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喜爱孙犁的作品，收到《晚年孙犁研究》，我是爱不释手。作者阎庆生从“美学与心理学”的角度阐释孙犁的当代意义，认为孙犁是一位具有思想家气质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巨匠。读罢全书，不能不叹服这个结论是实事求是的，合情合理的。

　　1938年春，孙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作为文化战士，手中武器就是笔，和手榴弹同挂在腰间的，还有一瓶墨水，经常冒着炮火在弥漫的硝烟中写作；1944年进入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讲课之余，写出了清新隽永的《荷花淀》等文学作品。长期的军旅生涯中，从一个农村子弟、青年学子而成为解放区知名作家的不乏其人，而进一步由一位作家成为一名杰出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和学者型的文学大师，孙犁则是独一无二的。　　享年九十的孙犁，“一生颠沛有忧患无已时”。特别是十年浩劫对他的磨砺，孙犁自谓“镂心刻骨”，对其人格重塑及人生哲学的形成有至为关键的唤醒作用。

　　“文革”期间，孙犁家被抄，人被斗，自戕未遂，又几次轻生，孙犁在生死线上反复地挣扎过。有的人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行至绝处而悟道，绝处与死地启示着空，澄明着无，往往夜空闪电一样将临届终极的生命从“常人”那里夺回到本真的境界，使之洞明生命的真谛，从而由谨小慎微转向无怯无畏。孙犁正是这样。

　　由于建国后文艺界一连串的批判运动，秉赋本就柔弱、敏感的孙犁成了惊弓之鸟，写出《铁木前传》、《风云初记》以后，创作上一直处于有“前传”而无“后传”、有“初记”而无“续记”的停滞状态，此一状态持续了几近二十年，直到“文革”后期，死生磨难才使业已进入晚年的孙犁渐渐变得胆大、勇敢起来了。1975年年底，他在自制的书衣上写道：“……呜呼，荆棘满路，犬吠狼嗥，日暮孤行，只可披斩而进也。”自此发轫，发奋为文，笔下所形成的一字一句，皆具备十里埋伏、八面威风、所向披靡的力量。以《布衣文录》作为孙犁晚年文学生活的起点，他在晚年的十八个春秋里，完成了一百三十万字左右的《耕堂劫后十种》。《晚年孙犁研究》认为，“这可以说是一次艺术的长征，生命的再造”。

　　“文革”浩劫是炼狱也是熔炉，大幅度地熔炼了孙犁的铮铮风骨与高尚情操。人格铸于先，文品成于后，孙犁文学之后期，对传统散文与杂文巧相糅合，成功地实现了创作与文艺理论、美学理论的良性互动，交织融会，沿着司马迁、鲁迅所开拓的文脉走向，其作品呈示出沉郁的美学境界，使孙犁成为一位“迥出众流，品格特异的散文大师”。

　　单就散文而言，人们认为建国十七年间的代表人物是杨朔、刘白羽、秦牧。杨刘二位与孙犁同出于军旅。进入新时期的二十年里，孙犁的“耕堂文体”在文坛上掀开了新的篇章，逐渐显示出新的曙光，这是劫后的中国文坛的幸运。

　　爱国之心，是人的一种天性。晚年的孙犁有一段深情的回顾：“假如不是抗日战争，可能我也就成不了一个什么作家，也就是在家里继承我父亲的那点财产，那么过下去……所以，对于参加抗日战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工作，直到现在，我也不后悔。”孙犁的一生充满了风雨、冰雹、雷电，经历了哀伤、凄楚和挣扎。有多少作家在经历种种忧患之后，失去理想，日渐沉沦，走向虚无，而独有孙犁，反其辙而挺进，“继承了中国文化忧国忧民的好传统，始终未忘、未改当年在炮火中参加革命的初志、本心”。一个早年从戎的作家能在历史大河的长风巨浪中不昧初衷，始终保持革命生涯中积淀下来的坚贞操守，无疑令人敬佩。

　　《晚年孙犁研究》的作者阎庆生教授，上世纪六十年代是我在大学时的同窗。此书成型，就受到著名学者王富仁先生的充分肯定。在当今文坛一茬一茬地捧抬“新秀”、冷落故人的形势下，阎庆生甘于寂寞，能埋首五年严谨扎实地研究一个业已过世的先辈作家，且以己之长（他长期研究过鲁迅而识力过人，显见鲁迅之同道），在新世纪里苦苦寻觅苦汁咸水泡过、烈火毒焰炼过的不朽的“民族魂”，为中华民族的前行从精神领域里添油加火，着实难能可贵。只因为尊崇鲁迅，也景仰孙犁，收到老同学这册继鲁迅研究之后更上层楼的理论新著，我便分外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