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

  　在一本叫做《喜剧世界》杂志上，有一个《阿呆答问》的栏目。一个福建读者提出的：什么是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的区别?阿呆答道：假如这里有半瓶醋，有人看到它以后；庆幸地说：“太好了，还有半瓶。”这就是乐观主义者。如果看到以后，说：“真糟糕，只剩半瓶。”这就是悲观主义者。这并不是给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下科学的定义。回答都相当片面，根据都显而易见地不充足，由于对照，显得荒谬绝伦。但从幽默的角度来说，却是有一点水平的。
　　这让我想起了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的一段，方鸿渐和孙柔嘉订婚以后。方鸿渐想起伦敦一位教授的话，随便发议论说：“天下只有两种人，譬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葡萄里最坏的。”钱钟书先生和阿呆的方法是一致的，都是在逻辑上取其一点，无视其余，层层演进，推向极端，导致荒谬。也许这位阿呆先生还受了钱钟书先生的一点启发也未可知。
　　但是，钱钟书先生的方法比阿呆在层次上要高超。钱先生接下去发挥说：“不过事实上适得其反，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一般人只能在人们共同的逻辑，习惯性的思路上进行思考，而有幽默感的人，则善于在人人习惯了的思路以外引出思路，一般的惯常的逻辑有一种强大的束缚力，这是由由它与科学的和实用的价值联系在一起，从小学到大学，人们就接受种种训练来适应这种思路，幽默的歪曲逻辑能量不强大到一定程度是不可能超越它的。作单层次的超越，已经罕见，能作多层次的超越的，非大家莫属。钱先生借方鸿渐的口，讲了一通歪理以后，才气还没有用完。接着写道：“从恋爱到白头偕老，好比一串葡萄，总有最好的一颗，最好的只有一颗，留着做希望，多少好?”这话得罪了孙小姐。她不高兴了，哄她、求她，她才说：“你希望的好葡萄在后面呢，我们是坏葡萄，别倒了你的胃口。”孙小姐的思路，显然又是对方鸿渐的思路的一种超越。明明是泛指，偏偏要拉到自己身上来。不但人物心理刻划别开生面，而且思路层出不穷，显示了他才气不可羁勒。
　　记得契诃夫早期有一篇小品；说的是类似的主题。一个人遇到了倒霉的事，往往因而思路不得自由。契诃夫却说：如果你被小偷偷了，你不要为失去的钞票而沮丧，你应该为家里没有失火而高兴。这种话看来是极大的虚拟，笑话，但是，对于增加幽默感来说，心胸宽广，却是关键。没有宽松的心态，无法摆脱实用价值和科学价值的巢臼，当然就不会有逻辑的超越。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庄子的太太死了，他为什么要鼓钵而歌，他说她从土里来的，现在回到土里了。这好像一点人味都没有了。但是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说，这正是辨证法：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必然向对立面转化的规律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幽默的极致，可以达到哲学的极致。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会说：死了人应该开庆祝会，庆祝辨证法的胜利。
　　在日常境界里，也就是从人情上讲与哲学是矛盾的，但是到了最高的境界；在辩证法境界里，生转化为死是自然而然的，哲理与人情，达到了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