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青年作家红柯，先后在内地生活了25年，在新疆生活了10年。他的作品以西部草原风情小说最有特色。他今年发表于《收获》杂志的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更如同一曲西部英雄的挽歌。沙漠、草原、古城，还有干涸的湖泊、剽悍的骑手，历史和现实的影像、传说与怀念，都浓缩在这部长篇小说里。红柯忽然把西部的远景拉近了———

　　钟红明（以下简称钟）：人们对你中篇小说的印象，是新疆的风光和少数民族风情，还有硬朗的民风。你在新疆呆了十多年，刚到新疆时是什么感觉？你怎么会跟新疆结缘的？

　　红柯（以下简称红）：我家离宝鸡70里。我上中学时想，以后要到很远的地方上大学，至少到西安上学吧。高考完一看成绩心就凉了，只好上了宝鸡师范学院，毕业后留了校。

　　我第一次去新疆，刚到吐鲁番的时候，火车停了半小时。一眼望去，那里就像月球上那么荒凉，全是黑石头，黑乎乎的，连土蚂蚁都没有，我真想打道回府。可我又不能回原单位。我走的时候只给校长留了信，如果打招呼肯定不让走；我离家也很匆忙，把行李和书收拾一下就走了，身上只有二三百块钱。当时我就想，到乌鲁木齐再看吧，那里到底有山有水有树，后来真的在新疆留下了。

　　钟：你的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笔锋硬朗，和现在文坛上脂粉气比较重的作品完全不同。小说里描述了两个硬朗的西部人物———盛世才和马仲英，你设计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红：我最初萌发写马仲英是在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图书馆有许多西北地区的资料，我读到马仲英一会儿和冯玉祥打，一会儿和盛世才打。马仲英在西北地区的名声很大，给我最初的印象简直就是项羽第二。马仲英祖父那一代就崛起了，他是大家子弟，有背景。到他父亲这一代气势弱了些。他十三四岁时顶替了父亲的位置，十七岁带兵打仗。冯玉祥的西北军在他手下输得够呛，要不是吉鸿昌，他简直就没有对手。他年少气盛，没什么顾虑，气魄跟项羽一样。

　　我写第一稿，盛世才只是个陪衬，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特别坏的，杀人如麻。后来我去新疆，又得到了很多资料，也听到了当地人的看法，盛世才没什么家庭背景，他在东北军里，先是郭松龄器重他，后来他投靠张学良，张却不信任他。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接触了当时很多先进思想。我改第二稿的时候意识到，你不能光说一个人坏。我觉得这个人非常复杂，也是个英雄、枭雄，所以他的阴险里面也有豪迈。

　　钟：西部的血脉、骨头都融在这两个人物里了。

　　红：我想写西北地区很血性的东西。草原上对待死亡是这种态度：比如老人要死了，就自己到大自然里去，或者让狼、老虎、老鹰吃掉。家里人也知道他将要干什么，他们羞于看到英雄末路的样子。就是葬礼也非常简单，拿布一裹就埋了。他们把死看得很自然，来自大地回归大地。我在马仲英身上就是要写那种原始的、本真的东西，那种对生命辉煌瞬间的渴望，对死的平淡看待和对生的极端重视。

　　新疆有中原文化没有的刚烈。我在新疆呆着，有意识地买了西方的民族史诗来读。法兰西的《罗兰之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也读了中国的民族史诗，比如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还有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历史《蒙古秘史》。得出一个印象，就是西方民族都有史诗。这史诗不一定都是史实。比如，法国人写得很大，把被别人打败的历史一笔带过，自己打仗时生命和灵魂却渲染得很充分。

　　钟：你小说的开头，写到对大海的向往：“当古老的大海朝我们涌动迸溅时，我采撷了爱慕的露珠。”后来对大海的向往慢慢丰富起来。这是一种理想吗？还是缺什么吆喝什么？

　　红：是理想。甘肃的地名很多有“水”———“喊叫水”、“一碗水”等等，西北把湖叫海子，一小片水就说是大海，陕西还有鱼河。我刚到沙漠，开始是害怕和绝望，绝望之后是慢慢有了幻觉。我曾有意识地骑着自行车，到戈壁滩体验一下。那里到处是黑色的石头。到新疆后读《圣经》和《古兰经》，才知道宗教的产生，大自然是原始动力，才知道大森林、大戈壁、大沙漠的意味，才体验到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气魄。

　　这是整个的西部的感觉。如果你到兰州以西，有些地区简直是生存困境，比新疆还干旱，见个人都困难，山光秃秃的。在那种环境下要生存，生命意识要非常强。所以反射到文化上，就产生了西部特有的生命的强悍感觉。到陕西听秦腔很暴烈，到兰州听花儿，比秦腔暴烈几倍，到新疆听少数民族的歌，我觉得简直是秦腔的源头。高亢之极，一嗓子上去，给人感觉好像在流着血。我对西部的充沛情感由此而来。

　　钟红明：你写这部小说有没有一种野心，建立你理想的精神家园和表达方式？

　　红柯：我一直有这个梦想。9年前我读了《蒙古秘史》，把它读完就有种冲动，感觉世界上的文字我简直就瞧不进去了。那七八万字的震撼力呀，真是写什么就是什么，感觉不是在读书。它没有文体，要文体干吗？说是历史也不是，说是史诗也不像。它简直是模范文本。我想靠近他，能否接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