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德主刑辅”是汉代以来统治者惯用的口号，但都没有像唐初统治者那样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全面的贯彻。《唐律疏议》：“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s1]

所谓“德”，主要是指统治者应该以“宽仁”治天下。具体而言是要求统治者有所克制，将剥削和压迫限制在百姓能够承受的限度上，并且在伦理道德和各种关系上严格自我约束。唐初统治者采取了轻徭薄赋、征发农民尽量不占用农时、注意发展农业生产等等措施，使百姓得到一定的好处，不至于会铤而走险而陷入法网。

所谓“礼”，是指统治者应该对百姓进行纲常礼教的教育，以正面引导百姓为主。唐初统治集团中曾经有人认为经过隋末的大乱，百姓思想混乱，惯于犯上作乱，必须以严酷的法律威吓，才能建立统治秩序。而魏征却认为，人在颠沛流离的时候，就会恐惧死亡；恐惧死亡就会思念有文化、有教养的社会秩序；而有了这种思念之情，就容易受教育，就好比“饥人易食”，会如饥似渴的接受教化。因此正是统治者进行教化的大好时机。他的这个观点得到唐太宗的坚决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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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德礼”和“刑罚”是治理国家、教化百姓的相辅相成的两大措施，就如同黄昏和拂晓、春天和秋天一样相互发生作用。同时，在实施治理和教化中，“德礼”又是处在根本的、主导的地位，是“本”，是原则。而“刑罚”是处在辅助的、派生的地位，是“用”，是手段。