美尔顿大学中国分校的成立是“以利便有志渡美，期求深造，而迫于环境之青年，使能就学于本校。而所获之成绩与学识，与远涉重洋负笈于正校者绝无二致”[xxiii]。校长马时博士考察国内高等教育后发现，国内大学多偏重于文法课，在需要科技建设新社会的中国往往学非所用，而战时尤需要电报人才，毕业学生都能获得相应工作，于是在大学中重点发展了这类学科。学校的无线电专科生、汽车专业的学生很受欢迎，大多被军政部及政治财政机关所委用，在各轮船及运输公司服务者亦不少。莫斯科中山大学则主要培养政治人才，它为中国培养出了邓小平、张闻天、杨尚昆、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王稼祥、蒋经国、邓文仪等著名国共领导人。

外人对华投资办大学是在近代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在外人对华投资办大学中，有如雷士德那样，单纯地从基督精神出发，乐善好施，要“把中国赚的钱化在中国”；也有如巴黎中国书院一样，是从学术精神出发，研究汉学，发扬东方文化；也有的是为了吸引中国留学生或便于中国学生留学，如中法大学，美国美尔顿中国分校。但更多是的从投资者本国在华利益考虑的。投资办学的背后往往都有强烈的政治、经济利益的驱动。如果焦作路矿学堂的创办是为了经济利益的谋取，即为了培养更熟练的技术工人，从而为英国福公司赢得更多利益；那么东亚同文书院的创办则完全是政治的产物。东亚同文书院虽然以“日中亲善”的形态出现，其中也不乏同情、关心中国发展的人士，但总体而言，它是与日本政府的“大陆政策”相联系的。书院自成立之始，即受日本文部省和外务省的双重管理，后来还直接被首相府辖制，故其近半个世纪的办学历程，势必受到日本官方对华政策的制约和左右，并与此间的日中关系各项大事纠结在一起，尤其是中日战争期间，东亚同文书院有“学徒出阵”、“翻译从军”等直接参加侵华战争的行动，还培养了一大批汉奸人才。因此，虽然东亚同文书院曾经对中日文化交流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决不应该由此忽视其作为日本侵华帮凶的性质。对于外人对华投资所办大学或他们这种对华投资办大学的行为，我们应该有客观的认识，不能过分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